事件在当地影响很大，检察院也成了被议论的对象。
2008年5月16日下午，湖州吴兴区织里镇捐款现场。根据照片，16时08分，捐款箱还在现场。资料图片 吴团宝 摄
新京报8月25日报道 浙江湖州市吴兴区，四名乡镇干部被认定截留了一百多万元捐款，并私分了62万元。2008年汶川地震后，该乡镇组织了募捐，法院后来认定，负责现场组织的干部，将捐款箱拉走，私分了捐款。
调查发现，这次募捐管理混乱，甚至没有明确账目可查。而这起私分捐款的案件存在诸多疑点，更多是依靠证词。一审判决后，四名当事人否认此前供述，称遭到刑讯逼供。
几名镇干部是否将地震捐款装入了自己的口袋？该案今日二审开庭审理。
“妻子到底有没有贪污汶川地震的捐款？”8月10日，浙江人张建荣觉得，如果妻子真的连这种钱都敢贪污，子子孙孙都要背骂名，“但如果被冤枉了，我也会一直告下去的，为妻子讨个清白。”
张妻沈梅英，曾任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民政科副科长。今年4月21日，吴兴区法院判沈梅英有期徒刑13年6个月。法院认定沈梅英受贿12000元，伙同另三名镇干部私分地震捐款62万元，她本人分得11万元。
一审开庭时，包括沈梅英在内共三人“翻供”，否认之前在侦查、起诉阶段私分捐款的供述，只承认受贿。一审判决后，四人全部上诉，并称曾被刑讯逼供所致。
采访期间，吴兴区纪委、法院、检察院没作回应。
这起私分地震捐款案真相到底如何？今日，该案二审开庭。
8万余捐款一年后现身
办公室内被发现有捐款，孙水荣称是自己的。当地对其立案调查
“如果不是沙发底下的那笔钱，事情什么时候能浮出水面真不好说。”8月10日，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纪委书记费斌说。
去年9月30日，清洁工在现任镇人武部长办公室打扫卫生时，发现沙发下面有一包钱。人武部长随后向镇党委汇报。
钱用报纸包着，纸上写了数字，85174元。
“经过大致了解，我们判断与地震捐款有关。”费斌说，报纸里的钱有一块的、五块的，还有毛票。包钱的报纸是2008年5月7日的，是汶川大地震发生的前几天。
据费斌介绍，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吴兴区政府5月14日向全区发出开展捐款通知。织里镇由时任人武部长孙水荣担任募捐活动总负责人，时任民政科长陈国荣担任现场负责人，时任财政站站长韦竹根负责资金及现场捐款银行存款工作。
孙水荣于2008年8月调任他职。费斌说，如果钱与地震捐款有关，也许是一年前就放在孙水荣办公室了。
于是，镇纪委找到孙水荣。孙水荣说，钱是自己的。
“我们一直没有让他看到钱，让他仔细想。”费斌说，孙水荣坚称钱是自己的，并两次打报告要求拿回钱。
想了两个月之后，孙水荣还是说钱是自己的。织里镇纪委将情况向吴兴区纪委汇报。2009年12月13日，费斌将钱打开给孙水荣看。
此时，吴兴区纪委已对其立案调查，后移交司法机关。
四干部“贪污捐款”
“我们没有能力查清。”镇纪委书记说，他们希望法院能查清楚
事发后，孙水荣辩称，并非想侵占地震捐款。他说由于银行是下午3点半关门，关门前的捐款存进了银行，尾款带回了办公室，准备次日上班时再存，但由于事多遗忘了。
其妻邹金芳今年8月10日拿出一份1998年的病历说，孙水荣当年出过车祸，头部受伤造成记忆失常，才忘记了沙发底下的钱。
她觉得老公想贪那8万元不合常理：“如果真想占有，当时怎么不拿走？事发后怎么还敢打报告往回要？”
“作为乡镇纪委，我们没有能力查清此事。”织里镇纪委书记费斌说，孙水荣把钱记成是自己的，让人费解。他们也希望法院能把事情调查清楚。
今年4月21日，湖州市吴兴区法院认定85174元捐款是孙水荣截留，构成贪污罪。
孙水荣被判刑17年。法院判决的依据，不止85174元。
法院审理认定，2008年5月16日、17日的捐款中，孙水荣伙同织里镇时任民政科长陈国荣、时任民政科副科长沈梅英、时任财政站长韦竹根截留了113万元，其中17日私分了62万元，16日截留的51万元去向不明。
4人中除了韦竹根，另外3人交待在以前的工作中还有受贿行为，分别从一到五万元不等。四人均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判决书中体现，认定的主要违法行为，是截留私分汶川地震捐款。
混乱的捐款登记
1000元以下的捐款不登记，参与登记的工作人员说，其实千元以上的也没完全登记
织里镇现任财政总会计赵水章8月10日介绍，那次募捐的前三天，即5月15日到17日是现场募捐，之后改在办公室内。募捐有专用账户，共进账297万元。
根据法院认定，前三天现场捐款加起来应有190多万元，但前三天只存进银行73万多元。
按照一审法院认定，孙水荣、陈国荣在审查起诉阶段，均曾供述前三天的现场捐款，大约有200多万元。
检察院找到了那三天在现场帮忙的三名工作人员。三人分别是织里镇东盛社区主任沈水娣、清水兜社区主任顾占琴、联漾村妇女主任葛凤女。她们都表示对三天捐款现场总额不能肯定，但都表示16日那天的捐款约有100万。
对于17日的捐款，顾占琴觉得数额比16日少点但不会少很多。沈水娣、葛凤女看了17日的13万元存单，“认为肯定不止这些钱。”
今年8月9日，记者分别找到了三人。
沈水娣说：“那天钱太多了，吓死人。”她认为自己无法准确估计数额。顾占琴回忆，那天捐款的人多，捐钱上万的就有好几个，“我估计有100万，但让我说个准确数字，我真是一点也没有把握。”
葛凤女表示不确定16日是否比15日的捐款多，有没有100万不能确定，“越来越想不清了，到底有多少钱，只能是天知、地知、他们几个知了。”
据赵水章介绍，那次募捐只登记了1000元以上的捐款者，所以无法找到所有捐款记录来一一核对。也无法知晓到底有多少人参与捐款。
“实际上1000元以上的捐款也没有完全登记。”参与登记的联漾村妇女主任葛凤女说，她和镇团委书记徐颖都记过账，不过是想记就记，有时站起来离开一会儿就不记。“都觉得最后大家要清点，不会有问题。”
织里镇纪委书记费斌表示，镇里以前没开展过那么大规模的现场捐款，捐款群众很踊跃，大家排着队，如果捐一块、几块的都登记，效率就太低了。
在他看来，其他地方各种现场募捐活动很多都采取这种方式，不一一登记，“不出事不觉得有问题，现在出事了还真觉得是问题。”
从法院认定的事实看，捐款管理混乱不止于此。织里镇工会被吴兴区工会要求完成5万元“特殊工会费”（每名成员捐一元）后，织里镇工会负责人打电话给孙水荣，要求从募捐款中划转5万元作为他们的捐款。孙水荣考虑后同意了。
根据银行记录，2008年5月15日存进36万多元、16日存进24万多元、17日存进13万多元。法院认定15日被截留了85174元（孙水荣放在自己办公室），16日截留了51万元（去向不明），17日四人截留私分了62万元。
相互矛盾的供述
涉案人沈梅英称因儿子被牵连进来，她只好作了有罪供述，而自己其实没有参与募捐活动
一审判决后，四被告均上诉，称侦查起诉阶段因遭刑讯逼供而作了有罪供述。
今年4月16日一审开庭时，除韦竹根外，另外三人当庭否认了此前供述，称没有私分任何地震捐款。
陈国荣在去年12月18日到21日供认自己曾分到55000元，在12月22日的供述中又否认了之前供述。他在法庭上说，之前是因“压力大”。
孙水荣去年12月17日到24日的供述称分到255000元，12月31日称4人将80万元平分，今年1月30日又供称自己拿到35.5万元。
另一涉案人沈梅英，今年1月10日一天内书写了6份内容迥异的《我的交待》。她最终交代称自己分了22万。与其他几人交代有异，检察院起诉时指控是20万。
今年4月16日一审开庭时，沈梅英称自己是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为了救孩子，按他们提供的时间、地点、数额来认的。”当年组织地震募捐的活动，她没有参与。
根据沈梅英在一审和上诉状的陈述，她称自己被抓后连续五天接受审讯，检察院人员拿着其子张云翔被铐的照片给她看。她称，目睹还在读书的儿子因此被牵连，她写下《我的交待》。
一审判决后，张云翔书写了控告称自己被检察院的人带去，“戴了手铐还拍了照片。”
韦竹根供称四人私分了62万元，他在法庭上没有翻供。最终，法院采信了韦竹根的供述，认定共私分62万，其中孙水荣、韦竹根各分20万，陈国荣、沈梅英各分11万。
一审法院认为翻供的三人“拒不认罪，应从重处罚”，而韦竹根是“首先交待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的……主动坦白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较重罪行，可酌情从轻处罚。”最终，韦竹根因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6个月，为四人中刑罚最轻的。最重的是孙水荣，被判17年。
判决书下达后，韦竹根同其他三人一样上诉，称遭刑讯逼供。
捐款箱分身？
根据判决，当天下午2点多捐款箱被拉走，而根据现场照片，4点多时捐款箱仍在
一审判决后，四人的家属和律师认为找到了无罪的“铁证”：2008年5月16日下午，木质捐款箱没有离开过现场。而按照判决，当天几人运走捐款箱，截留51万元。
根据法庭判决，募捐现场有两个捐款箱，一个纸质的，一个木质的（镇政府的选举箱）。2008年5月16日下午2点多，孙水荣在现场“要求按原计划操作”，并叫来司机将木质捐款箱抬进汽车后备厢。孙水荣和韦竹根对现场工作人员称去银行存款，实际则将捐款箱拉到了镇政府地下车库。
停车后，两人将箱子抬到7楼的孙水荣所在的705办公室，相约晚上7点再去办公室。当晚孙水荣、韦竹根喊了陈国荣一起，清点木箱里的钱后，用塑料袋装好，放进孙水荣办公室橱柜。
此51万元，法院判决认为下落不明。
法院还认定，当年5月17日，三人又截留了62万。过程依然是叫车拉走，放在705办公室。陈水荣电话叫来了沈梅英，四人分了62万元。
一审判决后，四人的家属和律师，找到了当年5月16日下午捐款现场的照片，发现木质捐款箱没离开过。
当天下午，织里镇文化站拍摄了系列照片作为资料留存。记者看到18张照片时间从下午16：02持续到16：32，每张照片上都有木质捐款箱。按法院认定，该捐款箱两点多已被拉走并放到晚上七点多。
今年8月10日，这组照片的拍摄者、织里镇文化站工作人员吴团宝说，他清晰地记得拍摄时间是捐款的第二天（5月16日）下午，从技术角度说，照片上的显示时间可以修改，但相机属性里的时间修改不了，即使修改也有记录可查。
对于家属提供的证据，一审法官蒋红萍8月10日表示“等待二审的最终判决”。
谁拉走了捐款箱？
孙水荣曾交代两次叫司机拉走捐款箱。不过证据里没有相关证词。司机称自己未曾拉过
沈梅英的丈夫张建荣还有一个疑问，是谁开车将捐款箱拉到了镇政府地下车库的？
根据判决书，韦竹根供述：“5月16日下午，孙水荣叫来一个驾驶员”、“5月17日下午，孙水荣又叫了另外一个驾驶员。”
孙水荣自己供述：“5月17日下午，叫自己的驾驶员陈水根将箱子拉到镇政府车库。”对16日的驾驶员没提及。
一审的证据里，没有两个驾驶员的证词。
“不管是谁开的车，驾驶员作为关键证人，应该要有证言证词的。”沈梅英的辩护律师陈有西说：“找到这两个人应是非常容易，不知为什么没有证言。”
今年8月10日，司机陈水根说，他没有从捐款现场拉过捐款箱去镇政府。
他还说，去年吴兴区检察院办案人员通知他去询问了一个小时，他也是这么说的，不过最终检察院没有对他作笔录。
律师陈有西也见过陈水根。他认为如不是陈水根撒谎，就是检察院失职。
8月10日，吴兴区检察院拒绝接受采访，让与区委宣传部联系。宣传部领导则称“现阶段不宜安排采访。”
孙水荣的老婆邹金芳觉得老公胆子没那么大：下午两点多，众目睽睽之下将钱搬进办公室，电梯里有监控录像，从电梯口到705办公室要经过几个领导的办公室，“他们敢这么做，是不是不合常理？”
一审开庭前，律师陈有西提出调取监控录像。织里镇纪委今年4月14日出具证明称：由于镇政府监控系统内存小，监控内容只能保存两三个月时间，无法提供2008年5月的监控录像。
“赃款”去了哪里？
“赃款”的去向，显得模糊。律师认为，依靠嫌疑人证词来判贪污案，违背了此类案件的的认证方法
“这起贪污案定案完全依靠口供。”律师陈有西说，贪污案对言辞证据的依赖性很弱，必须靠查账等客观书证物证，无账可查的，只能疑罪从无。依靠口供判决，违背了贪污案的基本认证方法。
陈有西介绍，对于“贪污罪”的所有赃款去向，必须查明坐实，不能坐实的从无，这是刑事审判的基本规则。“但此案中，对‘赃款’去向的认定还有诸多疑点。法院认定孙水荣等人当年5月16日截留了51万，但认定‘去向不明’。”
对于已认定的，陈有西认为也有疑点。以韦竹根为例，韦竹根一审供认自己分得20万，他说自己曾欠做生意的邱建春7万元，用这笔钱还了。
今年8月8日，邱建春称，检察院找他做笔录时，“我当时就说，韦竹根没向我借过钱。但检察院的人反复问我，还说韦竹根说借了我的钱又还了我。我心里也犯嘀咕，我就说，如果他说借了，那也已经还了。”邱建春说“现在我仔细想清楚了，他确实没向我借过钱。”
沈梅英曾供述称自己将分得的20万元，连同自家的钱共30万，借给了徐明章。沈梅英的丈夫张建荣则称，30万是自家财产，房租、公司给的分红和股息收入等，他还出示了相关证据。
陈有西认为，要查清办案机关是否存在刑讯逼供，只要查看全程审讯录像就能查清楚，他已向法院提交申请，要求调取涉案人员的同步
视频、笔录、亲笔交待等资料。
“很多疑问本可以通过对被告人互相质证寻求答案。”陈有西说，遗憾的是，一个同时发生的四人共同贪污案，被分成三个案件分别起诉、审理，他认为这会造成割裂证据，导致无法当庭质证，进而导致全案事实无法客观地查明。
目前，刑辩专家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杨兴培、浙江工大法学院副院长李永红、浙江省律协刑委会副主任徐宗新，都已加入二审为四被告辩护团队。
“铁案”还是“冤案”？张建荣他们在等待二审判决。
(本文来源：新京报 作者：钱昊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