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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执导的电影《赵氏孤儿》12月4日起在全国上映。作为一部传统文化题材的贺岁片，它似乎未能担当起票房大丰收的重任。但“赵氏孤儿”本身却始终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思辨概念。作为第一部被引入西方、被王国维评价为“即列于世界大悲剧之中亦无愧也”的中国戏剧，作为一部据说蒋介石一生中曾看过137次的戏，作为一部自元代起被屡屡搬上舞台与银幕、常编常新的戏，更作为一个诞生在山西的历史故事，它已成为一个不断被重新演绎的人文思考样本。

12月10日，我们邀请了不同领域的专家前往观影，并展开一场颇为有趣的小讨论。

关于历史真相

“真实的谎言”屠岸贾杀孤公孙程婴救孤原来是杜撰

嘉宾：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高专诚研究员。先秦文化、晋文化研究学者

三晋都市报：高老师，赵氏孤儿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这部电影多多少少会引发一点考据癖。这个历史故事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它的历史文化内涵又是什么呢？

高专诚：“赵氏孤儿”本是一段史实，但与人们熟知的故事是两回事。它记载的是春秋中后期晋国上层社会的一场爱恨情仇。我们先来看《左传》和《国语》。晋文公时代赵氏家族在晋国崛起，赵盾担任晋国正卿，赵盾的儿子赵朔拥有重位并娶了晋成公的女儿庄姬为妻，生下儿子赵武。赵朔去世两年后，他的叔叔赵婴与其寡妻庄姬通奸，被赵氏家族流放到齐国并杀死赵婴，引起了庄姬的怀恨。三年后，庄姬联合了对赵氏家族怀有仇恨的栾氏和郤氏家族，向晋成公进谗言说赵家要叛乱，赵氏家族因此被诛灭。而庄姬与当时至少已有6岁的儿子赵武住在晋景公宫中，安然无恙。约两年后，晋景公接受了韩氏家族首领韩厥的建议，恢复了赵氏的地位，“赵氏孤儿”赵武于是继承了赵氏在三军六卿中的高位，为这段血腥的爱恨情仇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庄姬式的爱恨情仇，在当时的春秋各国并不鲜见，所以，这两本书都没有详细铺陈“赵氏孤儿”的故事，重点也不在“孤儿”身上。我们再来看以《史记》为代表的汉以来对“赵氏孤儿”的历史演绎。

到了西汉前期，当司马迁著《史记》时，则根据战国以来的传说杜撰了新版“赵氏孤儿”，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赵氏孤儿的故事。表现的是以忠勇义气为核心，通过异乎寻常的忍辱负重，最后成就一番大业的主题。这显然与司马迁本人的屈辱经历有关。实际上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说法是，这都是司马迁根据先秦传说编写的。屠岸贾、程婴、公孙杵臼，压根儿就没有这些人，也不存在赵武的复仇。但恰恰是这个杜撰的故事影响后世至今。

关于人性思考

“可怕的忠义”脱开主奴意识就不知还能怎样弘扬忠义道德

嘉宾：经济学博士、研究员秦援晋。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学术研究与传播委员会副主任

三晋都市报：秦老师，我们能看出电影《赵氏孤儿》基本上是以元代纪君祥所作的《赵氏孤儿大报仇》为蓝本的，一直以来人们都被这故事中的“忠勇义”所感动。但随着时空的转变，人们对它的解读也更多转向了对“人性的冲突”的解剖。在您看来呢？

秦援晋：我想就这个题材的历来的文艺处理做审美的与伦理的批评。1731年，法国传教士马约瑟把《赵氏孤儿》译成法文，取名为《中国悲剧赵氏孤儿》在巴黎《法兰西时报》刊发，在欧洲引起巨大反响。1755年，法国文豪伏尔泰将它改编成《中国孤儿》后公演190多场，盛况空前。后来又被英国剧作家改编在伦敦演出。作为传入欧洲的第一部中国戏剧，它取得了世界性的声望。但实际上，十七八世纪欧洲人讲中国故事都是捕风捉影，以自己的墨点染异域的画。伏尔泰的剧本已经与纪君祥的剧本大相径庭了。

我早年读朱光潜先生的《悲剧心理学》，朱先生把《赵氏孤儿》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拉辛的《阿塔利》做比较：表面上《赵氏孤儿》近似于《哈姆雷特》（《赵氏孤儿》有“中国的哈姆雷特”之称），都讲替父复仇故事，但精神实质却相距甚远。它其实与《阿塔利》更为接近。《阿塔利》引向天理昭彰、君恩浩荡，这是个预设的道德答案，一切都是确定的，《赵氏孤儿》类此。它们是道德剧，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悲剧。而若按道德剧的要求，《哈姆雷特》是不合格的，因为不管以孝论、以忠论，还是以义论，小哈都应该毫不犹豫地杀掉那弑兄篡位的叔父并也有几次绝佳的动手机会，但他放弃了，因为他从此事以及由此引出的许多事，怀疑到人生意义上去：生存还是毁灭。这就把主题引向了亘古无解的人生问题。确实也只有在人生问题上才有真正的悲剧。相比之下，忠孝节义反而简单了。

说到这剧的“伟大”，无非在于它所含的忠义道德，但这与其说是悲壮的，不如说是悲哀的和可怕的。真正的忠义基于生命价值的平等。然而《赵氏孤儿》却深藏着一个主奴意识：作为草泽医生的程婴，其子的生命价值也必贱于贵胄赵朔其子的！如果没有这个意识做底子，那么那种“忠义道德”就树不起来，这多么可怕！早年初读这个剧我就觉得这太残忍太无人性，若真含什么忠义，早被它的残忍抵销尽了。每个生命生来平等，即使身为他的父亲也没权力以此易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从大处说，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给它的规定性：如果脱开主奴意识，承认了人人生命价值平等，我们就不知还能怎样弘扬忠义道德。所以古代的文艺只好用这种残酷的可怕的方式来强化题材的非人性色彩。

今天有了讲平等、尊严、理性的近代文明作照耀，若还青睐这个题材，那就必须先跳出这个窠臼，脱胎换骨才行。说到底，在现时代搞文艺，举凡小说戏剧电影，须得对国民意识的健康负点责任。2003年曾有两个版本的《赵氏孤儿》同时在北京的话剧舞台上演出，都超越了“复仇”主题而上升到“尊重个体生命”的高度了。

关于电影评论

“混乱的狂想”虐史媚俗无助于文化传承

嘉宾：太原奥斯卡影城工作人员常颖

这部影片的档期从本月4日到26日，目前来看它在同档期的影片中票房是排第一位的。反响也还不错，比较理想。而且与全国“第一周强势然后一路下滑”的情形不同，在我们太原这部片子反而是后劲儿越来越足。也许因为这个题材与山西有关吧。

嘉宾：高专诚 由《史记》编撰的“赵氏孤儿”确实更具戏剧性，更能打动普通人的心灵，但因此也开创了罔顾史实的先例。到今天的电影《赵氏孤儿》时，这种“自选动作”臻致癫狂状态。时代的前后混同、人物的张冠李戴、进程的扭曲变形，令人瞠目。

电影中的人物名字都是那个时代的，但他们的身份地位、相互关系和行为方式等，却完全是电影制作者随意捏造的。这不仅距离《左传》和《国语》的真实记载不可以千万里计，就是距离《史记》对信史若即若离式的创造也遥不可及。我们当然不是要求影视作品只能呆板地拷贝史实，但，既然史籍有明确记载，既然电影使用的是史籍中的真姓实名，就应当在尊重史实的大框架之内进行艺术创作。只有这样，才能既尊重历史，且有益于后人。

在当前这样一个传统文化积淀相对薄弱的时代，以虐待和糟蹋历史的方式追求轰动效应，进而实现影视剧的上座率，应该说是一种低级的媚俗。

特别是对于年轻一代，当看到电影《赵氏孤儿》与历史读本中的记载南辕北辙时，他们作何感想呢？他们也会认为“历史是个什么东西”吗？他们也会把自己民族的历史视为可以随意呼来唤去的婢女吗？他们会愤起指责这种虐史媚俗的行为吗？

关于旅游经济

“沉默的歌声”局限了经典作品对旅游目的地产生的长远作用

嘉宾：山西省旅游局政策法规处处长陈少卿

三晋都市报：陈处长，山西旅游业与影视的关系可谓亲密。乔家大院、皇城相府等多处名胜都曾借影视剧热播之力引来大批客流。今年3月13日，陈凯歌这部电影在阳泉藏山风景区举行了盛大的开机仪式，一时也相当轰动。藏山旅游主打的是“忠义文化发祥地”一牌。在您看来，这部影片对藏山的旅游开发经营是否构成一定的影响力？

陈少卿：目前，利用影视作品的拍摄地或主题宣传自己，已经成为旅游目的地宣传和营销的有效手段之一。电影《赵氏孤儿》的拍摄和上映，引发了人们对这一历史故事的关注，对影片的热议也会引发人们对相关信息的追索，这对于故事发生地藏山来说，不仅是一次宣传营销的好机会，也是今后可资利用的一个话题。

电影作品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电影本身的影响力，二是旅游目的地与电影主题及影像的相关度，再就是旅游目的地宣传与影片播映的同步性。电影《赵氏孤儿》由名导、名角担纲，从制片开始就引起公众的关注，又在贺岁档期播映，成为今年最热门的电影之一。但是从观众的反应来看，影片并不如人意，这就局限了对旅游目的地产生的长远作用。


旅游目的地与电影主题及影像的相关度是一大重点。对比电视剧《乔家大院》《大槐树》等，电影《赵氏孤儿》与藏山旅游区的关系来得远没有那么直接。后人将盂山改为藏山，藏山因藏孤、救孤、育孤而得名。如果片名能效仿一些地方戏剧，用《藏山救孤》或《藏孤救孤》，效果就大不相同了，这当然也需要地方相关方面与制作方交涉协商。同样，这部影片中竟找不到任何藏山旅游区的景观，找不到任何与山西相关的景观，也就不可能形成像《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乔家大院、《非诚勿扰》中的北海道那样的景观带给观众的冲击力。藏山元素在影片中体现之少不能不说是地方的一大损失。要知道，当时电视剧《康熙王朝》剧本里根本没有陈廷敬，是皇城村找到制片方争取入戏并将其作为拍摄地之一，才形成了该剧对皇城相府旅游区的巨大推动。

影片宣传播映期间，旅游目的地如果能够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推广，可以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一方面可以直接借电影宣传和制作演出人员之口，另一方面可借机开展影片外延的景区宣传。当然，这需要有胆识，有魄力，有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