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空军如何空运第一颗原子弹？
新中国为了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生产、建设和核武器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1962年11月3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成立了中央专门委员会，由周恩来总理兼任主任。随后，各项工作，全面展开。空军部队参加的核试验工作，空军党委分工由成钧副司令员负责组织指挥该项任务的落实。1964年5月下旬，成钧率空军工作组到达核试验基地，会见了基地司令员张蕴钰等同志，紧接着去晋见住在基地招待所的张爱萍副总参藻长、他兼任核试验委员会主任，他对成钧说：“中央决定首次核试验，今年10月采取塔爆方式进行，9月10日前做好核试验准备工作，空军的任务：负责空运原子弹以及核试验用的各种技术设备和仪器；担任空中取样、回送试验成果；接送科学家和中央军委首长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做好效应试验准备工作：剂量侦察、试验场区空中摄影照相；关于核试验基地和核试验场区防空问题请空军考虑作全面安排。”成钧受领任务后，随即向空军工作组传达并指示空军工作组根据上级赋予的任务，研究空军如何完成参加核试验的各项准备工作。
随后，成钧率空军工作组在核试验指挥部领导干部的陪同下，在实地踏勘第一颗原子弹塔爆的预选场地；踏勘空军场区指挥所的位置：空军安置效应试验物的场地；还对下一步空投原子弹的靶场进行了初步勘察。吉普车在戈壁滩的黄沙高岗上爬上冲下，在“盐壳”构成的“搓板路”上折腾了大半天，把人的骨头架子都快颠散了。成钧的心脏病发作，医生赶紧让他服下心脏病急救用的“炮弹”，让他在骆驼刺丛中躺了一会儿，刚缓过来，他爬起来又坐车赶路了。在罗布泊场区三进三出，对原子弹塔爆位置、空军指挥所位置、核试验效应场区以及下一步空投原子弹的地面靶标地点，翻来覆去踏勘了好几遍，逐个作出分析、对比、评估。除了对安置铁塔位置提出意见，供核试验委员会参考外，还在距塔爆中心南侧5千米处，选了一块平坦戈壁，作为修建空投原子弹靶标的地点。工作组成员一致说好，成钧慎重地说：这只能作为初步的看法，暂不作决定。他要让担任空投原子弹的飞行部队派人来实地踏勘后再敲定。
在核试验场区踏勘后，成钧指示空军工作组分头到核试验基地有关部门拜访请教。经与基地有关部门请教、研究、协商后，空军工作组成员拟出了参加核试验各项工作的初步意见，成钧副司令员与空军工作组成员研究后，综合归纳提出了一个初步实施方案，向张副总长汇报，基地领导也在坐。张副总长同意空军提出的初步实施方案。接着成钧派随行的空司作战部副部长恽前程回北京，向空军刘亚楼司令员当面报告空军参加核试验的初步实施方案和有关事宜。刘亚楼听了汇报，完全同意成钧提出的初步实施方案，并同意成钧提出成立一个空军机关、部队参加核试验工作的临时党委，统一领导指挥空军机关、部队参加核试验的各项工作。
成钧副司令员为了保证首次核试验给予空军的各项任务按时完成，根据轻重缓急、先后抓了以下具体工作：
加强场区机场建设
核试验基地为了接送北京等地的科学家和领导同志，选定机场场址，由陆军工程兵部队修建了一条800米长、40米宽的短土跑道，由兰州空军抽调20余人组成场站。场站人员到位后，自己动手修地窝子，作为临时营房，以有、无线电通讯和简易气象台，保障轻型运输机起降。成钧根据机场的现状，为了保障飞行安全，决定由兰空抽调远、近距离导航台、气象预报室、四站、消防、运输、地勤、警戒勤务等人员设备，加强机场和场站建设。并建议核试验基地修建一些保障飞行部队进驻和过往人员的食宿营房。成钧还建议核试验基地在戈壁滩上压一条能起落轻型运输机的跑道，以便空运核试验物资到试验场区。这些建议得到了核试验基地领导的赞同和支持，由陆军工程兵部队昼夜突击施工，1964年8月基本完成，保障了部队进驻和遂行空运等任务。
改装空运原子弹的飞机
空运原子弹是核试验委员会给予空军的任务之一。根据空运装箱的体积、重量以及保持一定的温度、湿度、防震、防碰撞等技术要求，成钧与空军工程部外场部张开帙部长等人研究，确定用伊尔—14型货机，由张开帙组织有关部门和人员根据不同要求进行密封处理，在机场试飞达到技术要求后，按成钧命令执行空运原子弹的任务。
对米—4型直升机按照上述技术要求，也进行了改装。
改装空中取样飞机
空中取样是核试验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当时我们既无实践经验、又无国外资料可供参考。成钧与张开帙等人研究，根据取样技术要求，初步确定用伊尔—12型运输机担任空中取样任务。取样筒装在伊尔—12飞机腹部底下，科技人员在机舱内操作取样的设备和仪器。并对飞机进行防辐射、防烟云、防伽玛射线的密封包装处置。经过试飞，高度达到8600米，已符合核试验委员会的空中取样高度和其它技术要求。
效应试验
核试验委员会为取得防护原子弹的第一手资料，核试验场区指挥部下设10个效应大队。空军为第二效应大队，成钧在核试验指挥部划定的效应试验场区，反复现地勘察，边勘察边研究效应物的摆放。现地勘察后，成钧要科研部魏坚副部长提出各种效应物摆放方案。方案经批准后，由科研部在北京组织参加效应试验单位，抽调效应试验物，协同司令部按计划调运，效应试验物应于9月初先后运到效应试验场区，按预定方案摆放。成钧率随行人员，从爆心起检查每隔一定距离摆放的飞机、地空导弹、高射炮、雷达、通讯设备、油料、航材、弹药、军舰、军需等各种装备以及仓库、地面机窝和摆下一架飞机的地下洞库，还有狗、猴子、兔子、老鼠等动物的摆法，并检查这些效应物无防护措施和有防护措施。成钧边检查边纠正。有时睡一觉想起某一个效应物摆法还不合适、就到现地研究摆法。成钧在效应试验准备工作上花的时间最多，精力最大。
气象预报
为了掌握试验场区及其周围的天气变化情况，试验场区的飞行安全，成钧命空司气象局和南空气象处派人组成试验场区空军指挥所气象预报室，搜集场区及其周围的气象资料，严密观察场区及其周围的天气变化情况。进行核试验的天气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必须有适合的天气才能进行核试验。
是年10月初，试验场区完成核试验的一切准备工作，只等有适合核试验的天气。10月14日核试验场区指挥部气象预报室和空军指挥所气象预报室，同时报出16日下午，试验场区及其周围天气可能有个空隙，适合进行核试验。
张副总长、成副司令和试验基地张司令员共同研究决定核试验16日下午2时进行。16日上午场区周围天气还是不太好，人们担心下午是否能进行核试验。中午12时场区周围天气转好，一片蓝天，12000米高度以下的对流层风向适合进行核试验。人们紧张地等待原子弹起爆。核试验场区指挥部指挥中心，下午14时59分40秒倒计时，15时准时起爆。在原子弹爆炸的瞬间光辐射、冲击波过后，人们看到原子弹蘑菇云直上蓝天，人们热烈欢呼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了……由于气象预报室14日准确地预报了16日下午的天气，使核试验能按时进行，核试验委员会迅即给两个气象预报室荣记集体一等功。
空中取样时机
经过总预演，各项准备工作都达到了预期要求。只有空军飞机穿烟云取样的一个关键问题没有解决，即取样飞机应在“零时”后多长时间进入烟云?第一次进入烟云飞机应保持多少高度?飞机第一次穿烟云是穿顶、穿腰、穿尾?这本来是靠科学试验才能解决的问题，无法通过模拟预演来回答。当时无国外资料可供参考，科学家和空军部队指挥人员经过多次讨论，因无可靠依据，无法达成共识。飞机穿烟云取样时机、高度和部位，既决定着取样的好坏和质量的高低，也关系着机上人员和飞机的安全。最后成钧与张副总长商定取样飞机在“零时”后30分钟在高度8000米穿烟云，第一次穿烟云后，由机上科技人员根据安装在飞机上的计量探测仪器指示的伦琴数据和爆心的温度，决定飞机再次进入的高度和穿烟云的部位。后来实践证明这个决策是正确的。
空运原子弹
成钧选调了责任心强、飞行技术好、落地平稳无震动的伊尔—14和米—4直升机组，担任空运原子弹的任务。
成钧命伊尔—14机组会同科研人员根据原子弹分散装箱，保持机舱内一定的温度、湿度、防震、防碰撞技术要求和每个箱子的体积、重量，用石头装在箱子里在机场进行模拟试飞，试飞结果认为完全符合技术要求，然后按箱子的编号次序，谨慎小心地往飞机上搬运，按预先设计好的箱子位置摆放，并进行固定捆绑处理。箱子装机后检查各项指标系数符合要求，成钧才命伊尔—14飞机从预定机场起飞，安全飞到目的地。
原子弹运到后，按编号次序卸载，经科技人员检查后，采取保密措施，待命空运到试验场区。4月5日核试验委员会命令装箱的原子弹空运到某机场后，由机场的直升机再分批空运到核试验场区铁塔下，空军到此圆满完成了原子弹空运任务。
10月16日下午15时30分，成钧命伊尔—12空中取样飞机，准时到达试验场区，在指挥所领航员引导下，3次穿过蘑菇烟云。每一次穿过烟云，成钧通过领航员询问空中情况。空中取样飞机完成取样任务降落后，经过洗消，即将取样成果运送北京，成钧这时才松了一口气，肩上好象卸下了千斤重担。
接着是准备组织飞机空投原子弹试验。1964年11月成钧在兰州参加一次核试验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成钧建议扩建马兰机场，以便明年执行核试验任务时，能进驻歼击机、运输机等部队，执行空中取样、接送来往人员、防空战备等任务，并作为轰炸机在试验场区进行投弹训练的备降场和正式空投原子弹时，万一试验场区天气不好返航，将马兰机场作为带弹降落的备降场。核试验委员会当即决定由核试验基地负责扩建马兰机场，进行突击施工，保证明年4月完工能使用。会后，成钧将空军某团副团长李源一、大队领航主任于福海等人找来，跟随他和张爱萍副总长乘飞机到核试验基地指挥部去，尔后又派恽前程领着李源一、于福海等飞行人员坐着飞机在罗布泊试验场区上空飞了几圈，从空中看投弹靶标，接着又坐汽车到实地勘察两三遍，最后选定第一次塔爆中心南侧5000米处、一个较为平坦的点，为空投原子弹靶标位置。当他们向成钧副司令汇报时，成钧拿起标好的地图，审视了好几遍，还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当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才笑着说：“这地方是你们自己选的，既然你们满意，我当然也就只好划圈了。”其实这是成钧率领的空军工作组和飞行人员的不谋而合，共同选定的轰炸靶标的位置。
1965年2月，成钧和空军政委吴法宪率空军核试验工作组一行人，乘飞机到空军预定参加核试验部队的驻地，下达空投原子弹试验任务。他们宣布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用飞机投掷原子弹试验的决定。并宣布这次空投原子弹的任务交给李源一(领航员于福海)、徐文宏(领航员赵承业)两个图—16机组，李为正式机组，徐为预备机组。会后，这两个机组驾机到综合试验基地，进行空投原子弹训练。
4月28日，根据核试验总指挥部决定，为检验各参试单位的工作情况，进行一次模拟空投原子弹的总预演。李源一机组驾驶图—16型轰炸机，在靶标上空投了一枚与原子弹重量、外形相同的“冷爆弹”，爆点距靶心96米(要求在100米以内)，预演成功大大增强了参试人员的信心。当时成立了第二次核试验委员会。张爱萍为主任委员，成钧等9人为副主任委员。
5月14日，空投核试验正式开始，李源一机组驾驶挂载着原子弹的飞机飞向靶标，上午9时59分10秒，领航员于福海将原子弹投下，爆炸高度500米，当时在现场指挥所坐镇指挥的成钧副司令员，通过无线电对空台兴奋地对空中飞行人员说：“周总理刚刚和指挥部通过话，总理让立刻转告你们，他说：你们工作很好，祝你们安全返航，回去很好总结经验”。
成钧在组织指挥空军部队参加核试验进程中，从选靶场、设置效应区到投弹训练、气象保障、防化洗消、现场指挥等等，每一个步骤，他都兢兢业业，日夜操劳，为新中国的核试验作出了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