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溪~

据1月16日《华商报》报道，36岁的陈女士参加研究生考试，开考前因未带身份证下跪恳求先进考场遭拒，此后家人送来身份证，又因开考已过15分钟被拒绝进考场，再次下跪请求遭拒。

　　下跪，向来被中国人赋予一种悲情的色彩，因为中国人向来都信奉“男儿膝下有黄金，只跪苍天和娘亲”。

　　陈女士的下跪，同样引发了人们的关注。陈女士无疑值得同情，但这同情并不是无条件的。考试带身份证就像上战场带枪一样，是毋庸置疑的硬性规定。制度规定就是硬性的、刚性的，不能联想社会上有一些不公平现象或者规定执行不严的案例，就认为规矩是可以变通的，应该搞“人性化”，规矩就是要所有人都遵守的，正如法律一样，要人人平等共同遵守。

　　所以，没有加以区分的同情应该说是非常廉价的，而且可能对于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也不会带来益处。当然，我们也理解在当下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对他人不幸遭遇有同情心，而不是冷漠相对，这个非常好，说明我们社会还广泛地存在仁爱之心，人与人之间有着深厚的共同体情感。但是同情归同情，下跪的举动，显然不能成为一个置制度于不顾的砝码。

　　当下，有很多人并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意识，认为制度不是不可违反的，总是想时不时地法外开恩，尤其这个对象是弱势群体时。但是，我们如果更深入思考一下就可以发现，如果一个社会习惯性地以道德判断代替制度维护，那么法治就更容易被人治侵蚀，法制建设就更加艰难了。而且还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一项刚性的制度，能够为一个寻常百姓破例开个小口的话，那么它就更容易被权力与金钱开拓出一条阳关大道来。

　　下跪，本身就是一个当事者与社会的悲哀，而如果对下跪的同情过度泛滥，对于每一个当事者与社会来说，同样也是悲哀。

　　摘编自《华商晨报》1月17日文/张天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