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西西比河

转贴前言：本文作者是“杜车别”。本文有点长，若兴趣不大者就请别看，莫谓言之不预也。
转贴时删去了原文中关于《明夷待访录》一书来历的那段文字，以使本文结构更清晰。被删部分也称得上“一字一血”，充满了对清朝残暴统治的控诉。

回过头来再接着上引鹿鼎记内容下面这几段话，无耻程度更显惊人
“韦小宝乘机说道：‘是啊。小皇帝说，他虽然不是鸟生鱼汤，但跟明朝那些皇帝比较，也不见得差劲了。说不定还好些。他做皇帝，天下百姓的日子，就过得比明朝的时候好。兄弟没学问，没见识，也不知道他的这些话对不对。’顾查黄吕四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想起了明朝各朝的皇帝，自开国的明太祖直至末代的崇祯，若不是残忍暴虐，便是昏庸糊涂，有哪一个及得上康熙？他四人是当代大儒，熟知史事，不愿抹煞了良心说话，不由得都默默点头。”
“……查继佐道：‘决不是开玩笑。我们几人计议了几个月，都觉大明气数已尽，天下百姓已不归心于前明。实在是前明的历朝皇帝把百姓杀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

如果顾炎武等人地下有知，看到这段后代奴才强奸他们意志，侮辱他们知识程度的对话，恐怕真要气得七窍生烟，从棺材里爬出来。
他们生活在满清统治下，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满清一件件惨绝人寰的暴行，如果还能说的出这样的话，那就真非人类了。
奴才们诚恳地深信所谓康熙盛世的谎言，便以为当时的遗民所看到的真是一个所谓的康熙盛世；奴才们自己对满清皇帝丰功伟绩顶礼膜拜，便以为当时的遗民也应该向他们一样匍匐在地上为清帝的英明圣武激动地颤栗发抖；奴才们自己对满清统治下屠杀平民无数的血腥暴行视而不见，便以为当时的遗民对这些血迹未干的暴行同样麻木不仁。真是可笑又可怜的奴才心理！

然而事实毕竟无情面，只能给现在这些奴才打上响亮的耳光
若论杀人的残暴，从明太祖朱元璋到崇祯，所有明朝皇帝没有一个是允许军队滥杀平民的，甚至三令五申，禁止军队屠杀平民，而满清的皇帝则是把屠杀平民当成家常便饭！
被一些人说成残暴的明太祖朱元璋在平定天下时，三令五申，不得杀戮无辜，不得屠城
　“在北伐之前，他（朱元璋）又一次对部下说：‘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诸将克城，毋肆焚掠妄杀’”（引自《中国人口通史》）
　再如“至正二十四年（1364）七月，常遇春兵围赣州。守将熊天瑞固守不降。朱元璋担心常遇春破城杀俘。于是派汪广洋去常处，并告诉汪广洋‘汝至赣，如城未下，可与遇春等言；熊天瑞困处孤城，犹笼禽阱兽，岂能逃逸，但恐城破之日，杀伤过多，要当以保全生民为心，一则可以为国家用，一则为附者劝，且如汉将邓禹，不妄诛杀，但享高爵，子孙昌盛，此可为法’围困五个月后，熊天瑞被迫开城投降，遇春果然不掠不杀。朱很高兴，便谴使持谕褒奖‘今将军破敌不杀，予甚为将军喜，虽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将军能广宣威德，保全生灵，余深有赖焉’”（引自《明代文化研究.南京专辑》）
再如南明张煌言率领的反清义军，顾诚《南明史》中有这么一段话“煌言治军纪律严明，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史籍记载，张煌言驻军于芜湖时，“一兵买面价值四分，止与十钱。店主哄起白张，张问兵，曰：‘诚有之，时无钱耳。’张曰：‘汝食大粮，何云无钱？’将蓝旗一面投下，曰：‘拿下去！’左右缚兵，兵问故，曰：‘张爷令斩汝。’兵大惊曰：‘吾罪岂至此乎？容吾回禀。’张曰：‘吾有谕在外，即一钱亦斩，况四分乎？’遂斩之。”
也许在金庸这样的奴才看来，朱元璋等明朝皇帝杀的是所谓开国功臣达官贵人，所以是暴虐，而满清杀的大量平民则不算人，或者生命的价值比起达官贵人来低一等，所以是仁慈，卑劣至此可以令人无言
关于清朝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呢，看看顾诚教授是怎么评价的
“清廷统治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都以凶悍残忍著称于史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句话对他们不完全适用，因为他们的做法通常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是说一遇抵抗，破城得地之后不分军民，不论参与抵抗或未参与抵抗，通通屠杀或掠取为奴婢。努尔哈赤在辽东的屠戮汉民，皇太极时三次深入畿辅、山东等地的屠杀抢掠在许多方志中有明确记载，连经历了文字狱闹得最厉害的乾隆时期的御用文人纪盷也在《阅微草堂笔记》里透露了他一家在清军屠刀下的遭遇”
可以说清朝在建立统治的过程中，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几乎没有间断：辽东大屠杀，济南大屠杀，大同大屠杀，扬州大屠杀，江阴大屠杀，嘉定大屠杀，湘潭大屠杀，广州大屠杀，四川大屠杀，云南大屠杀……数不胜数，令人触目惊心。甚至统治稳固之后，凶残程度也没有丝毫改变，平定三藩，镇压准格尔，镇压苗民，镇压白莲教，镇压太平天国，依然伴随着一次次大屠杀。
而且这些屠杀往往不是军队自发的暴虐，而是清统治者有意为之。如果有军队敢不进行屠杀，反而受到严厉申斥。
《南明史》中有从《清世祖实录》中摘录的一则史料 “兵部以总兵官任珍阵获伪官兵四十九名，俱抚养不杀奏闻。得旨：凡平定地方降者抚之以示恩，抗者杀之以示惩。如此则人皆感恩畏死求生而来归矣。今平西王等将阵获之人抚而不杀，……此事甚不合理。尔部其移咨平西王吴三桂、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知”
显然在清廷主子看来，有些汉奸军队“将阵获之人抚而不杀”，是“甚不合理”的。

看看明末烈士遗民的事迹，几乎无一例外可以发现，我们所关注的每一个人背后，其亲属朋友，常常是七八个甚至上十的死于清军的杀戮之下，如果以此推断，则明末当时死于清军之下的人口比例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夏完淳父亲夏允彝投水死；他的老师陈子龙被清军抓获后也投水死；他的叔父夏之旭因藏匿过陈子龙被清军追捕，自缢而死；他的另一个老师吴易被清军诱捕后处死；他的岳父一家，岳父钱彦林和他同日处死，岳父的堂兄钱棅也同日处死，他的内兄钱熙在抗清起义中死，另一个内兄钱默削发为僧，流浪各地不知所终，他的岳母投水自尽，他的妻子秦篆在短短时间内经受了父死母亡，兄长死丈夫死，怀孕期间受到世上最惨厉的痛苦折磨，最后生下的男孩也还是死，她削发为尼，夏家和钱家至此全灭并且绝后！
他的姐夫全家（嘉定侯家）的成年男性全部死光，女性也几乎死光，其中侯峒曾与侯玄演、侯玄洁父子三人死于嘉定屠城，侯峒曾女儿辅义，孙女异来自尽而死，侯峒曾的三儿子侯智含在在灵隐逃难时死去，侯峒曾的弟弟，即夏完淳姐姐夏淑吉的公公侯岐曾逃出嘉定城，没有多久还是因为曾经藏匿陈子龙而被清军抓获自缢而死，侯岐曾的母亲自杀身亡，侯岐曾的妾刘氏一同自杀，侯家只剩下夏淑吉这个寡妇，后来夏淑吉的儿子也即夏完淳的外甥同样被称为神童的侯檠也在十七岁病死，至此侯氏一门全灭并且绝后，夏淑吉也出家为尼
夏完淳的的表妹，嫡母盛氏的侄女盛蕴贞，原来许配给侯家的侯智含，但侯智含也死了，于是也做了尼姑
夏、侯、钱，本来是江南颇富盛名的三大家族，人才辈出，在清军摧残蹂躏下，到这时候，基本全部死光，只剩下几个青灯古佛为伴，无尽痛苦与仇恨中煎熬的寡妇尼姑。
仅仅关注夏完淳，他背后死于清军迫害的亲友就高达二十以上，而这还仅仅是无数例子中的一个。
再如函可，他自己因为记录南明史事，被清廷发现后，迫害流放到东北，他的三个弟弟全部因抗清而死，从兄如琰，从子子见亦死，他的姐姐，“清兵攻陷博罗城后死”，一个弟媳绝食死，另一个弟媳“饮刃死”，他有诗反映清兵攻陷博罗后，大肆屠杀，他的全家几百口人惨遭杀害的事实：《秋思》“前月片纸来，摧胸裂肝肠！闾井十无一，举家惨遭殃。叔弟尚伏枕，一命在微茫。母死恐未葬，弟死谁盖藏？”《沈阳杂诗》“举家数百口，一弟独为人。地下反相聚，天涯孰与邻”《得博罗信》“八年不见罗浮信，阖闾惊闻一聚尘。共向故君辞世上，独留病弟哭江滨。……纵使生还心更苦，皇天何处问原因？”
也即仅关注函可一人，他背后就是整个家族几百口人死于清军屠刀之下。
还有张家玉，家乡被清兵攻占，祖母，母亲，妹妹都赴水而死，妻子被抓后不屈，被断肢体而死。家庙被毁，祖茔被挖，张氏家族屠戮殆尽。
再如前面介绍过的，在昆山大屠杀中，顾炎武的“生母何氏被清兵砍去右臂，两个弟弟遭杀害，好友吴其沆也被捕蒙难”，顾炎武嗣母王氏也绝食而死。
而黄宗羲一家人也在逃避清军悬赏抓捕过程中，因病死亡不断，他悲愤地写下了 “八口旅人将去半，十年乱世尚无央”、“半生滨十死，两火际一年”的诗

具体到康熙而论，在他亲政后，继续实施并有所强化的沿海迁界，屠杀迫害沿海平民数量就不知道有多少
而平定三藩，更是发挥其祖宗屠杀平民的老本领
《清史稿.王骘传》里记载的王骘在康熙的上疏中说 “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创痍。自荡平后，修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3]，说明一下，这里所谓运量行间，就是指康熙十九年王骘“出为四川松威道。时征云南，骘督运军粮”，这个所谓的荡平当然是在康熙统治下，清军所进行的屠杀！
还有康熙十八年，浏阳县知县曹鼎新说“自甲寅吴逆倡乱，……以至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老幼死于锋镝，妇子悉为俘囚，白骨遍野，民无噍类”[4] 。这里说的就更明确了“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同样康熙统治下清军疯狂屠杀平民的暴行。
再如黄裳先生的《笔祸史谈丛》中写到他看见过一本清朝禁毁书籍的漏网之鱼，其中记载了康熙统治下清军的禽兽暴行！这里不妨详细摘录如下：
“手边有四册《无闷堂集》，闽张远超然撰，康熙刻本。四库未收、禁书目也没有著录，照我看也是一条漏网之鱼。只要看卷中有许多地方都开了天窗，就可以知道了。文集卷七有一篇(徐烈妇小传》，照例这样题目的文章我是不大看的，但因为篇中挖去了将近一行而引起好奇，终于发现这实在是一篇很有意义的文字。传末‘野史氏日”以下的一节是:
‘甲寅之变，生灵涂炭。身污名辱，终于不免者，不独女子也。女子为尤惨。楚蜀两粤，不可胜数。以予所目击耳闻者，独浙闽江右。其死干锋镝、盗贼、饥俄、损伤、老弱废疾者不具论其姿容少好，骡车马背辇之而北者，亦不具论。惟其弃载而鬻之者，维扬、金陵，市肆填塞(以下挖去十五字)累累若若，若羊承然，不可数计。市之者值不过数金，丑好老少，从暗中摸索。’
“甲寅是康熙十三年(1674)。这里所说的是三藩之变，干出种种惨绝人寰的兽行的正是平定三藩的清军。其在浙闽江右一带作战的则是讨伐耿精忠的部队。扬州、南京的人肉市场，竟与奴隶社会无异。不见旧记，是无从想像的。那挖去的几句也不知道说的究竟是怎样的事物。”[5]
这等在其治下，军队屠杀平民，抢劫奸淫妇女无所不为的禽兽暴君，在金庸笔下居然成了所谓仁慈圣君，而严令禁止军队屠杀抢掠平民的明朝皇帝朱元璋等反而在金庸嘴里成了所谓暴虐，人可以颠倒黑白，信口雌黄到这样的地步，也确实无耻的有些过头了！

如果论康熙统治下人民的生活如何，那么当时遗民的记载也不少，
比如康熙十九年（1680年）顾炎武指出关中情况‘以今所睹国维人表，视昔（指崇祯末）十不得二三，而民穷财尽，又信徙而无算矣。……有六旬老妇，七岁孤儿，挈米四升，赴营千里，于是强者鹿挺，弱者雉经，阖门而聚哭投河’”[6]
唐甄说得更详细“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再如清朝雍正编写的《大义觉迷录》中还记载了吕留良在康熙时期说的一句话“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
在《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一书前言里一段话也能说明一定问题
“康雍乾三朝，在封建史家笔下，被美化为盛世郅（致）治，但从本书辑录大量资料来看，所谓盛世，所谓郅治，实际……广大城乡人民依然过着衣不蔽体，食不充腹的苦难生活，阶级之间对抗日益尖锐” [7]
客观地说，明朝任何一个时期的皇帝治理下，大部分地区人民百姓的生活都远远好于被一些人所吹捧的康熙治下，看看张岱在《陶庵梦忆》对明代繁华景象的记载，再把康熙统治时期一派萧条破落，大部分百姓在糊口线上挣扎的景象对照一下，就可以明白即便在明朝最穷困的崇祯时期，没有严重自然灾害和战乱破坏的地区尤其是江南一带，其繁华富庶，百姓之安居乐业，是康熙统治时期所望尘莫及的。
再有黄裳的《笔祸史谈丛》里的一则资料也能说明一定问题，他在提到被清朝列在禁毁书目名单中的叶奕苞《经钮堂文稿杂著》中时候说，“就这一册杂著文稿看，内容多半是考订金石旧史之作，看不出有什么违碍之处，不知何以竟得到“荒诞悖逆，语多狂吠”的评语而列人禁书。文稿中有一篇《赠白生璧双序》，倒是为吴梅村《琵琶行》诗作笺的好资料，其中提到了崇祯遗事，不无兴亡之感，也许就是碰到清朝痛处的所在，但无论如何也找不出‘狂吠’的痕迹”
那么在黄裳看来，可能碰到清朝痛处所在，以至于得到“荒诞悖逆，语多狂吠”评语的《赠白生璧双序》究竟是写了些什么内容呢？这里不妨摘录如下：
“白生之先吴人也徙家南通州，凡五世。祖父挟琵琶游塞上，生独好游江南，亦挟琵琶以行。先是大仓吴学士遇白彧如于王太常之南园，闻琵琶称善，彧如为学士进新曲，乃明崇祯帝十七年间事。叙述乱离，嚎嘈凄切，至于泣下。……”
“予因有感于江南盛时，奈陵吴趋余杭之里，门第相望，鼓钟不绝。所奏伎乐皆尚吾邑魏良辅所定之昆腔。若琵琶者，以为北方之乐，屏而不御。故生之祖父技虽胜，仅从塞上游，势使然也。然十余年来.生与彧如以其技游于南，南之人忽好之，识者以为天地之气于是变矣。自北而南，因足信也。无何而向之门第相望者，迁为戎营，夷为牧圉，而鼓钟不复作焉。呜呼，高岸成谷，深谷为陵，吾生三十年中，盛衰递见，何止白生祖孙父子间乎。”
黄裳说“戊戌是顺治十五年，上推十余年正是甲申乙酉之顷。作者这里的感慨是明显的。也许这就是触犯禁忌的要害吧”[8]
叶奕苞文中所提“江南盛时”，正是明末崇祯时期，他所说的“吾生三十年中，盛衰递见”，所说的盛也是明代时期的江南，而衰则正是他写文时所处的满清统治时期。这种对事实的揭露难免让满清统治者和奴才怒火中伤，它们气急败坏之下，把原本平和带点哀伤的文字，批成“荒诞悖逆，语多狂吠”，甚至把整本书列为禁书，也就不足为怪了。

稍微了解一些事实真相就知道，满清统治的稳固始终不是建立在给百姓更好的生活，更得民心的基础之上，而始终是建立在灭绝人性的残暴基础之上。现在的奴才可以被几百年屠刀下的谎言所欺骗，但遗民们却生活在当时，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经历亲自看到，感受到满清的统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对他们来说，明代的皇帝有再多缺点，那也只是人的缺点，而满清类似康熙这样的皇帝，被吹嘘得再完美，那也只是屠杀平民的禽兽，而非人，这才是真相！
屠夫被歌颂，汉奸被美化，烈士被践踏，遗民被歪曲，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景象。难道说当年烈士和遗民们抑郁不能申于当年者，仍旧晦昧不见白于今日么？难道说当年他们悲叹““长宵盼不到天明”“长夜漫漫何时旦”，现在天还没有明，还没有旦么？

好诗岚

岛主总是忽略一个重要事实，就是过去两千三百多年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一现象：

东汉：二百年不到
西汉：二百年不到
隋+唐：三百年几十年
宋：三百三十年不到，南、北两段
元：不到一百年
明：二百八十年不到
清：二百八十年不到

没有一个能长治久安的。任何两个朝代之间都经历一段或长或短的动乱时期。这才是中华民族的悲剧所在，岛主为什么不分析分析这一现象？

密西西比河

分分合合本就是历史规律.二三百年统一王朝还不算长治久安?只要封建制度存在,那分分合合就会循环.

沉醉夕阳下

转贴前言：本文作者是“杜车别”。本文有点长，若兴趣不大者就请别看，莫谓言之不预也。
转贴时删去了原文中关于《明夷待访录》一书来历的那段文字，以使本文结构更清晰。被删部分也称得上“一字一血”，充满了对清朝残暴统治的控诉。

回过头来再接着上引鹿鼎记内容下面这几段话，无耻程度更 ..
明朝皇帝确实没有能比得上康熙的啊，这应该是常识，幼儿园小朋友都知道的，而康熙也没屠过城啊，建立统治时的屠城跟康熙有什么关系，看到这就不想看了。。

@地瓜叶

明朝皇帝确实没有能比得上康熙的啊，这应该是常识，幼儿园小朋友都知道的，而康熙也没屠过城啊，建立统治时的屠城跟康熙有什么关系，看到这就不想看了。。

这个就不是历史知识贫乏的问题了，而是逻辑的问题了。

看不看这篇文章是你的自由。但是，1，或者别看了，也别发言丢自己的脸了；2，或者就干脆看完，至少得弄明白别人说了些什么，这样再发言时才不会犯低级错误，不会被人一下子拍死。

我比较厚道，不怎么想拍你，只是讲一下：原文中讲得很清楚，平三藩时，四川省被屠杀到“一万八千余丁”的地步，还不及其它地方一个县的人多。（“丁”是指交税人口，即成年男子。一万八千余丁，则总人口估计七、八万。）其它清军经过之处皆屠杀极酷烈，有各个地方幸存者留下的记载。
我想，幼儿园小朋友应该能分得清屠杀平民是好事还是坏事吧。但是有些“幼儿园大朋友”或许反而分不清？不过，若能穿越一次就好了，请“大朋友”穿越到康熙时代去，享受一下伟大光荣正确的康熙大帝的亲切友好的大屠杀，不亦快哉？

良思俊旭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臭名昭著的大屠杀：

白起屠杀俘虏。秦始皇为查扔铁锥的刺客屠杀一个县。唐末黄巢的大屠杀。元朝屠杀汉人五大姓。张献忠屠川。清初扬州大屠杀。南京大屠杀。

灾难深重啊！

静思夜

2006195113

再转贴一篇，作者还是杜车别。

康雍乾百多年统治每一年都远比明最黑暗的魏忠贤时代要黑暗恐怖得多

如果说明代的太监总共横行了不到十八年的时间，那么满清统治下，在鸦片战争前的近两百年的时间里，每一年都相当于明代太监统治最黑暗最恐怖的魏忠贤时代，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魏忠贤横行跋扈的那三年时间里，真正的受害者还只限于一些东林党的上层文官，真正因此遇难被害死掉的人可能还不到二十位。那么在满清的统治下，其恐怖统治的受害者，不是仅仅局限于官员文人，而且深入民间，上至高官下至布衣，都是处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状态，如果考虑满清的屠城迁海之类罪行，受害者人数在几千万乃至上亿，如果不考虑的话，受害者的人数也成千上万。
如果说在明代最黑暗的魏忠贤时代，尚且有张溥记载的《五人墓碑记》中描绘的情形发生，苏州市民可以群起暴动，把前来抓捕周顺昌的阉党使者打倒在地，把苏州巡抚追打得躲到厕所里去，而最后追究下来的结果只是处死了五人，效果却是“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而在满清的顺治康熙乾隆统治时期，其恐怖黑暗高压统治之下，能够想象发生类似的事件么？清初一个哭庙案，仅仅是一些士子百姓到文庙孔子牌位前痛哭抗议清廷爪牙的横征暴敛，完全没有任何暴力行为，就导致多人被捕，十八人被斩首，其中就有有名的金圣叹，如果是类似明天启时期那样暴力殴打政府使者，驱赶政府官员，那恐怕清廷就直接以造反论处，进行屠城了。即此一点也可见，满清统治下的几百年时间，比明代最黑暗的魏忠贤时代也要黑暗恐怖百倍。
明代的魏忠贤之所以要杀杨涟、左光斗、魏大昌等人，是因为这些人确实上疏对他进行赤裸裸的攻击辱骂，相比之下，清朝的乾隆和他的奴才比起魏忠贤来要狠毒得多。别人好心给他们提建议，他们都会丧心病狂的将其虐杀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从满清成千上百件冤狱里，随便挑选几个来介绍一下，看看所谓的康乾盛世究竟恐怖黑暗到了什么程度？

1、乾隆时期骇人听闻的暴虐恐怖统治
比如山西候选吏员严譄请大学士舒赫德向乾隆代奏的奏折，目的无非是让乾隆澄清吏治，惩治贪官，“略进片言，请吓贪官勿得扰民”[1]，舒赫德与乾隆一伙顿时如临大敌，马上将严譄抓捕，并搜查其住所，于是又查出一件没有来得及上交的奏折，“其中有议立正宫，并纳皇后，以皇上年过五旬，国事纷繁，若仍如前宠幸，恐非善养圣体，是以故加挺撞轻生等语”[2]。大概乾隆荒淫无度的劣迹，走漏了一点风声。类似这种性质的上疏，在明代几乎是不当回事的。皇帝要么虚心接受建议，要么就是不理睬，要么斥责几句，然后让上疏人得个犯颜直谏的好名声。
乾隆一伙是怎么料理的呢？敢说所谓康乾盛世其实是贪官横行，人民困苦，已经是犯了清廷大忌，更何况还涉及了乾隆自己的劣迹。“实在是‘乱民之尤，罪大恶极’”[3]，于是“旋即下谕，谓其‘污蔑圣躬，实堪发指’，‘总之严譄一犯胆敢书写无稽之语，诋毁圣躬，情罪实为重大，审明之日即当按律问拟，处以极刑’”[4]。光给予严厉惩罚，乾隆是绝对不会满意的，他一定要在精神给予对方以重大羞辱才能餍足，于是使用了“拧耳、长跪、打板、摺指，严夹”，严刑拷打，逼迫严譄招供其消息来源和上奏动机，最后严譄招供说
“三十年皇上南巡，在江南路上，先送皇后回京。我那时在山西本籍，即闻得有此事。人家都说，皇上在江南要立一个妃子，纳皇后不依，因此挺触，将头发剪去。这个话说的人很多”“后来三十三年进京，又知道有御史因皇后身故，不曾颁诏。将礼部参奏，致被发遣之事。一想到人孰无死，若不做些好事，留个名声，就是枉为人了。…心里妄想，若能将皇后的事进个折子，准行领诏，就可以留名不朽……再则希冀有些好处、或借此可得功名，这个念头也是有的。”[5]
追查消息来源自然是乾隆为了知道自己的劣迹是怎么泄露出去的，以便更好防范镇压，至于让对方招供动机，则是便于将其打成求取功名的卑污之徒，既然是为了求取功名而上奏，自然是人品卑下，惩罚人品卑下者，不但不是拒谏，反而是正人心，树世风的高尚行为。
最后严譄的结局是按“大逆”：凌迟处死，家属从坐。然后由乾隆皇帝假惺惺改为斩立决，家属免坐。你看我乾隆是多么仁慈善良，本来是把你凌迟处死，现在只让你砍头，真是天恩浩荡。到此不但是肉体上征服消灭对方，而且也精神上全面胜利，真可谓圆满无缺。比之明代皇帝动辄饱受群臣指责诟病，被丑化得不成人形，真是天壤之别。
也难怪黄裳先生发议论说“看来严譄是受了明末议国本议大礼风气的影响，觉得这些都是国家大事，不妨议论，并可得到好名声的。不知新朝定鼎一百年来，最讨厌的正是明末这些‘清议’，严禁的也是立党结社及因此而形成的宗旅势力。这些都是他不明时势的取死之道。”
类似因为上书被处死的有吴英之狱，乾隆四十五年，已经六十岁的广西人吴英，“投递所著《策书》一本，内容有请蠲免钱粮，添设社仓、革除盐商、盗案连坐、禁止种烟、裁减寺僧五条”，结果是广西巡抚奏报“妄称皇上遵太后遗命各省钱粮其恩未远，其泽未长，并叠犯皇上御名，殊属丧心病狂，……应比照大逆凌迟处死”，除此以外，三个儿子，一个弟弟，两个侄子，也连坐斩立决。[6]
在清廷这些所谓明君圣主统治下，通过正规途径上谏的人，战战兢兢，惟恐不小心就招来凌迟杀头之祸。如果偏偏憋了一肚子的话想要说，那该怎么办呢？于是有人想出了一个法子，假托当朝官员的名义，写了一个奏稿，批评乾隆的过失，并且做成是已经给乾隆批复过的样子，是抄录出来的邸报新闻。一般的下级官吏和普通百姓分辨不出真假，信以为真，看到有人居然在乾隆这样人类历史上也空前绝后的暴君昏君治下，为民上书，指摘其过失，而乾隆居然还能虚心阅览批复，自然兴奋异常，纷纷抄录传播，以至于当时边远偏僻地区都有流传。这就是清朝历史上轰动一时的“伪孙嘉淦奏稿案”
在1998年到1999年的八期《历史档案》上登载有中国历史档案馆整理的《乾隆年间伪孙嘉淦奏稿案史料选》一到八，略略看下其中的内容，真是可以让人慨叹无穷。满清主子的暴虐和其奴才的恐惧有时真是出于人类的想象力之外
编选者王澈在前言里说“乾隆十六年前后，一份假托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的奏稿在社会上流传着。奏稿指斥乾隆帝南巡扰民及金川用兵，直书‘五不可解十大过’，并遍劾满朝权贵。十六年七月。云贵总督硕色密奏此事后，乾隆帝下令追查，结果在全国十七个内地行省中都发现了伪稿的踪迹，牵连者竟达千人以上。现从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及军机处录副奏折中选辑部分史料，供研究参考。”[7]
在《清史纪史本末》对这个案件也有记载。“鲁生遂与时达等伪为嘉淦谏止南巡，疏累万言，指斥乘舆，遍劾阁臣鄂尔泰，张廷玉等，传播远近。……此案文武吏牵连获罪者几及千人，蔓延至于七八省，而嘉淦自是亦不自安，未几以忧卒”。
也即被冒名的孙嘉淦在这个案子爆发后，被活活吓死了，可见乾隆之统治恐怖到什么程度。如果通过正常的途径可以表达意见的话，那么当事人自然不必采用这样的手法。大概实在是想说的话憋的太厉害，但又没有胆子用真名，所以才冒他人之名。但作者可能对满清凶虐的程度仍旧是缺乏充分估计，以至这个案件牵连众多无辜受害。最初的作者被抓到后凌迟自然是不必说了。就是看过和传抄过人都有罪，轻者受几个月皮肉之苦，重则因为恐惧和受不了拷打一命呜呼。
以常理而论，既然是伪冒成奏稿的形式，那么文中内容，就算再激烈，也在一定尺度限制以内，否则被人一眼看穿，无从伪冒了。虽然未见原文，但从当时一些涉案者的供词来看，也可以验证这一点。比如《陈公绶供折》里“又供:小的见了钱玉珍的稿底，还道是真的，也平淡得狠〔很〕，自然京报有的，不曾抄存，仍给钱玉珍放在瓶口子里的。”[8]
有趣的是，即便这样以奏稿形式包装表达的内容，就已经让满清的大小奴才吓的魂不附体，屁滚尿流。看看相关官员给乾隆的奏折中所用的词句，简直可以想见他们胆战心惊，战栗发抖，咬牙切齿赌咒发誓表忠心的嘴脸，不妨随便摘抄几句。比如《云贵总督硕色为报提塘吴士周禀内伪稿事奏折》中说
“臣批阅之下，不胜骇异。伏思我皇上宵吁勤劳，明并日月，现在薄海内外莫不熙同风，即赏功罚罪亦无不执中至当。今传播词内种种妄诞，不一而足，则显系大恶逆徒逞其狂悖，平〔凭〕空捏造，希图妄行传播，不法已极。臣恨不能寝皮食肉，……此等逆徒，虽凌迟不足以蔽其辜，臣不胜痛恨之至”
同一人另一奏折内：
“臣查阅所抄传播逆词，竟系平〔凭〕空捏造谤毁圣主，臣恨不能寝皮食肉。……臣自披阅逆词之日，忿气满胸，切齿痛恨，昼不能食，夜不能寝，辗转思维，恐其传至滇省惑乱人心。……再，此事关系重大，恐致迟误，臣用火牌驰奏，合并陈明。谨奏”
篇幅所限，不一一列举，大抵凡是官员就这一事件给乾隆上书，都必定大表自己如何切齿痛恨，食肉寝皮云云。不过一则内容特别有意思，似乎乾隆底下的官员奴才被这个案件已经吓得近于神经衰弱，草木皆兵，处于崩溃的边缘了，甚至连手下人员为了办案，作为证据抄送稿子，都足可让他们觉得罪孽深重，魂飞魄散。《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为参奏抄腾伪稿上呈之参将李兆事奏折》中说
“十一月二十八日，忽接提标中军参将李兆呈报拿获僧人亦蕃传抄伪稿一案，将搜获伪稿照抄一纸，上盖参将衙门印信，票缴到臣。臣拆阅之下，不胜惊骇。此等大逆之词，为臣子者，即寓目尚且不敢，而参将李兆竟将搜获大逆之词抄膳，用印呈送，昏馈糊涂，实出臣意料之外。臣现将抄送原折密行咨呈军机处查收销毁，一面密咨抚臣潘思集、提臣谭行义严查该营上下衙门，如有混行抄送存案之伪稿，悉行查出，汇送抚臣咨呈军机处查销。至参将李兆虽系武夫，周知大礼，然见此大逆之词，竟行抄腊呈送，昏馈糊涂至此已极，岂堪仍居将领之任，为备弃表率。除经摘印委员接署外，相应据实参奏，请旨将李兆革职。仍钦遵十月二十九日所奉署镇远总兵唐开中一案谕旨，救交该部，侯究出首恶全案完结之日，分别请旨”[9]
随便看一下里面的奏折标题，那些看过或传抄过这个稿子而被抓捕的人，因为害怕自杀就有好几位，如《浙闽总督喀尔吉善等为查明在押案犯包琳自缢事奏折》，《江苏巡抚庄有恭为报伪稿案内李柱国等供词及施秉乾自尽事奏折》，而这些人大多不过是凑巧看过或传过这个稿子，并非是真正作者，清廷凶虐恐怖到如此骇人听闻的，恐怕在人类历史上也找不出第二个相似的例子来。
发表自己的意见，随时有被清廷凌迟或杀头的危险，那么对古人的意见表示一下赞同，总应该没有事情了吧？不然！满清的仁慈英明之君是不会这么宽容的！
黄裳先生在《笔祸史谈丛》里就举了这么一个案子“有时不必出于自作，批点前人之作也可以构成罪案。程明諲因妄作寿文，圈点成语，被问官捉住，问道：‘《后汉书"赵壹传》内五言诗二首，你何以独取‘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二句，密加圈点，且批‘古今同慨’四字’”[10]
可见直接批评满清固然有罪，不是批评，只是不颂圣，发几句牢骚，有戳穿满清所谓盛世谎言的嫌疑同样有罪。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有危险，就算批点古人的意见同样有危险。这就是满清统治下恐怖黑暗所能达到的程度，明代的魏忠贤怎敢望其一二？
最后照例是官员奴才们奏请将程明諲照大拟凌迟，然后乾隆大发慈悲，将凌迟“改为斩立诀”
类似的案子还有一个，“山东的地方官从一个乡下读书人家里抄出了几部禁书，此外还发现所批的晋江统之《徙戎论》，当作要案上奏，结果得圣谕，‘斩立决’了。读书人在旧书上写些批语，发点议论，原是平常事，为什么会招来如此的严惩呢?首先是因为江统的文字，但他是古人，只索罢了，现在今人又来加批，称之为“意思深长”，这就不可恕了。……江统的原文结尾说:‘以四海之广，上民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上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新为长也’这里所议论的夷夏之防，正是清初的大避讳，以清之臣民竟自赏识这样的文字，自然是大逆无疑了。”[11]
黄裳这里没有提到这个乡下读书人的名字，这是应该补上的，此人是魏塾[12]，他敢批点《徙戎论》，确实比批点《赵壹传》性质要严重得多了，将其从凌迟改为斩立决，从乾隆一伙一贯的作风来看，倒也确为名副其实的宽大处理了。
不过以上都是被人揭发，官方抓住抄家审查后的结果，如果预先把自己的作品送审，应该不至于被处死了吧？也不然！
比如，乾隆三十二年，蔡显因为恐惧于清廷文字狱的淫威，又自以为所著书中并无什么干碍之处，于是“赴松江府呈首自著《闻渔闲闲录》一册”。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奏闻给乾隆，结果真是猪羊入屠夫家，鲜肉送虎狼口。乾隆岂能放过自己主动送上门来的猎物。经过他仔细检阅后，找出罪状“如称戴名世以《南山集》弃世；钱名世以年案得罪；又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及题友袈裟照有莫教行化乌肠国，风雨龙王欲怒嗔等，则是有心隐跃其词，甘与恶逆之人为伍”，原来在满清主子看来，就算对他们的行为不加任何评论的记述，就已经是大罪了。
于是蔡显在被严刑拷打之下“不能置辩，惟称草野无知，原有寓意，今天夺其魄，自行败露，罪该万死，实无可辞”[13]
其后“接刑部议覆，将蔡显依律凌迟处死，长子蔡必照拟斩立决，次子包大、三子大慈保同伊妾朱氏及未字女三女俱解给付功臣之家为奴”，最后大概他又大发慈悲，将凌迟改为斩首了。而“高晋、明德亦以平日既不能预发其奸，迨自行败露，而又未能悉心签出，而自请交部议处”[14]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实在太多，不可能一一列举，这里引用黄裳一些话，“ 在乾隆中，诗文中最忌讳的是明字。李驎的(虹峰集》内有“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日有明兮，自东方兮，照八荒兮，民悦康兮，我思孔氏兮，夜未央兮”都是大逆不道的证据。戴移孝《碧落后人诗集》案中，连其祖父遗诗中“长明宁易得”句也认为是“悖逆显然”。官民的忌讳明字可以说是达到了神经错乱的地步。就连因私仇诬陷者也由此而捏造出莫须有的书名来如卓长龄等《忆鸣诗集》案（‘忆鸣’者谐音‘忆明’也）”

黄裳说他们忌讳“明”字达到神经错乱的地步，其实若说满清的奴才被主子的暴虐难测吓得神经错乱或许有之，但满清主子头脑应该还是清醒得很，他们就是要刻意制造这样人人自危，战栗发抖的恐怖气氛。
司马相如在《上林赋》里提到皇家打猎，光是被盛大阵势吓死和累死的野兽飞禽就无数。而康熙乾隆这些暴君希望的就是自己统治下的人们都象被围猎的猎物一样在恐怖气氛中觳觫发抖，战战兢兢，不用他们费力就自投罗网，战栗而死。

2、康熙时期同样黑暗
以上所说都是乾隆时期的情形，或许有人认为康熙要比乾隆好一些，其实也不然。康熙前期，满清统治尚未完全安定，所以还不敢把网收的太紧，纯粹属于饥鹰饶半截肝肠挂，凶屠放片刻猪羊假，但恐怖气氛也已经足可以把大部分人吓得心悸胆破。如果真以为康熙是个什么仁善之主，那就大错特错。
2002年第2期的《清史研究》上有一篇文章《从陈四案管窥康熙五十年前后的社会控制》[15]
根据该文介绍“陈四，山西太原人，因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十五年（1706）山西省歉收不能度日，遂于四十六年（1707）带领妻子儿女及亲戚一百三十余口外出逃荒，卖艺被人诬告抢劫。经过审理，办案官员得出的结论是‘伊等无军械，且于地方并无滋事，至于班汉杰等人衣服，亦未抢取’”
结果这个案件被康熙得知后，大为不满，康熙不满的最关键一条理由就是陈四言康熙四十四、四十五年歉收，而康熙在四十二年西巡陕西以来，“每年督抚俱报丰稔，陈四显然出语欺讹”，于是“令刑部再议’”。
康熙既然让再议，那些办理案件的官员，自然再不敢得出陈四无罪的结论，结果十月，刑部议定“陈四等因‘鸩党抢夺’被判斩立决，其他陈四的家人俱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原任督抚，以及一大批相关官员以“纵容滋蔓”，溺职等罪过，降五级，降四级不等。”
而康熙之所以要心狠手辣来对付一个卖艺人家庭，按他自己的说法是陈四等人成群结队，“即使无谋反之行，未必无谋反之心”。
这种逻辑自然比莫须有还要高明，你这个陈四既然不识好歹敢给我康熙盛世抹黑，那我说你“未必无谋反之心”自然不是冤枉你。
那么是否真的是陈四无中生有，明明是丰稔，他偏要说成是歉收呢，硬要抹黑康熙盛世么？同文中列举了一些雍正时期的纪录，我们从中可以对康熙时期人民生活窥见一二。“雍正二年（1724）汪景祺西行山陕曾经记述‘（山西）安邑、夏县、临晋、蒲州素称富饶，三十年来，有司脧民以奉上官，取之闾左者十倍正供，桁杨桎梏至卖儿贴妇己偿还，此人事之害也。此邦不见雨雪者数年矣，岁歉无收，赤地千里。弱者转沟壑，强者率流亡，十室九空，流离无告，此天时之灾也。不但贫者饥寒切身，不能延旦夕之命，虽富家亦岌岌无以自保’”
“雍正初年，岳钟琪任川陕总督时，其《请减丁银疏》曾道：‘皇上御极以来，比年丰收，从前逃荒之民，到处皆渐次复业，而惟延安府不敢来归，抑且现在者皆云思去’”
虽然是雍正初期一些官员的记述，但汪景祺所谓的“三十年来”自然要前推到康熙时期，而岳钟琪所谓的“从前逃荒之民”自然也是康熙时期逃荒的。
由事实可见，那个被康熙杀头的陈四并没有“出语欺讹”，倒是康熙和他的那些大臣“出语欺讹”了。
康熙和他的孙子乾隆一样了，为了维护所谓盛世的谎言，是绝对不惜几条人命的。任何敢于戳穿他们谎言，给他们的所谓盛世煞风景的人，都是自寻死路
王成兰说得比较客观，陈四案件“另一方面又暴露了统治者一贯的恐惧，……于是不惜采用屠戮手段进行震慑企图以此来维护‘盛世’的繁荣”

还有一个《南山集》案的受害者戴名世也是中了自己错觉和幻想的害！他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顷余有志于先朝文献，欲勒为一书。所至辄访求遗编，颇略具。而今侨寓秦淮之上，闻秦淮一二遗民所著书甚富。当其存时，冀世有传之者而不得，深惧零落，往往悲涕不能自休。死而付其子孙。余诣其家，殷勤访谒，欲得而为雕刻流传之。乃其子孙拒之甚坚，惟恐其书卷之流布而姓名之彰者。呜呼，祖父死不数年而其子孙视之不啻如仇雠，其终必至于磨灭。……”[16]
这段话是好证据，表明康熙时期，满清的凶焰已经让大部分人战栗危惧，所以才有戴名世所说的“子孙拒之甚坚，惟恐其书卷之流布而姓名之彰者”“祖父死不数年而其子孙视之不啻如仇雠”的现象发生，而戴名世却天真的认为满清文网已宽，这只是那些遗民子孙不孝而已。可悲的是，他最终就死在了自己的天真上。
他为南明争正统说了这么一段话“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愈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探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其或菰芦山泽之间，有仅仅志其梗概，所谓存十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又无好事者为之掇拾流传，不久而己荡为清风，化为冷灰。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渐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17]
他为南明争正统，自然被满清头目如康熙之流切齿痛恨！他所谓的“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话音未落，以康熙为首的清廷统治者就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最后落了个斩首的结局，家人和亲友都被发配为奴！
3、明代更开明，所以皇帝更被丑化，清代极端黑暗，所以皇帝被无限美化
纵观以上列举乾隆康熙两朝的冤案暴行，我们应该已经可以得到明确的结论。黄裳先生说“翻看《清代文字狱档》，其中有些案子论性质都是可以归入《笑林广记》一类的。然而读了以后却笑不出来。那结局往往是很悲惨的。人的价值已经贱如泥沙，而掌握着人的命运者也已堕落在禽兽之下。”[18]
又说“清代文字狱为什么会出现大量‘几乎无事的悲剧’.看来实在是必然的。上面是皇帝，手下跟着一批奴才，老百姓全是虫蚁，被随意捉来玩弄，像猫逮住老鼠一样.并不立即干掉，只是尽情摆弄，直到尽兴时才一日咬死，还得赶在他剩下一口气之前。”[19]
这样的评论确实很精要。明代太监和锦衣卫始终只是少数，大部分时间掀不起什么风浪，而到了满清统治下，则几乎人人都化为太监，人人成了锦衣卫特务，而这样说，似乎还侮辱了明代的太监与锦衣卫，因为从疯狂暴虐，神经错乱，以及想象力丰富的程度来说，他们还实在不能与满清统治下的这些臣民，这些奴才走狗相媲美，不能望其项背。
除了我们上面部分论述的乾隆康熙时期的文字狱情况之外，这种恐怖黑暗的情形，也可以从当时出使清廷的朝鲜使者的记载那里窥见一斑。
“他（指康熙五十一年出使清廷的朝鲜使者闵镇远）在路上又遇见一个自称是明皇室后人的读书人，也说:‘见老爷们所着衣冠，不胜钦羡，吾之所着，即与牛马何异?’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笔谈问答的纸投人火中焚化，‘流涕呜咽曰:恐有人窃听，慎之慎之’。”[20]
“在这种‘避席畏闻文字狱’的气氛中，朝鲜人敏感地察觉到一种学术和思想的窒息，他们很形象地记载了清人的谨慎小心。比如，前引王鹄亭与朴趾源说了‘禁书事’后，朴趾源注意到他急忙把笔谈的纸撕掉，免得留下违碍的证据；潘庭筠听到洪大容锐‘宫中大事’，就大惊失色，‘随书随裂，举措慌忙’，他承认自己是‘平生怕死之人’，但是就是这个自称‘怕死’的人，却写下了一句‘茫茫宇宙，舍周何适’。但是，当人问他这句话的意思时，他又转回来锐:‘此乃草率之语，大指亦不过谓中华乃万国所宗，今天子圣神文武，为臣者当爱戴归依之意而已。尊周所以尊国朝也。’这番言不由衷的话让洪大容感到‘盖汉人于当今，反同羁旅之臣，谨慎嫌畏，其势然矣’”
“朝鲜使者在和中国学者笔谈时，发现汉族文人与外国人的交往，常常是很犯忌讳的事情。《蓟山纪程》卷三纪载，江西人王庶绩与朝鲜使者徐长辅说，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交往，是干犯律例的，‘生于斯，长于斯，即得受此一番拘束’，而且在笔淡中，凡是‘其稍涉忌讳者，或裂而取之，或全取之’，他们尽可能不留任何证据。比如，在和周应文讨论衣冠式样的时候，因为把‘明朝’字样‘低一字以示尊之之意’，一个姓蒋的六十岁老监生就在看后立即毁去，使得洪氏很感慨，‘汉人之畏慎每如此’。而朴趾源更明白地总结说，清朝皇帝钳制舆论的用心良苦，而汉人深自掩饰的心思也相当深刻，凡写几行文字都要‘铺张列朝之功德，感激当世之恩泽’，常常‘开口称颂，举笔谀佞’‘与人语，虽寻常酬答之事，语后即焚，不留片纸’，所以‘汉人之心苦矣’。”[21]
在这样年复一年的强制性的颂圣中，颂圣从强制变成了习惯，从被动变成了主动，从难受变成了欣然，从恶心变成了舒服，于是谎言也就变成真理，于是人们真以为自己歌颂的那个对象是所谓的圣人明君，自己所处的社会是什么繁荣盛世！
当时间流逝，康熙乾隆时代的人都死掉了，后代人没有亲身经历，就更把谎言信以为真，不再分辨那些颂圣的言辞究竟是在什么环境下形成的。
可以说，如果把康熙，乾隆这类禽兽皇帝放在明代那样开放的舆论环境下接受考验，那么他们比起明代最糟糕的皇帝，所能得到恶评，应该多百倍千倍。

然而，现在我来说清朝所谓最好的皇帝都比明代最差的皇帝都要糟糕，人品都要恶劣，我岂非要被大多数人视为疯子，视为偏激？尽管在我看来，这确实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判断。
把公认明代最糟糕皇帝之一的明武宗和康熙乾隆比较一下：明武宗可以说动受掣肘牵制，远不能如意；清朝的康熙乾隆基本是随心所欲，想出游几次就出游几次，想建造多奢华的游乐场所就建造多奢华。
明武宗的行为在当时就受到大臣们肆无忌惮的非议抨击乃至丑化夸大，即便试图用廷杖来惩戒那些阻止他的官员，结果也依然不奏效，相反，那些受到惩罚的官员成为舆论的英雄，道德的楷模，他们的行为更被推崇，乃至起来进谏皇帝的人一波接一波，前仆后继，成为风尚；而在清朝康熙乾隆时期，那些试图劝谏皇帝的人，不但没有好下场，而且被羞辱的无地自容。
从这两点不同来说，应该讲是明朝的皇帝权力更受限制，明朝的大臣人格更独立，明朝的舆论更自由，是明朝的优越进步的地方。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正是因为这两点，丑化明朝皇帝的言论可以毫无阻碍的宣扬传播，而在清朝那里，只有阿谀颂圣的言辞才能保存流传。结果反而造成了，在一般愚人那里，同样性质的行为，程度要轻得多的明武宗被评成荒淫无道，而程度要严重得多的康熙乾隆，自然还是他们心目中的明君圣主。
在满清的屠刀下，不要说皇帝暴行，恶行的充分揭露，就是一些正常的批评，建议都难以存留；不要说对满清社会黑暗丑陋的彻底批判，就是稍微对所谓的盛世有些异议，结果就是家破人亡。人们战战兢兢，觳觫发抖，恐惧不安，惟恐说的哪句话，写的哪个字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除了颂圣，还是颂圣，别无选择。
明代在皇帝的同时代，各种丑化攻击的皇帝的言论就可以自由散布流传，甚至直接呈送给皇帝看，而清代尤其是康熙乾隆时期，这类言论一经发现，不仅发布这些言论的人要遭受凌迟砍头，即便仅仅阅读传播，都难逃罪名。
明代不但各种私修史书里可以充满对本朝历代皇帝的批评非议乃至造谣污蔑性质的攻击，就是官修史书比如明实录里也往往充满对皇帝行为的蓄意歪曲丑化，对一些过失夸大渲染；而清代呢，私人修史，自然是清廷主子奴才严厉打击的对象，官方钦定的史书自然更是谎话连篇重重粉饰！
结果因为明代空气更自由，更进步，更开放，更宽容，所以明代被丑化得厉害，因为满清更专制，更落后，更封闭，更残暴，反而被美化粉饰得天花乱坠！
但以上说的这些有什么用？愚人们是不会去管事实真相究竟如何的，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习惯接受的印象究竟如何而已！于是绝大部分人心目中，康熙乾隆依然是英明圣主；黑暗窒息，人民极度贫穷的社会依然被吹嘘成所谓辉煌盛世。而真正繁荣，富裕，宽松，开放的大明，在大部分人心目中却依然是黑暗压抑专制的代名词，是宦官横行，皇帝都残暴变态的社会！
这就是谎言定律的神奇作用！大部分人被愚弄而不知，还自以为对历史很了解，人之可悲可怜，一至于斯！在明清评价的问题上，谎言定律真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xxtyshun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臭名昭著的大屠杀：白起屠杀俘虏。秦始皇为查扔铁锥的刺客屠杀一个县。唐末黄巢的大屠杀。元朝屠杀汉人五大姓。张献忠屠川。清初扬州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灾难深重啊！

是啊，所以要提倡文明、批判野蛮。
“批判野蛮”的前提，自然要先撕去那些罪大恶极的统治者的“千古一帝”之类的面具。否则，将来说不定连南京大屠杀之类的真相都会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掩盖，以之为将来中华民族再次遭到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作理论准备。

好诗岚

这个就不是历史知识贫乏的问题了，而是逻辑的问题了。

看不看这篇文章是你的自由。但是，1，或者别看了，也别发言丢自己的脸了；2，或者就干脆看完，至少得弄明白别人说了些什么，这样再发言时才不会犯低级错误，不会被人一下子拍死。

我比较厚道，不怎么想拍你，只是讲一下： ..

统计人口减少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性比较大的一般是逃荒，逃兵役，都逃走了，也有可能是为了不缴税不服徭役造成的统计错误，所以你要想说是屠杀，就得拿出证据来，在此之前，你的一切发自肺腑的感慨，反清复明的美好意愿，都是空穴来风。我知道菜同学向来都是拍脑袋学问，激情大大有余，证据，逻辑十分不足

我劝你还是不要先入为主地带着立场去搜集资料的好，另外不断转贴这种故作惊人之语的长帖子反正我是没有耐心看，说实在的这样根本不是做学问的态度，你可以去看看金庸的袁崇焕评传，人家起码基本上句句都有出处，不是拍脑袋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