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溪~

　　郑州大学教授许圣道主持的一项调查显示，
　　5年间农民工犯罪发案率上升了21.7%，
　　68.4％是出于一时的冲动
　　农民工犯罪：冲动是魔鬼
　　许圣义　许昌浩
　　长期研究农民工现象的郑州大学教授许圣道主持的一项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率呈上升趋势，2006年至2010年的5年间农民工犯罪发案率，比2001年至2005年间上升了21.7%。
　　68.4%的犯罪出于一时冲动
　　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年龄分布情况如下:18周岁以下占3.8%，18周岁至25周岁占68.1%，25周岁以上占27.9%。其中有74.7%的受访者在犯罪前无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有68.4%的受访者表示犯罪是出于“一时的冲动”。
　　1984年出生在河南省西峡县太平镇的农民钟某，在平顶山市一家单位打工，因辞职后一直没能拿到被拖欠的工资，心生报复恶念。2010年11月11日凌晨，钟某来到这家企业，用螺丝刀和钳子等把办公室门锁撬坏，进入室内将两台价值7000余元的电脑盗走。钟某的作案过程被单位安装的摄像装置全部录了下来。12月16日，自以为事情做得天衣无缝的钟某再次向被盗单位打电话索要工资，被盗单位一边要求他在劳动仲裁部门等候调解，一边通知公安机关前去抓捕。当日下午，通过劳动仲裁后钟某拿回了被拖欠的工资，但他出门即被等候在此的公安人员以涉嫌盗窃罪拘留。钟某说，“我原本是受害者，可是因为讨要工资方法不当，身陷牢狱。冲动是魔鬼啊!”
　　近些年来，因为农民工讨薪而引发的各类刑事案件屡有发生。在百度上输入关键词“因农民工讨薪引发的刑事犯罪”，搜索结果居然有数千条之多。正如钟某所说，农民工被欠薪，原本是受害者，可是，出于农民工这个群体的特殊性，或求助无门，或法律意识不强，或打不起官司，或讨薪心切，往往容易冲动，不择手段，结果事与愿违，甚至锒铛入狱，落下终生悔恨。
　　85%的人不愿回农村
　　“我甚至想过，就算在城里捡破烂、拾废品，也不想回到老家去种地。”今年刚满21岁的冯强说。冯强2007年从河南省淅川县仓房乡到郑州市务工，他早已习惯了城市的生活。冯强在郑州市有自己的朋友圈，闲暇的时候，经常约朋友一起出去逛街、打球、上网。“春节回老家过年，除了陪着父母走亲访友，我基本上都在家里看电视。”他甚至用“度日如年”来形容春节在老家生活的感受。
　　“农民工应该是对上一代农村外出务工者的称呼，我感觉自己更应该算个工人!”在南阳市工业路一家酒店做服务员的邵霞说。她认为“农民工”是一个贬义词，是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一种排斥和歧视。
　　不做乡下人，成为城里人。这一点得到了接受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普遍认同。据统计，目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约85%的人不愿回到农村，75%的人认同自己是“城市里的产业工人”。自发组织不当“维权”前不久，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2010年1月9日，为了索要被拖欠的工程款，在郑州市二七区某工地打工的内乡县胡杨村农民江某，伙同10位同乡好友，经预谋后将欠款人华某挟持拘禁，3天后“讨薪成功”才将其释放。2010年11月22日，江某等11位同案犯先后落网。
　　调查显示，在正规的农民工社团组织资源缺位的情况下，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农民工要么忍气吞声，要么依靠“老乡会”、“兄弟会”等自发的团体组织，以自己的方式去解决、处理，而由此引发的违法犯罪事件也时有发生。
　　许圣道说:“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缺乏技能并常受歧视，这些不是农民也不是市民的年轻人，生活在农村和都市的夹缝之中，事实上确实是被当代社会‘边缘化’了，他们到城市工作和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再也不愿像父母辈那样在农村生活一辈子，然而，在城市，他们又不是名副其实的‘城市人’，甚至往往备受城里人的歧视，这个被城市‘边缘化’的团体缺乏正规的组织和领导，没有自身的维护渠道。他们难以接受被歧视的现状，愤世嫉俗，慢慢变得‘仇富’，甚至仇视所有的城市人，由于总是处于劣势和弱势地位，往往相互依赖和支持。这种扎堆取暖的方式也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共同犯罪增多的一个主要因素。”
　　遏制农民工的犯罪，不能单靠法律
　　许圣道教授认为，生存空间受限和教育缺失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原因。新生代农民工不可能像他们的父辈一样重新回到农村，因此，城市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慢慢接纳他们，使他们成为城市的建设者。如果简单拒绝或者排斥他们，则会带来更大的社会问题。
　　2010年9月，南阳市一家纺织品市场的负责人秦某收到了一封匿名信:“秦先生，你好!看你的日子过得这么幸福，我非常嫉妒。为什么你们过得那么快活，而我们这么失落?这就是有钱与没钱的区别吧?所以兄弟们想向大哥借50万……你经营的企业如果着了火，你说会损失多少?如果愿意的话，把钱打到银行卡上，如果不愿意，请随时拨打‘119’。”秦某在看完匿名信后立刻报警，警方在5天后将年仅20多岁的犯罪嫌疑人赵某抓获。当公安人员问其作案动机时，他说:“我是农村人，有钱人看不起我，我就想通过这种方法弄到钱。如果我有钱了，他们就不会看不起我了。”
　　“这种边缘化的状态会令他们心灵走向扭曲。”许圣道分析，“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缺乏一技之长，也缺乏务实观念，找不到自己想要的工作，就容易对社会产生不满的情绪。他们渴望超越父辈拿到‘城市身份证’，迅速融入城市，享有住房、医疗、养老及城市市民各种生活补贴等社会保障，但在现实中无法得到满足，心理的失衡加剧导致他们最终走上犯罪道路。”
　　许圣道强调，要遏制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势头，不能单靠法律来禁止，而是要建立一整套社会保障制度去提高和改善农民工的社会地位、生存状况、教育环境，破除城市市民对农民工的心理歧视，引导他们自强不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当前最重要的是应打破各种固化的利益，让劳动力自由地按市场需要来流动，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使他们能长期稳定地在城市居住和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