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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汶川大地震发生已经月余，“汶川时间”进入灾后重建，使中国自上而下的政治体系再次经受考验。《南风窗》文章说，汶川大地震对中国是一次巨大的冲击，这一事件多元的影响正逐渐显露。

　　文章说，中国的政治文化一直在随经济发展进行调整。与刚性的威权统治相比，中国的政治系统是一种柔性的系统，这种系统具有极大的可调适性。但有多少危机之下的调适可以固定下来却很难说。可以看到的是，救灾中一些鼓舞人心的东西并没有成为常态，而在万众齐心救人时被暂时搁置的不同利益诉求，却随着重建的展开而开始发声。

　　文章指出，灾后重建，是专业技术性极强的政府行为，同时也是参与度极高的民间行为。这种复杂任务不仅需要政府与慈善机构及其它组织合作，同时悲痛之情也以新的方式激发了中国社会的力量。民间积聚了大量财富，已经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进行了大量捐款，民间财富以很正当的理由自发组织起来。而民间力量必然要求政府对捐款的使用有清楚的交待，他们不仅希望看到更大的问责，还渴望更为密切地参与救援重建工作。民众会对规划的科学与否密切关注，并随时对问题进行质疑。

　　6月4日，国务院举行新闻发布会，民政部救灾司司长王振耀在回答记者问时表示，各国，包括中国各类民间组织以及广大捐赠者，如果愿意密切地跟踪捐赠物资的发放过程，民政部门会提供积极的配合。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组已经成立，并强调“要让公众参与”。



　　文章说，当温家宝和胡锦涛先后奔赴灾区，中国政府和百姓的距离拉得如此之近。有人乐观地预测，这可能会重构政府与公众的关系，最终培育起公民文化，催生回应性政府。但灾难带来的这些改变是否会成为常态，依然是个未知数。

　　文章还肯定了非政府组织在抗震中的表现，文章说，国际经验显示，在地震等自然灾害的灾后重建中，单一的政府作用或市场努力往往难以取得理想效果，寻求政府力量和市场作用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无疑是最优的重建路径。

　　但文章也说，如何有效管理民间组织，使其正常发展壮大，成为政府职能的有力补充，相当考验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智慧。汶川大地震是否能成为中国在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健康崛起的契机，并促进相关法律的修订完善，尚需拭目以待。

　　此外，文章还提到中国的信息公开，文章说，从SARS到汶川大地震，两次灾难推动了中国政府信息公开的进步。唯愿这样巨大的代价可以使信息公开成为社会常态。信息公开成为常态对于中国未来深化政府体制改革、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和政治体制改革，都具有重要意义，是政治文明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