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民变简析
在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传统的历史教科书中，一直把历史上（指建国以前）由于种种原因而导致的民变行为，笼统的称之为农民起义，称他们的行为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进步，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的义举；还套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称之为被压迫剥削的劳苦大众反抗反动的剥削阶级的合理行动，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
自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这种以歌颂为主的历史观在学术界、文艺界完全了主流，连带着扩散到教育界，很多那个时代的过来人，经过自小学到大学老师传统授业解惑的教授之后，恐怕都会自觉不自觉得在脑海中多少留下点印象。
就笔者个人来说，从小时侯开始就受姚雪垠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影响，脑海中充斥着与“封建反动统治者”进行殊死搏斗的农民英雄形象，对小说所描写的他们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充满钦佩。
不过随着自上世纪80年代学术界掀起的一浪高过一浪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辨浪潮，不少专家学者开始突破旧有意识形态的窠臼，从纯学术的角度重新研判历史上的产生这些民变的前因后果以及其领导者的种种行为，在此基础上，他们的看法开始有所改变。
而作为业余历史爱好者的笔者，在阅读品味了他们的部分研究成果之后，也因一时兴趣，试图依据个人看法，就明末民变的某些问题做一肤浅分析。
一、关于民明末民变的起因
按一般教科书的看法，通常在教科书中被称作明末农民战争的明末民变运动直接起因是因为长时间而又严酷的自然灾害在加上属于封建反动统治阶级的明朝大小官吏的横征暴敛而导致的天灾人祸-------在描述中国古代的每次农民起义的段落中差不多都是这般描述。
而事实上，从现在专家学者们公开发表的研究著作表明，明末农民战争最早起源于属于今天中国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一带，这里，属于当时明帝国疆域内最为贫瘠的地区，比较当时气候条件较好，物产比较丰富，民众文化素质较高，农业和工商业都比较发达，承担着明王朝征收漕粮和赋税的重担相对富庶的江南地区（明代江南地区产生了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这里在各方面的条件都可以说非常恶劣。
史籍记载，明代万历一朝四十八年中，陕西有灾荒记载的达二十五年之多，天启、崇祯年间更是灾荒不断，据当时一位官吏向朝廷的奏报，当时的延安府，曾经一年无雨，草木焦枯，乡民没有粮食，先吃蒿草，进而以树皮为食，树皮吃完，只能以石块充饥，的确是一片饿桴遍地的悲惨世界景象！
在这种情况下，官府不但没有全力赈济灾民，反而变本加厉地催缴田赋，幸存的百姓只有逃亡，最后无路可走，结果就如《流寇长编》中的记载：“有司惟顾军兴，征督如故，民不能供，道殣相望，或群取富者粟，惧捕诛，始聚为盗”。
除了饥寒交迫的老百姓，参加造反武装的还有大批哗变的士兵，导致他们哗变时是长期存在的拖欠军饷问题。
明朝自正德年间开始，因拖欠军饷而导致士兵哗变已成为一种常态，崇祯元年，就在袁崇焕复出准备去蓟辽前线重新督师之前，镇守辽东宁远要塞的明军因拖欠军饷发生哗变，捉拿了辽东巡抚毕自肃、总兵朱梅等人，在谯楼上拷打，毕自肃血流满面，幸亏兵备道郭广新以身体掩护毕自肃，谋求和解，并想法筹集了二万两银子，又开小票向商民借得五万两银子，补发了部分欠饷，毕自肃始得以脱身，他自知治军无方，上疏引罪之后，上吊自尽（这个毕自肃恰好是当时明朝户部尚书毕自严的胞弟）
截至到天启七年为止，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军镇积欠军饷达二百四十四万多两，常有几个月甚至一年不发饷的事情，直到崇祯初年不少地方欠饷达三十六个月，因此，当时的明朝户部侍郎南居益在崇祯二年谈到“大盗蜂起”的原因时说：“皆缘饥军数数鼓噪城中，亡命之徒揭竿相向，数载以来，养成燎原之势。”
另外，由于崇祯朝裁撤驿站，同样导致陕西境内的大批驿卒无以为生，遂铤而走险，加入造反武装，明末最有名的造反武装首领李自成，就是曾经是一名驿卒。
此外，早就在陕西本地存在一批绿林老响马也加入了造反行列，在明末名噪一时的“闯王”高迎祥就是其中一员。
统计下来，哗变逃亡的军卒、被裁的驿卒、啸聚山林的绿林盗这三种人构成了造反武装的骨干，他们富有经验和胆略；而大量的饥民、难民的加入则不断壮大了造反武装的力量与声势，谁能料到正是这些从山沟里杀出的“乌合之众”最终终结了大明王朝277年的江山呢？
不过，极少数富有远见的人当时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原任通政使陕西人马世鸣就曾大声发出呼吁，指出朝廷仅仅以陕西一隅之地来看待民变问题，而不是从全国上下一盘棋的角度来审视潜在的祸乱，是一种短视行为；陕西的问题势必危机全国，如不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后果将不堪设想！
通过上面的论析，我们可以看到，天灾人祸的确是明末民变的重要诱发原因，但是因此将民变的原因全盘推到以崇祯为首的明朝政府身上，也是有欠公允的，因为相对富庶的江南地区在长达十七年的崇祯一朝始终平安无事，甚至在北京被李自成攻下，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之后，弘光还能够从容的在南京登基为帝，就充分说明了明末的国家政策还远没有达到“暴政”的程度，民间传统的“气数已尽”或者教科书中封建统治者作恶多端自取灭亡的说法，不足以解释明朝的最终崩溃的原因。
二、关于明朝廷的剿与抚
以崇祯为首的明朝廷，在对待造反武装的问题，始终在剿与抚之间摇摆不定，再加上明朝财政破产，无力赈济安抚造反武装以及官吏昏庸无能，致使民变问题长期久拖不决，最终使得明王朝被驿卒出身的李自成所掀翻！
陕西民变发生之初，明朝廷从上倒下并不重视，派了一个“素有清望，然不知兵”的典型文官杨鹤去招抚，但却不采取其他相应的措施，面对严酷的天灾和大量的饥民，从崇祯元年到崇祯四年，朝廷总共也只向陕西拨发过两次赈济灾款，总共加起来也不过十一万两，当然，面对当时已经“十室九空，人食草木”陕西，当然也只能是杯水车薪！
而且，朝廷鉴于辽东边患，将陕甘边兵大量调走，就使得陕西兵力薄弱，无力弹压遍地的造反武装。
最重要的是，造反武装接受招抚之后，需要安置他们，使他们重新过上正常的生活，也需要大量资金，而当时朝廷根本拿不出这些钱，仅仅发张免死票，就地安插了事，使得他们“淫掠如故，村氓吞声，有司莫敢告，口患成于此。”
因此，虽然杨鹤不失为一个负责有良心的官员，虽然他也曾经成功的招抚了包括李自成、张献忠在内的十余支造反武装，但最后这些造反武装几乎无一例外的重新走上了反叛之路！
杨鹤的失败，当然是一种必然！
接替杨鹤职务的洪承畴，开始变抚为剿，大开杀戒！
相比较于平庸的杨鹤，洪承畴要老成的多！
洪承畴自崇祯四年十月上任之后，经过两年的全力剿杀，到崇祯六年，陕西的局势基本被稳住了。
但是，此时的民变已经不限于陕西一地，已经随着造反武装的流动，开始向临近的山西、河南扩散了！
自崇祯三年开始，造反武装大量进入山西、河南之后，已成“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状态，四面开花，到处出击，使得官军渐成疲于奔命之态！
而且，由于朝廷财政困难，因此无法增兵以加强围剿的力度，造反武装由于大量各色人员的不断加入，带来了马匹、武器的急需物资，实力不断增强，此消彼长，使得朝廷越来越难以控制局面了！
在笔者看来，崇祯皇帝和他的大臣们面对这样难堪的局势，只是一味单纯的依靠官军围剿，假如他们像后来清朝对付天平天国那样，发动地方乡绅地主组织地方武装团练，一方面维持本地治安，必要时协助官军进行围剿，同时通过守卫地方来压缩造反武装的生存空间，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此时的造反武装在很多老百姓眼里和打家劫舍的土匪强盗并无区别，因为他们的作为和土匪强盗别无二致。）
如果他们这样做，也许局面会好很多。
可惜，作为生活在几百年后的今人，笔者的这些思考也只能是一种穿越时空遐想而已，因为历史不能够假设！
书归正传，尽管造反武装难以对付，但官军还不是没有机会，实际上在崇祯一朝长达十七年的清剿“流寇”的作战中，官军曾经出现了多次的机会。
第一次崇祯六年的十一月，官军通过异地调兵，将造反武装压缩在太行山东南、黄河以北的狭窄地带，造反武装随时有被围歼的危险。
紧要关头，造反武装首领张妙手等人，以诈降计诱骗监军太监杨进朝、卢九德以及京营总兵王朴等人，获得了喘息之机，随后，在十一月二十四日突然自陕西垣曲、河南济源黄河河身最狭窄之处结冰的河面上奔驰过河，摆脱了官军的包围！
这就是明末震惊一时的“淹池渡”。
据史籍明确记载，这次从官军围困中逃脱的大小造反武装首领共计五十余人，部众达十余万，而这，几乎是当时造反武装的全部力量！
官军第二次错失良机是在崇祯七年的八月，在陕西汉中的车箱峡。
当时，李自成率部众陷入了类似后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大渡河畔类似的困境，车箱峡乃一绝地，四面都是悬崖峭壁，人根本无法攀登，此地的山民投下巨石火把，阻止李部通过，再加连日的大雨以及粮草的缺乏，李部似乎已经大难难逃！
可是，当时负责“剿贼”的五省总督陈奇喻，却又轻信了李自成诈降的谎言，特许李自成从车箱峡撤离至安全地带，然后接受招抚，遣散回乡。
结果，李自成走出绝地车箱峡之后，再举反旗，纵横陕甘一带。
官军的第三次失误是熊文灿再次误信张献忠的诈降计而招抚张献忠。
崇祯十年十二月，随着时任兵部尚书杨嗣昌“十面张网”围剿计划的逐步实施，张献忠感到了很大的压力，于是遂派人与当时担任五省总理的熊文灿接洽，表示愿意接受招安。
熊文灿在接受了张献忠的重金贿赂之后，居然对张献忠的谎言深信不疑，不仅为张献忠请衔开饷，默许他带领武装部众驻扎谷城县一带，公开设卡征税征粮，打造兵器，还阻止了湖广巡按御史林明球等人逮捕张献忠的图谋！
就这样，张献忠在利用了熊文灿，以招抚投降为名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养精蓄锐之后，于崇祯十二年五月重举反旗，再次纵兵攻城掠地。
起事之前，张献忠还将收受他贿赂的明朝官吏的名字布告天下，狠狠打了熊文灿一个嘴巴。
笔者在阅读这些史料的时候，一直感到纳闷，为何明朝官吏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犯这种低级错误，按理说，他们受教育程度高，在官场经风历浪，人生阅历和从政经验无疑是丰富的，本不应该如此愚蠢！
但事实就是如此，这些世故很深的“老油条”屡屡被张献忠这些闯江湖的“狡贼”们玩弄于股掌之上，不断上演古代版的“无间道”，最终成了被后世史家们拿来取笑的笑柄！
不过，仅仅指责他们是不够的，评论家们同样关注了崇祯皇帝在剿与抚之间摇摆不定的骑墙政策， 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崇祯皇帝的这种含糊不清的态度，这些官僚是不敢大胆放手做此类冒险的招抚的！
比如在招抚张献忠的问题上，崇祯皇帝一开始就对张献忠的投降深信不疑，尽管连他一向信任的杨嗣昌也指出张献忠乃诈降，但崇祯仍然相信自己的判断，默许了熊文灿对张献忠的“优待”！
比较一下后世的曾国藩宁肯违背他所虔诚信仰的儒家思想的基本道德准则，不惜背上“曾剃头”的骂名，在对付“长毛”问题上的绝不心慈手软的实用主义原则，崇祯皇帝和他的大臣们的确具有些善良孩童般的幼稚！
分析下来，笔者无法不认可崇祯皇帝被李自成最后逼死煤山是历史必然的评判！
三、关于李自成和张献忠
与传统教科书中所描述的高大全的农民英雄形象不同的是，李、张二人最初仅仅是风起云涌明末民变浪潮中众多弄潮儿中的两个，所不同的是，他们在传统的以成败论英雄准则范畴内，因为最后的称王称霸而幸运的成为被后人竖起的两面旗帜！而许多的造反武装首领或者为官军剿杀，或投降官军，或在与其他造反武装火并中丧命，或者依附于李张二人，因此他们姓名和事迹也就鲜为人知了，他们在李张二人最终倾覆大明王朝的举动中所起的作用也就常常被人所忽视。
在明末，由于《水浒传》这类宣扬“替天行道”的通俗文学在民间的广为传播，也在无形当中影响了明末的这些造反者，凡有手里有些人马的造反武装首领，纷纷仿照《水浒传》梁山好汉闯名声、立招牌的形式，为自己取了各类绰号，根据史家的统计，流传下来的大概有如下这些人：
贺双全、新虎、九条龙、闯王（高迎祥）、领兵山、勇将、满天飞、一条龙、一丈青、哄天星、三只手、一字王、闯将（李自成）、蝎子块、满天星、七条龙、关巢、八大王、皂莺、张妙手、西营八大王（张献忠）、老张飞、诈手、刑红狼、闯塌天、马鹞子、南营八大王、哄世王、大将军、过天星（惠登相）、二将、哄天王、猛虎、独虎、老回回（马玉光）、高小溪、扫地王、曹操（罗汝才）、稻黍悍、逼上路、四虎、黄龙、大天王、皮里针、张飞、石塌天、薛仁贵、金翅鹏、八金龙、鞋底光、瓦背儿、刘备、钻天鹞、上天龙。
这份出自《流寇长编》名单，是崇祯六年夹带在著名的“淹池渡”事件中造反武装首领张妙手等人采取诈降计时向监军太监杨进朝、卢九德以及京营总兵王朴等人递交的伪降书中，应该是比较可靠的。（当然也有不少漏掉的）
通过这份名单，我们似乎又看到了《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共聚水泊共抗朝廷的壮观场面！
而这其中，拥有部众上万的人，不在少数！
经过洪承畴等人几年的全力剿杀之后，造反武装居然还有这麽多的首领和他们的部众幸存，可见当时造反武装数量之大和团伙之多！
虽然官军也有洪承畴、孙传庭、卢象昇这样的能战文官，有曹文诏、左良玉等悍勇武将，可面对如此庞大的造反武装，面对他们在广阔地域内的不断流动，面对饥民的不断加入造反武装，也就只能是“老虎吃天、无处下爪。”
李张二人身处此种生存环境，幸运之极！
虽然后来，明朝廷有杨嗣昌的“十面张网”围剿计划实施，使得李自成一度销声匿迹、张献忠诈降熊文灿，但随着满洲军的不断入塞侵袭和明清的松、锦决战，使得崇祯皇帝不断将原本用于打击造反武装的能战之将和精锐部队北调作战，而这些部队最终又在于清军的交战中几乎全部被消灭，使得李、张二人的压力骤减，崇祯皇帝在紧要关头又不合时宜催促明军最后的战略预备队-----在陕西的孙传庭部出关作战，最终输掉自己最后一点本钱。
作为胜利者的李张各自建立了自己政权，也采取了某些迎合人心的措施，老百姓也唱出了“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歌颂民谣，但李张二人并非是刘邦、朱元璋那样具备雄才大略的真正枭雄，他们骨子里仍然是不改草莽江湖盗的本性，张献忠在崇祯十五年之前，每攻下一城，往往大肆抢掠烧杀，他打仗也主要是靠金帛、良马、美女。每次开战时，必以此来激励士气，他这方面也身体力行，竟然拥有九个妻妾，他的造反生涯中，曾多次投降朝廷（投降熊文灿只是其中之一），而渡过难关之后，又无一例外的重新叛乱，由此可见他的性格！李自成在北京不过数十日，但却以追缴赃为由大肆抢劫和勒索，第一天就处死了500名宦官，前后将1000多名士大夫勒索拷打致死，其腐化堕落速度之快，连毛泽东都专门拿出来引以为鉴！
他们的表现就像极了一个逮住机会就大捞一把的爆发户，正如《水浒》中的李逵所说：“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所谓政权也不过是《水浒》中所描写的黑帮团伙的翻版而已，并不能自动升级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权机构，也不能被所有的人所拥护接纳，李张二人很快就失去了他们得来不易的民心！
其后，当他们面对强悍的清军入关镇压时，失败命运也就自然很快降临了！
而在清军入关之后，以清军为一方，以李张余部和南明为另一方的战争又持续了20年之久，明帝国旧有的疆域内被严重蹂躏摧残，人口大量损失，民间凋敝到了极点，代之而起的却是一个对老百姓更为残酷专制的政权，从这点上讲，教科书上所说的农民起义推动了历史进步这一观点的确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结语
尽管笔者基本同意明朝在崇祯朝的确是“病入膏盲、无可救药”这样一种评判观点，但却对崇祯和他的大臣们总是重复犯下落入造反武装诈降圈套的低级错误感到匪夷所思，因为这无论如何不能被视为一个在政治上相对成熟的执政团队所应犯的错误！
不过，作为明朝统治支柱的文官集团和朱家的皇亲国戚们，的确应该为明王朝的垮台负起应有的责任，这种责任正如崇祯所指出的：“……谕令勋戚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无急公体国之心，就是省直乡绅也不捐助。及至贼来，都为他有了，怎么这等愚？”
当一个王朝的上层精英们，心中只装着自己而无国家的时候，这个王朝离覆亡也就不远了！
作为作为最终推翻明朝、建立政权的李张二人，在他们举旗造反的那一刻，他们想法也只是本能的求生存而已，但这种以生命为代价的冒险让他们尝到了甜头之后，却彻底改变了他们行为和生存方式，使他们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最后竟然发展到了掀翻旧政权！
笔者认为当然不能否认他们个人的素养与努力，但正如笔者在前面所指出的那样，从他们的表现看，他们也未必拥有比其他造反武装首领更强的能力，更不具备成大事者如刘邦、朱元璋那样的才干，因此他们的成功带有很大偶然性，用这样的评语也许更适合总结他们的成功：明朝的覆亡是自身危机和内忧外患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指李自成、张献忠）只是恰到好处的充当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