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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10月21日，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4名干部，把一份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的调查报告，送到了李富春手上。


　　24日，李富春将调查报告报毛泽东。毛泽东读后沉思了2天。26日，把调查报告批给刘少奇、周恩来：“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


　　河南信阳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竟要中国最高领导层的一、二、三把手来“谈一下处理办法”？单从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共信阳地委1960年12月22日的报告披露的情况，信阳地区发生的干部严重违法乱纪、打人死人的情况，就够令人触目惊心的了。报告说：


　　“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1万8千多人，现初步揭发已达8万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3万来人，现在增加近10万人。过去认为较好的社队，现在揭发出来的问题很严重。西平县原来只发现二郎庙公社问题严重，现在全县13个公社，除城关公社问题较轻外，其余12个社问题都很严重。遂平县碴呀山人民公社，过去只报死6百余人，现在揭发死人近4千人，占总人口10%，有的队人口死亡达30%左右、。各种惨绝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个县、社几乎都有。从初步揭发的材料看，不仅农村严重，而且城市、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医院都很严重。光山县12个中学，有8个中学校长有人命血债，城关的高中、初中两个学校初步揭发被打死、逼死的教员和学生达28人。不论淮南淮北，广大群众在经济上都遭到了很大摧残，生活异常困难，真是十室九空，家贫如洗。”


　　读完这段文字，人们真难相信这是发生在已解放10年、在*领导下的信阳地区。人们把在信阳发生的这一切，称为“信阳事件”。


　　信阳事件的休目惊心的材料，震动了毛泽东，震动了党中央！毛泽东断言：这是阶级敌人的猖狂报复，是挂着*招牌的国民党进行阶级报复，实行阶级复辟，是敌人篡夺了领导权。说明农村问题之严重性，已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


　　随后中央派出了以李先念为首的中央工作组。根据中央指示，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二书记王任重也匆匆赶到河南，参加河南省委扩大会议和河南省三级干部会议，配合李先念帮助河南省搞好整风，转变工作局面。


　　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


　　河南省的农村人民公社成立后，作为各公社办社依据的，被毛泽东称为《公社宪法》的《碴蚜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规定：“各个农业社合并为公社，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使原来几百户农业生产社的生产资料和其他财产，成为数万户的人民公社所有了。社员转入公社后，交出了全部自留地、私房、牲畜、林木，少量家禽都没让留。提出“一草一木归公社，一碗一筷归社员”。


　　人民公社推行了各种形式的供给制加工资制的分配制度。实行粮食供给制(按国家规定的粮食供给标准，把口粮无价供社员)、伙食供给制(吃饭、蔬菜、油不要钱)、基本生活供给制(实行吃饭、穿衣、住房、生育、教育、看病、婚丧“七包”。有的还包理发、洗澡、看戏、看电影、烤火费)。


　　这种分配制度是建立在脆弱的经济基础上的，即使是低水平，也维持不了两、三个月。到1958年底，除食堂尚勉强维持，但也已岌岌可危，其它早已名存实亡。过了几个月的“共产主义”，便吃光了全年的粮食。


　　更可怕是，河南与全国一样，刮起一股高估产的浮夸风。1958年全年粮食仅281亿斤，却吹成了702亿斤，高估了149.3%；1959年河南全省遭灾，全年粮食271.6亿斤，却估成450亿斤，高估107%。按此实行征购和安排生活。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批斗，农民交不出粮食，就捆绑吊打、关押拘留、毁房拆梁、刑讯逼供。光山县委书记刘文彩，在反瞒产时，一天连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全县公社干部，动手打人的占93%。为追逼粮食还动用专政机关，捕人1774人，其中死于狱中36人。短期拘留10720人，死于拘留所的667人。全信阳地区打人成风，打死人司空见惯。手段残酷、千奇百怪，除未用电刑外，古今中外的酷刑，几乎全数照搬不误。


　　1959年庐山会议后，河南再次大跃进，反右倾、反瞒产，抓“小彭德怀”，使征购透底，吃空头粮，无米开饭。浮肿病流行，非正常死亡严重。“信阳地区农民因缺乏最基本的口粮而饿死的人数超过百万。”(《炎黄春秋》2004.2期47页)早年投身河南农民运动，参加过杨靖宇领导的农民暴动的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目睹此情此景，与爱人孟松涛抱头痛哭。这是为受难人民痛哭。


　　为了求生，人们成群结队外出讨饭逃荒，可地委书记路宪文，看到饿死人无动于衷，对路旁弃婴置若周闻，还下令公安部门限期消灭人员外流，民兵持枪封锁村庄。城镇工厂、企业、机关不准收留农村来人，各县街头不能有一个流浪汉，老百姓的活命逃荒权也被剥夺，只有死路一条。


　　到了1960年春天，信阳地区普遍断炊，最严重的村子，80天无一粒粮，浮肿病大面积蔓延，成百成千的农民饿死、病死，这就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信阳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