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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陨落之后——论苏联改革失败的历史教训及其对中国改革的借鉴意义
作者:雅可夫

红星陨落之后——论苏联改革失败的历史教训及其对中国改革的借鉴意义

　　　　【作者按】这是一篇我早就想写，却迟迟不能如愿的文章。在我看来，苏联改革及其失败是人类历史中最令人遗憾的事件之一。如今，苏联解体已十二年了。这十二年来，我天天都在思考着：为什么在短短几年之内，苏联这个伟大的国家竟会分崩离析？为什么苏联领导人发起的、原本有声有色的改革会最后一败涂地？为什么苏联*这个拥有两千万党员的百年大党最后会无声无息地死亡？作为一名精神上的苏维埃人，苏联解体永远是我心中的痛楚，客观地研究总结苏联改革失败的前因后果，一直是我最强烈的愿望。其间有几次我曾经动笔，但每写个开头就无法再写下去了。之所以这样，并不是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而是因为我要说的话实在太多，结果反而不知从何说起了。
　　
　　　　目前，国内外对苏联解体所进行的研究、反思已经是页繁卷浩。据俄罗斯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二○○○年的一项统计，十年中全世界关于苏联解体的历史类专题书籍一共出了大约二十多万种，约数百亿字，五花八门的研究论文更是不计其数。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话题比苏联解体更引人注目、更能激发人的思考了。不同阵营、不同立场、不同观点的政治家、观察家、外交家、作家、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了思考和分析，给我们提供了宝贵、丰富的史料，对此我也读了不少，也逐渐形成了自己对苏联改革的观点和看法。
　　
　　　　在此，我首先感谢“议宣”网友。他曾写了一篇文章《苏共垮台的原因是“极左派”搞政变》，里面的一些观点我不很认同。激动之余我写了一篇约一万字的《关于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及其对中国改革的借鉴意义》作为回复。该文是完全凭借记忆而仓促作成的回复，并没有引经据典，一些事实与实际情况有些出入，观点也未经提炼。但是，很多读者给予该文以热心的支持与期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位笔名“八匹马”的读者，他在给我的回复中这样写道：“根据本文标题，似乎应该有一个精炼、准确的总结性概括，扼要阐明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以及其对中国改革有何借鉴意义。这个结语很重要，希望能补上。”读者们这种求实求真的态度鼓舞了我，因此，我决定以该文为蓝本，将其重新改写为一篇比较全面地反映本人立场、观点和思考成果的文章。
　　
　　　　当然，苏联改革失败和苏联解体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各种矛盾和因素交织在一起，令人眼花缭乱。鉴于本人的学识及理论水平的局限性，想在一篇文章中做全面分析是不可能的。我写这篇文章，只是想初步理清苏联改革及其失败的头绪；分析一下改革者的心态和困境。中国也在进行着改革，因此研究苏联改革失败的经验教训在目前形势下尤其重要。同时，我想通过此文驳斥国内一些不严肃、不客观的“学者”对苏联改革进行的主观臆断和故意歪曲；也对一些颇为流行的政治谣言和错误说法做出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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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为:红星陨落之后——论苏联改革失败的历史教训及其对中国改革的借鉴意义
作者:雅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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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苏联改革进程综述
　　
　　　　首先要明确我的历史观。我认为人民是改变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力量，民心向背，是决定历史进程的根本因素，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但是，有时一些精英人物和突发性事件也会对历史演进产生很大影响。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结合，是苏联解体的原因。
　　
　　　　一九八五年三月，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随即开始了改革。改革的后果，现在我们看得很明显了：改革彻底失败了，苏联解体了，苏共瓦解了；经济崩溃了，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平均预期寿命下降，犯罪率激增；苏联从世界第二强国沦为了一个地区强国，而且多半是靠苏联遗留下来的家当，特别是辽阔的疆域和核武器，才勉强保持如今的地区强国地位。因此，美化戈尔巴乔夫改革是错误的，这场改革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衡量，都一败涂地。当然，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人民有了多多少少一些发言权，仅此而已。
　　
　　　　苏联改革留给我们的是以教训为主。某些人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总是美化苏联和俄罗斯这场失败的改革，把俄罗斯现状描述得一片光明。当然，还有一些人从另一种目的出发，把戈尔巴乔夫咒骂成一个钻进*队伍里的“特洛伊木马”，一个“第五纵队”头子，甚至把戈尔巴乔夫描绘成一个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从资产阶级那里接受复辟的任务；〔1〕同时，他们还把苏联在改革前的情况描述得一片光明，似乎没有任何改革的必要，是戈尔巴乔夫毁了社会主义的大好河山。我认为：持上述两种态度的人，是一种缺乏起码的求真求实态度的胡言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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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危机四伏：戈尔巴乔夫改革前苏联的形势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是凭空出现的。苏联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已经决定了改革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那么，戈尔巴乔夫改革前的苏联，究竟是怎样一种形势呢？我认为可以用“步履蹒跚、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十二个字来概括。
　　
　　　　（一）经济危机。苏联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步入经济长期衰退的困境。传统的粗放型经济依靠对资源的无限掠夺和限制消费取得的高增长率，到七十年代中期以后也无法维持下去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经济危机不是某一领域内的局部短期危机，而是全局性的长期危机。主要表现在：
　　
　　　　①苏联虽然号称“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主要消费品长期供应不足。经过七十多年建设，1985年苏联人均GNP为3396美元，不仅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还落后于亚洲、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苏联人均收入为西方国家的三分之一左右，〔11〕但由于苏联实行控制消费、高积累的政策，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与西方的差距更大。而且，主要消费品长期短缺、供给不足，经常需要凭票供应，暗藏了通货膨胀的危险，人民生活水平从革命前的居欧洲第五位下降到在八十年代的居世界第八十八位。1985年人均住房面积仅15平米，为西方国家50%；每百户汽车拥有量为14辆，仅为西方国家的17.50%。〔2〕
　　
　　　　②苏联虽然拥有发达的宇航、兵器和生物技术，但由于体制原因阻止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只有25～30%的科研成果被采用，平均转化周期需要10～12年，而美国则有85%的科研成果在5年内转化为生产力。在现代技术领域，苏联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15～20年，而且差距越来越大〔3〕。虽然曾经有人提出了大力加强科学技术的观点，但该方案被垂暮的领导人长期束之高阁。
　　
　　　　③民用工业品技术非常落后，音响设备、录象机、摄象机等民用电子产品苏联几乎都不能生产。〔3〕而能够生产的民用产品则质量低劣，即使按照最乐观的估计，苏联工业产品也只有18%达到国际标准，在国际市场上根本没有竞争力。〔4〕由于工业品缺乏竞争力，苏联只有依靠出售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资源赚取外汇，沦为原料出口国。〔6〕
　　
　　　　④工业生产中浪费惊人，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不断降低。单位产品所消耗的原材料为西方国家的2.5倍，能源消耗为西方国家的1.5倍；工业劳动生产率却只为西方的四分之一。〔3〕在西方国家开展信息革命、进行以取得效益为目的的增长时，苏联却依然沿着追求产量的老路走，使苏联费尽力气实现的主要工业品“赶超”努力成果化为乌有。〔5〕
　　
　　　　⑤苏联农业长期落后，效率低下。虽然苏联把国家投资的27%（美国为5%）、劳动力的20%（美国为3%）用于农业，但农业劳动生产率则只有美国的七分之一。〔7〕八十年代初期，苏联农业中仅管理机关人员就多达300万人，超过了美国全体农业人口数量，〔6〕但苏联农业连年歉收，被迫花掉本来就是稀缺资源的外汇进口粮食，每年花费七十多亿美元，经济上捉襟见肘。〔8〕与此同时，苏联农用拖拉机报废率达每年12.5%，为美国的三倍；大批农作物因不能及时收割而损失掉，即使收割了也每年有20%的粮食和33%的土豆因为保管不善霉烂变质，无法食用；〔4〕1980年，全国一半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没有盈利。〔9〕
　　
　　　　⑥石油市场暴跌使得苏联在石油收入掩盖下的经济衰退显露。苏联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在七十年代已经丧失了潜力，但恰逢石油危机，石油储量丰富的苏联靠石油的大量出口缓解了经济衰退。但八十年代以后，世界石油价格猛降50%，低于苏联石油的开采成本，使得苏联为石油输出投资的大量输油管道成为无效投资，〔10〕苏联依靠石油出口维持经济的计划成为泡影，经济上陷入绝境。经济增长率在1981年降为1.5%，甚至低于西方国家的3%，对于一直依赖高积累维持高增长的苏联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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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经济增长与衰退有一定周期性，但苏联经济存在的这些问题，反映出传统的计划经济已经丧失了全部潜力。很大程度上，苏联经济危机是体制造成的，这为后来苏联改革急速转向政治领域埋下了危险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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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危机。长期以来苏联实行高度集权、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官僚—精英阶层垄断了政权、财富和真理，人民群众被排除在政治决策体系之外，“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徒有虚名。干部任命制、职务终身制为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创造了良好环境。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领导人思想僵化、墨守成规，贻误了发展和改革时机，国内问题堆积如山。“表面文章达到令人头昏目眩的程度，而且国家的主要领导沉醉于带傻气的欣快状态之中”， 〔12〕看不到眼前的万丈深渊；官僚机构人满为患，人浮于事；既得利益集团贪污受贿、骄奢淫逸。进入八十年代以后，苏联政治危机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来：短短三年之内，三位最高领导人相继去世，整个国家和社会陷入了空前沮丧和对前途的迷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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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仰危机。苏联的党政不分的体制，决定了苏联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制度。可以说，苏联的产生与存续，与社会主义信仰有很大关系。如果说国家机器是维持苏联存在的硬件，那么意识形态就是维持这个国家的软件。然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给苏联人民带来令人满意的生活，导致人民对传统模式的抵触、厌恶和冷淡。岁月流逝，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的老一代人退出了历史舞台，新一代人却心存疑惑：凭什么老一代人的选择在我们这一代还要延续下去？特别是上层的富足生活与普通人生活形成巨大反差时，这种情绪更加强烈，形成了人们苏共统治合法性的质疑。苏联官僚国家的本性，也使得那些向往社会主义的外国人信仰灭失，如果说四五十年代愿意为苏联提供情报的美国人是为了信仰，那么到了七十年代，则完全是为了钱。〔13〕但是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苏共主要领导人却意识不到信仰危机的严重性，也找不出解决的办法，只好继续重复那些干瘪无力的教条。〔4〕信仰危机，特别是青少年的信仰危机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真实地显露出来：在刚刚提倡“改革与新思维”时的1987年，莫斯科市有52%的青年技术人员、65%的青年工人和71.4%的大学生自认为自己是与官方持不同政见的“非正式组织”成员。〔14〕而 苏联社科院一次关于苏共性质的调查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只占4%； 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只占7%；认为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仅仅代表党的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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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机是苏共提倡“革新了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动因。在我国，有一些研究者指责戈尔巴乔夫提倡“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弄乱了思想，这是不公正的。苏联人的思想早已混乱，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信仰早已丧失，只是在体制惯性的作用下暂时没有在桌面上表现出来而已。戈尔巴乔夫所做的，不过是用“公开性”扯掉了那块掩饰真实情况的遮羞布，露出了事物的本来面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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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族际危机。沙皇俄国是靠侵略扩张起家的，这使苏联成为世界上民族最多的国家，民族发展极不平衡，很多民族还处在部落阶段，民族问题长期以来非常尖锐。无论是沙皇俄国还是苏联，都对少数民族实行了压迫、同化的高压政策。特别是斯大林时代，采取镇压和强制迁徙的政策，给苏联民族问题造成了很多欠账。随着斯大林的死去，高压政策被相对的怀柔政策所取代，民族问题开始显露出来，地方民族主义倾向日趋明显。特别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最高领导人居然认为民族问题已经解决，形成了“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因而放松了对民族问题的警惕性。各加盟共和国的少数民族领导人，纷纷乘机培植本民族的干部取代其他民族干部，为日后苏联的分崩离析奠定了基础。民族主义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一旦压力消失，就如奔腾的岩浆一样喷涌而出，造成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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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际危机。无论是俄罗斯帝国还是苏联，长期以来都具有大国主义、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传统。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联出与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需要，以非理性方式进行军备竞赛，致使军事开支达到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背上沉重的包袱；同时苏联四处伸手，扶植亲苏政权和游击队，策划军事政变，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反感。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随即陷入游击战争的泥潭，不但给苏联造成了长期无法愈合的“流血的伤口”，每年花掉几十亿卢布，而且使苏联的国际形象大大受损，给了西方制裁苏联一个大好借口。为抗议苏联的入侵，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时宣布抵制该奥运会的国家达66个，占国际奥委会已承认的147个国家和地区的占五分之二。
　　
　　　　1981年里根上台后，一改原先美国的收缩战略，处处以强硬态度回击苏联的扩张，并且宣称进行“星球大战”计划的研究，掀起了新一轮军备竞赛高潮。而此时内外交困的苏联，再也无力应付，被迫进行全面收缩，最后认败服输。
　　
　　　　在当时苏联领导人中，只有安德罗波夫通过克格勃搜集的情报，对苏联面临的危机了解得一清二楚，并意识到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在其担任总书记以后，进行了短期的整顿，初见一些成效。但安德罗波夫很快因为病情恶化而不能视事，因此他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他最欣赏的戈尔巴乔夫身上。安德罗波夫去世之后，官僚—精英阶层拥护勃列日涅夫的心腹契尔年科当上总书记，他上台后立刻停止了安德罗波夫的种种改革努力。
　　
　　　　戈尔巴乔夫就是在这种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状态下走向领导岗位的。可以说，除了民族问题之外，他对苏联存在的其他危机看得比较清楚，在他看来，不改革只有等死，只有义无返顾地投入改革，国家和党才会有一线生机。可以说，戈尔巴乔夫上台代表了已经意识到国家危机的官僚—精英阶层的意志，尽管另外一些官僚—精英反对他带来变革，但归根结底是改革占了主流。
　　
　　　　必须说明，在缺乏民主的苏联体制下，戈尔巴乔夫的上台与否并不取决于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力量对比，而是取决于官僚—精英阶层的力量对比，这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悲剧。不过，和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一样，苏联改革的最初阶段也与人民的利益相一致，因为无论如何，人民的一些情绪也会间接地在官僚—精英阶层中一些负责任的人中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