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冰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五周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华北首当其冲成为抗击日军的主战场，而山西又处于华北主战场的中心地位，因此，以山西为中心发动和领导全民族抗战，就成为中国*战略方针的重中之重。山西具备建立抗战基地的各种有利条件，无论自然环境还是政治环境，都是其他省份无法比拟的。所以党中央一开始就把目标瞄准山西，立足于开创山西抗战局面。历史表明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和无比英明的。九十二岁父亲崔培民回首畅谈当年朱德、彭德怀率领八路军将士近三年浴血奋战山西战场的不朽业绩，令人感叹和振奋。父亲说：这是朱德光辉一生里“大写意”的浓重一笔。
　　现试将朱德对山西抗战的五大贡献作一分析研究，以就教于同行。
　　一、高瞻远瞩、身体力行，支持和贯彻东出山西、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决策。
　　朱德是红军、八路军的总司令，在中国*领导的革命历史舞台上，他和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相互配合，导演出许多威武雄壮的活剧。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提出把山西作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战略支点的构想，朱德则根据对抗战总体局势的观察判断，适时提出了八路军应尽早开赴华北并在华北坚持持久抗战的主张。在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八路军挺进山西与日军作战须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朱德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决策，指出：“持久战不能单凭消耗,主要的是发动群众，军事上是发动广大游击战争。为了争取国民党军队能在前线阻止敌人一个时期，要在国民党军队还能抵抗时，及早布置工作，争取华北的持久战；我们的中心工作是支持华北。重点争取太行山及其以东地区。红军出动，其他工作人员也要出去，这是争取前途胜利的重要一环。”①朱德的这些思想，对中国*确定正确的持久战战略方针和作出相应的战略部署起到重要作用。
　　洛川会议之后，朱德于1937年8月29日就任八路军总指挥，随后亲率所属部队东渡黄河，挺进山西抗日前线。朱德认为，党中央把红军行动和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山西，也就是把抗日的基地放在山西。首先在山西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就是以山西为支点，带动、影响整个华北敌后抗战。由于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节节败退，而八路军的武器装备又远不及国民党军队，对于这样一支部队的作战取胜能力，许多人不免表示出怀疑和动摇。对此，朱德坚定地认为，“日本并不是那么可怕的魔鬼”，我们能够打败日军! 在山西抗日前线的近三年时间里，朱德直接指挥八路军对日作战，先后取得了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著名战役的胜利，同时领导华北抗日军民取得了无数次的“反扫荡”斗争的胜利。
　　平型关战斗之后，朱德指挥八路军部队迅速实施了战略展开。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八路军各部队在战区的配置，迅速由集中改变为分散，并大体上划分了各部队的工作地域。第115师控制五台山、恒山，活动于晋东北，着手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120师控制管涔山，活动于晋西北，并以一部兵力到冀西活动，这里是即将沦陷的地区。9月28日，朱德致电中共中央，根据战场形势的发展，表示“我们应有决心争取晋东、西两大山脉，巩固游击区，使入晋之敌陷入我群众重围中。我们应以一切力量争取抗日运动的扩大。”②他还建议：“129师应即出动，暂以娘子关南北为目的地。”③根据朱德的建议，中央同意第129师立即出动。随后，刘伯承率第129师先遣队进入正太路以南的平定地区，然后着手创建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边根据地：这样，八路军各部队在山西展开的格局，就大体上确定下来了。
如果说，山西各抗日根据地是一盘好棋上的若干棋子的话，那么朱德就是纵观全局、布兵遣将的好棋手。1938年春，朱德抓住华北日军南下兵力空虚之机，部署晋察冀军区、120师、129师分别在平汉路、同蒲路、正太路同时展开破袭战。三路大军相互策应、连续作战，取得辉煌战果。3月，为策应120师和115师作战，朱德又令129师回师晋东南机动作战，先后取得了神头岭、响堂铺伏击战的胜利。进入相持阶段后，平原地区成为日军的进攻重点，斗争日趋艰难。朱德及时调遣贺龙率120师主力挺进冀中，刘伯承率129师主力东出冀南，罗荣桓率115师主力向冀鲁豫平原及山东发展，巩固发展了平原地区抗日根据地。
　　反“扫荡”是根据地的主要斗争形式，关系着根据地的生存与发展。1938年9月，日军以5万人“扫荡”北岳区。正在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的朱德致电聂荣臻和各边区领导人，提出晋察冀边区必须动员群众积极参战，应以小部队与敌周旋，而集中主力于有利地区待机歼敌。晋东南、晋西北部队要积极配合作战。按此方针和部署，晋察冀边区在兄弟边区配合下，粉碎了日军的这次“扫荡”，使北岳区走向巩固。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晋东南，是华北抗战的中心。对该区的反“扫荡”斗争，朱德更是予以直接的指导。他综合各方情报资料，判定日军在1938年春将对我军有大的举动。果然，日军于4月以3万重兵在太行山四周，分九路向我晋东南根据地合击，妄图吃掉八路军首脑机关。朱德战前召开各种会议，动员和部署军事行动，反复讲解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讲解了坚持持久战，开展游击战、运动战的必要性。随之领导部分国民党军队与八路军一道并肩作战，经过26天的奋勇抗击，连克县城19座，歼敌4000余人。这是我军第一次运用运动战、游击战相结合的战法取得的重大胜利。
　　朱德与彭德怀率领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依托五台山、吕梁山、太行山建立起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等敌后抗日根据地。此后，三晋大地燃起了长达8年的抗日烽火。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4月，山西4区进入全面创建抗日根据地的阶段。朱德率部在粉碎日军进攻的同时，扩大兵源，发展党的组织，改造旧政权，建立统一战线组织和群众抗日团体，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把根据地真正建成开展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到1938年5月，山西4块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连续粉碎日军的轮番“围攻”和“扫荡”，歼灭了敌人，发展了自己。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党、政、军、统、群各组织系统，党员发展到1万余人，八路军扩展到7万余人，山西新军扩展到50个团，牺盟会、战动总会、工农青妇各群众团体的成员达20万余人。对此，毛泽东在作《论持久战》讲演时，有一个生动的描述：“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围了同蒲路(路之东西两侧及南端)，四面包围了太原城”，“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④包括山西在内的华北各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克服困难，依靠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和“蚕食”，连续挫败了敌人的5次“强化治安运动”。至1943年，整个华北敌后根据地进入了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
　　面对敌强我弱的战争局面，朱德将毛泽东创建敌后抗战战略支点的构想付诸实践并获得完全的成功。在八年抗战中，中国*以山西为基点所创造出来的华北四大抗日根据地，即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以及山东根据地的广大抗日军民共歼灭日军约43万人、伪军约90万人，解放了华北绝大多数的被占领土和人口，成为推动中国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中流砥柱”。正如一位著名历史学者所言：“延安道路”——中国*抗战与革命的道路是通过“太行道路”实现的，而“太行道路”则又铺平了通往中国革命胜利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进一步说，山西正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奠基石，朱德为这块基石的锻造付出了心血和汗水。
　　二、从容不迫，力挽狂澜，坚决维护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率领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开展广大的抗日游击战争的过程中，朱德忠实地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模范地团结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日，为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建立了丰功伟绩。
　　 1937年9月上旬，八路军挺进山西抗日前线后，积极配合友军抵抗日军进攻。当时山西属国民政府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是阎锡山，八路军列入该战区的序列。为了加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9月22日，朱德和周恩来一起主动到山西代县太和岭口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会见阎锡山，商谈八路军布防、独立负责发动群众工作及同阎锡山部互相配合作战等问题。阎锡山是一个复杂多变、万变不离其宗的山西地方实力派和封建性很重的军阀、政治家。他在历史上追随蒋介石积极反共，在山西屠杀*人和工农群众，1936年春又派兵阻拦红军北上抗日；但又同蒋介石有尖锐的矛盾，两次策动倒蒋战争，被蒋介石视为异己，早欲除之而不能。华北事变以后，日军步步进逼晋绥，他对日本既勾结，又防范，自喻是在“三颗鸡蛋上跳舞”，处在平衡于降日抗日、拥蒋防蒋、反共联共的政治天平之中。阎锡山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守土抗战”。由于日军已进入山西，阎锡山为保住自己的地盘，便同意采取一些开明措施，想借助*发动山西民众守土抗战。在会谈中朱德坚决贯彻洛川会议精神，贯彻“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明确提出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日的要求，使阎锡山同意八路军负责驻区的群众工作；同意对不积极抗战的县长进行更换；允许给游击队发枪；允许在八路军工作地区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等等。八路军也担负了配合战区部队作战，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由于朱德在会谈中争取到八路军能够广泛发动群众的有利条件，这就便于我党我军在山西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发动广大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从而为山西抗日战争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朱德非常重视帮助友军提高战略战术水平。1938年冬，他到晋绥军的校尉军官训练团作《抗日的战略战术与建新军问题》的讲演，详尽地说明抗日战争必须发动群众，实行全面抗战，在战略上进行持久战，在战术上要改变“摆开阵势”、“固守一点”的被动挨打局面，采取“他打我不打，他不打我打”的战法，灵活地指挥部队绕到敌人的侧后，寻找他的弱点，秘密地、迅速地、坚决地实行进攻，争取主动。朱德等八路军领导人的帮助以及八路军的斗争实践，使一部分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战术水平有所提高。
　　军事斗争是敌我双方一切斗争的最高形式。军事上的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之间所有合作的最高形式。在这个方面，朱德为抗日大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抗日战争初期，朱德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政治上帮助友军进步，在训练上帮助友军提高战略战术，在各个战役中主动配合友军作战，使华北战场上出现了国共双方军队团结合作抗击日军的动人情景。在华北发动游击战争的初期（主要是太原失陷以前），八路军不但在战略上起着配合友军作战的作用，还在一定程度上担负起在战役和战斗中配合友军作战的任务。忻口会战就是八路军同国民党友军配合作战取得较好成果的一次战役。10月中旬，忻口会战开始。卫立煌担任前敌总指挥。朱德担任第二战区右翼军的指挥。卫立煌正面防御，朱德指挥八路军各部在日军侧后投入了作战，起了重要的战役配合作用。10月间，日军长驱直入，包围了守卫忻口的卫立煌部队，双方处于对峙状态。为了配合友军作战，朱德立即电令八路军各部从侧背切断日军的交通线。八路军129师一部出兵袭击阳明堡机场，烧毁日机二十四架。这一战役的胜利、既有力地打击了日军，又解了卫立煌部队之围。
　　朱德积极开展对国民党上层军事人员的统战工作，其中，同卫立煌将军的友好相处，堪称典范。1938年1月中旬，朱德与卫立煌第一次见面，他平易朴素的外表、诚挚谦逊的态度、从旧军队高级将领变成红军总司令的不平凡经历，以及所讲的抗日救国道理，给卫立煌留下深刻印象。从此，两个军人之间的友谊开始发展起来。为了加强对平汉铁路和津浦铁路袭扰的力量，卫立煌从他部下抽调6个团交给朱德指挥。朱德和彭德怀、任弼时等则要求八路军各级首长在使用卫立煌部队时，不要用在过分艰苦和复杂的区域，要帮助他们侦察和警戒，以免受到敌人的意外袭击，要用一切方法帮助友军进步和解决某些行动中困难。卫立煌表示：“今后我要继续和八路军亲密合作，向八路军学习，和八路军一道坚持华北抗战，决不退过黄河。”⑤1938年4月，卫立煌在西安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的身份，批发给八路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还有其它军用物资。在后来发生的国共摩擦中，卫立煌的中立态度，有力地支持了敌后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中期，面对顽固派的一再挑衅，朱德坚持以民族大义为重，一方面采取自卫原则，另一方面总是尽量进行说明、争取工作，并在不丧失原则的前提下，作些必要的让步，竭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对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朱德及时分析形势，认为，在世界大潮流中，民族的冲突大于阶级的冲突，今后的中心工作还是统一战线，要用一切方法巩固统一战线。他强调要继续争取中间力量，继续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要把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对立起来。他提出了各地反摩擦斗争的具体办法和部署，还提出了许多策略原则。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顽固分子先向我进攻，则以自卫姿态给以有力打击；反击适可而止，一定的让步是必要的。硬不破裂统一战线，软不伤政治原则立场；孤立打击顽固势力，争取培养同情我之力量等。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致使阎锡山对抗战态度犹豫，动摇不定。同年11月，朱德在返回晋东南前线途中，再次同阎锡山会谈。朱德针对他的思想，讲述了敌后根据地的大好形势，指明依靠蒋介石派兵增援是无望的，投降日军是不得人心的，只有同*联合抗日才有出路。朱德向他明确指出：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就一定能打胜仗，日本侵略者是注定要失败的。为了加强团结，朱德表示愿意帮助阎锡山训练部队，朱德还对阎锡山的部属和各阶层人士广泛进行工作，宣传*的抗日救国主张，指出，争取胜利必须实行全面抗战，进行持久战。建立新军必须广泛发动群众，组织自动为抗日而来的先进分子，才能造成真正抗日的武装部队。
　　朱德在领导反磨擦斗争中，始终坚持把斗争重点放在对日作战上，要求在群众中公开说明我们坚持统一战线的立场，坚持防御性的斗争原则，争取广大群众的同情与拥护。朱德于1938年7月动身去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在他12月1日从延安回到晋东南的八路军总部时，尽管由于国民党态度的变化，使敌后的斗争局势已经相当复杂，但他仍然强调要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坚决粉碎日军的“扫荡”，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12月2日，朱德、彭德怀电令第120师主力挺进冀中平原，电令第115师首长率第343旅到苏鲁皖地区和山东开展工作，加强平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与此同时，他要求各根据地军民坚决进行反“扫荡”，巩固抗日根据地。 1938年12月至1939年1月敌人对晋西的“扫荡”、2 月对晋西北的“扫荡”、6月对鲁南和晋冀豫的“扫荡”等，都被我根据地军民所粉碎。尤其是1939年6月日军对晋东南发动的第二次九路围攻，调集的兵力达到13万多人，在利用汉奸、伪军的同时，还唆使一部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对八路军制造磨擦。朱德总结了同敌军作战的经验，提出了争取主动、趋利避害的机动作战原则，指挥抗日武装，积极进行机动作战，逐步粉碎了敌人的围攻。
　　朱德重视在反磨擦斗争中团结中间势力，壮大人民力量，不断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在领导反摩擦斗争中，朱德要求我军对付制造磨擦的顽固派军队，要区别程度，利用矛盾，集中力量解决其中危害最大的顽同派势力。在解决山西“十二月事变”之后，朱德坚持团结卫立煌等中间势力，并在反击河北顽同派军队石友三、朱怀冰发动的进攻之后，于1940年动身去洛阳与卫立煌会谈。这次会淡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使山西的形势基本稳定下来，这就给山西军民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了比较好的大环境，使朱德于1940年5月返回延安之后，山西的抗日游击战争在反磨擦斗争的环境中仍然能够不断发展。
　　三、审时度势，智勇双全，以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克敌制胜 。
　　朱德对抗日战争的最大贡献是在军事方面。他不仅打了很多胜仗，而且很重视研究战略战术，总结作战经验，论述抗日战争的规律，对丰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贡献。
　　1937年8月，日本参谋本部又从国内抽调第14、第16、第108，第109师团开赴华北战场，侵驻华北的日军达30余万人。从1937年9月起，华北日军主力沿平绥铁路、平汉铁路、正太铁路向山西进犯。日军提出“欲占领中国，必先占领华北，欲占领华北，必先占领山西”的战略部署，妄图“一个月拿下山西全省，三个月灭亡全中国”。山西正是日军在华北进攻的重点，而且在山西指挥日军作战的第5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是个中国通。他熟知当年忽必烈入主中原的进军路线，深知沿同蒲线南下，只要占据太原就足以控制华北，再由此南进，渡过黄河，占领潼关，就扼住了进军西南和西北的咽喉。10月上旬，日军突破国民党军队驻守的雁门关至平型关的内长城防线，驱兵南下，进逼太原。在此期间，在华北的国民党军步兵、骑兵、炮兵等部队共70余万人，虽曾几度设防，抗击日军，终因执行政府和军队片面抗战的路线和被动防御的军事方针，挡不住日军30万人的锐利进攻，导致失地、后撤的败局。正是依据上述战争态势，毛泽东提出全民抗战、持久抗战的路线和方针，把数量极为有限的八路军主力部队集结于山西这个战争热点地区，以山地游击战为主，配合国民党军队从侧翼阻击敌人。随着战局的急剧变化，山西日益成为类似围棋棋盘上的一个“活眼”。
　　朱德首先对战争形势作了分析：抗日战争不是一年半载与一两次战争就能解决的。战争的时间必会长久，战线必定很宽。1937年10月，朱德在山西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时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我们打的是持久战，战术上打的是速决战，而避免阵地战，混合使用运动战和游击战。”⑥1938年8月，朱德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他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敌人占领我大片领土后，我们要深入敌后作战。在抗战中应该加强政治工作，发动民众甚为重要。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牵制了它的大量兵力。他还建议开办游击训练班，使国民党的军队亦能逐步学会游击战争。 1938年，朱德发表了《论抗日游击战争》这部重要著作，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性质、意义、作用，游击队的组织方法，游击战的战术原则、活动方针等问题。这部著作集朱德游击战思想之大成，对于指导游击战争的顺利发展，充分发挥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部著作和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一起，成为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抗日军民坚持抗战、战胜日军的重要思想武器。
　　1940年5月以前，朱德亲临华北抗日前线，对部队的战术进行具体指导。八路军初到前线，为了避免敌人对我军进行奇袭与合击，1938年1月，他和彭德怀提出对日作战的十六条战术原则，发挥了他一贯主张的“迅速、秘密、坚决”这三项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和在反击多路围攻之敌时以小部牵制各路敌军而集中主要兵力粉碎其中一路的战术思想。1939年华北抗战局面已经打开，为了争取主动，他又提出了抗日根据地机动战的战术原则，为我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打退敌人的“扫荡”、围攻提供了有力的战术武器。
朱德在山西指导抗日游击战争的过程中，能够根据不同的战场形势，采取相应的作战方针，从而使抗日游击战争较好地适应了战场形势的变化，推动了战争的迅速发展。例如，朱德认为，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在友军坚决抵抗时，我军可以适当集中使用兵力，进行必要的直接战役配合作战，形成战役整体力量。1937年10月进行的忻口会战，担任正面防御的卫立煌将军，指挥部队进行坚决抵抗，朱德采取了直接配合战役行动的作战方针，指挥八路军在敌侧后展开，强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友军的作战。战前，朱德等八路军领导向中共中央报告了战场形势和我军采取的作战方针，明确表示：“我们目前应以一切努力，争取以山西为主来支撑华北战局的持久，使友军一下子不过黄河，消耗日寇力量，逐渐提高友军胜利信心；”⑦毛泽东复电认为，八路军总部的部署是正确的。随后，朱德、彭德怀电告第120师首长，要“以灵活动作，配合友军作战”。⑧根据总部的命令，第120师主力立即挺进雁门关附近地域，并伏击日军辎重部队，收复了雁门关，截断了敌人大同至忻口间的交通。同时，朱德、彭德怀电示第115师，要求除派部分兵力展开破袭作战外，主力应向灵丘、广灵之间活动。第115师随后令徐海东、杨成武各率一支挺进支队，迅速向敌后出击。杨成武部向察南、冀西地区出击，先后收复涞源、广灵、蔚县等七座县城，切断了从张家口经平型关至忻口的交通线；徐海东部夺回了平型关、团城口、沙河、大营等地，并深入冀西，向平汉铁路发展进攻，在徐海东、杨成武两部的坚决打击下，使日军难以调动其二线兵力增援忻口作战，强有力地配合了友军在忻口战役的作战行动。当时，为了减轻日军飞机对友军防御阵地的轰炸，朱德决定使用已到达战区暂归总部直接指挥的129师358旅769团，袭击日军阳明堡机场，取得了一举焚毁敌机24架的重大胜利，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的作战。 娘子关的失守，使忻口守军的后路有被包抄的危险，朱德急令刚到山西的第129师主力和第115师一部，星夜驰援娘子关方向，阻击日军西进，救出了被包围的部分友军，从而为忻口和太原的国民党军争取了宝贵的南撤时间。在忻口方向友军撤退期间，八路军运用游击战，不断进行截击、伏击作战，使日军西进的步覆艰难，直接配合了战役全局的作战行动。其中，比较重要战斗有：七亘村伏击战、黄崖底伏击战、第一次广阳伏击战、第二次广阳伏击战等。这就使抗日游击战争发挥出更直接的作战效果，在国民党军队不断溃败的情况下，很快就使八路军成为坚持山西抗战的中流砥柱。
　　从1937年9月中旬至1937年10月初，华北战场是以国民党军队为主的正规战争，八路军在敌军侧翼和后方配合友军作战。此阶段，因国民党政府执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军事上又采取被动防御的方针，结果连连失利。11月8日，太原失守，华北大部地区为日军所占领。山西的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11月14日，朱德在给洛甫、毛泽东的电报中指出：“太原已失，山西的正规战争已告结束，开始游击战争的新阶段。”⑨而如何正确指导新阶段的抗日游击战争，是当时八路军面临的紧迫问题。为此，在石拐镇八路军总部，朱德主持召开了领导干部会议，讨论和决定“新阶段”的作战方针和各师的任务。会议决定：第115师除聂荣臻率领一部分部队留在晋察冀地区创建根据地，主力应迅速转移到汾河流域和晋南，开展群众工作，并留一部在太行山，配合第129师在晋东南创建根据地；第120师仍然留在晋西北，主要在同蒲铁路北段活动。
1938年3月24日至28日，朱德在沁县东南的小东岭召开了东路军将领会议，在会议快结束时，八路军第129师计划在响堂铺打一次伏击战，朱德决定邀请会议参加者到战场附近的高地上，实地参观响堂铺伏击战。通过这次会议和实地观战，进一步增强了友军将领对八路军游击战术的认识和坚持敌后抗战的信心。
　　为了粉碎敌人对我抗日根据地的围攻和“扫荡”，朱德十分重视采取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从1938年4月开始的粉碎敌人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九路围攻作战，就是采取这种作战方针的一次成功战例。当时，日军以第108师团为主力，调集三万以上的兵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动空前规模的九路围攻，企图包围、消灭八路军总部。对于敌人的九路围攻，八路军总部事前已经侦察到了，朱德已筹划了对策：“以一部兵力牵制日军其他各路，集中主力相机击破其一路。”参加这次反围攻的部队，有第129师和配合该师在这一地区活动的第115师344旅，还有决死第一、第三纵队及属于东路军序列的各友军部队。朱德把第129师作为粉碎敌人九路围攻的主力。根据总部的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率第129师转到外线，进行隐蔽集结，寻机歼敌，在根据地内广泛发动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并通过地方游击队和自卫军不断袭扰敌人，破坏交通，牵制各路敌人。各路日军到处遭受我内线部队的不断拦截阻击，不敢深入山区。待敌人疲惫之后，朱德于4月14日命令第129师及344旅，迅速向武乡靠近，寻机歼灭由榆社退回武乡的这路敌人。该敌是日军第108师团的主力旅团，约3000余人。第120师在接到命令后，迅速赶到武乡县城西北地区，发现敌人正弃城沿漳河向襄垣方向撤退，刘伯承当即下令分左、右两个纵队迅猛追击，第二天拂晓将该路敌人夹击在武乡东南的长乐村河谷地区，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共歼灭日军2200余人。长乐村战斗是粉碎日军“九路围攻”有决定意义的一战。南路日军遭受歼灭性打击之后，迫使其他各路日军纷纷退却。这时，朱德指挥东路军部队乘胜追击，在沁源、辽县又各歼灭日军一部。至4月下旬，八路军和友军连克榆社、辽县、武乡、涉县等18座县城，巩固并扩大了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这次成功的战例，为各抗日根据地粉碎敌人的同攻和“扫荡”树立了典范，从而有效地推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四、精心培育，真诚相助，锻造一支能打胜仗的山西新军。
　　山西新军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山西省出现的一支新型的抗日革命武装，它名义上归属于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山西军队系统，实际上一直受中国*的领导，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产物。山西新军包括“青年抗敌决死队”、“工人武装自卫旅”、“暂编第一师”、“政治保卫旅”及“保安旅”等五个部分，共有9个旅50个团，总兵力7万余人。山西新军一成立，就在八路军的帮助下，英勇地抗击日本侵略军。同时，部队内部又存在着革命进步力量同少数反共顽固旧军官争压领导权的斗争，它走过的道路艰难曲折。
　　对于山西新军的成长壮大，朱德作出了重要贡献。1938年2月，朱德就劝说阎锡山克服畏难情绪，坚持抗战，告诉他旧军垮了，可以组织新军，不要退到大后方去。不久，朱德又再次同他会谈，指明投降日军是不得人心的，只有坚持全民族联合抗日才有出路。同时，朱德从八路军中派出不少干部帮助阎锡山建立山西新军（即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　
1937年9月底，薄一波带领青年抗敌决死队从五台去孟县的路上遇到率领部队到晋东北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朱德。薄一波十分兴奋地对朱德说，我们在山西组织了一支新军,叫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相当于一个团，准备在五台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朱德对他说：“这个地区是战略要地，北上可以威胁北平,南下可以直驱太原,是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地方。八路军准备在这个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你们就不要在这里了。”⑩朱德还对他说，离开延安时,毛主席谈论过,我们打的是持久战,军队要插到敌后去，和下围棋一样,先做几个活眼，准备在华北同敌人长期周旋,首先要占据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这三个战略要地。朱德指示薄一波“马上率部南下,到晋东南太行山区去,要占据那个地区,不准其他人进入。”11遵照朱德的意见，薄一波向阎锡山提出去晋东南的要求，得到阎的同意，阎还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给新军增加了5个旅的番号，决死队很快从四个总队扩充为四个旅。
　　朱德对新军的建设十分关心。青年抗敌决死队到太行山区后,由一个团扩充到三个团,加上两个游击团,共有五个团的兵力。这时,有人反映薄一波的军队直到现在还戴着“山西帽子”，说着山西话，是否有些右。薄一波便在一次八路军总部召开的会议上,提出是否去掉“山西”这顶帽子,脱离阎锡山。朱德听罢明确表示,不能这样做,他们的意见是错误的。“实际上,你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在*领导之下嘛!只不过戴着阎锡山这顶帽子而已，这顶帽子是在特定条件下,经过巧妙而艰苦的工作才得来的。来之不易呀！怎么能随便丢掉呢?!”12他还关切地问薄一波有什么困难,可以帮助解决。薄一波说，我没有打仗经验。朱德当即决定派八路军前方总部二科科长毕占云到决死一纵队担任参谋长，并从129师抽出一个团框架的干部，以加强决死队的军事领导。对于山西新军请八路军派军事干部帮助建军的要求，朱德的态度是“要多少给多少。后来陆续给新军派过近千名红军军事干部及抗大学员等其他各类干部，他们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八路军对山西新军的重大支援。”13
　　决死队的主要成分是青年学生，缺乏实战锻炼，八路军总部决定在沁县的西林开办一个训练班,决死一纵队排以上干部和大批优秀的政工人员轮流参加集训。训练班的军事课程有游击战术、步兵战斗条令等，政治课程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党的抗日根据地政策等。五十多岁的朱德每周一、三、五骑着马来给大家讲游击战术。决死队参加的韩洪战斗没有打好,朱德勉励大家，打仗不能怕打败仗,不能怕牺牲。能战斗的部队,都是在不断战斗中锻炼出来的,都是由不会打仗到学会打仗的。在朱德的关怀帮助下，决死队逐步成长为一支能打硬仗的坚强队伍。
　　1939年，山西的顽固派势力在不断制造必须“限共”、“防共”的舆论之后，又发动了进攻山西新军的“十二月事变”，以六个军的兵力,首先进攻驻在晋西的决死二纵队,接着向新军各部队开展全面进攻。12月31日，朱德对山西“十二月事变”发表公开谈话，严正指出：对顽固派杀害*员及八路军工作人员，八路军对此不能漠不关心。朱德和北方局及时指示山西新军领导人：“(1)提高警惕，时刻准备反击顽固派的进攻；（2）确掌部队，不可靠的旧军官坚决撤掉，代之以*员；（3）确掌抗日政权，各县牺盟会武装都要靠近抗日县政府，抗日县政府都要掌握一支武装。”14 在朱德、彭德怀等的统一部署下，八路军有力地支持山西新军进行自卫抵抗， 不仅使顽固派没有达到消灭新军的目的，而且使阎锡山的军事实力受到重创，其第１９、第６１、第３３军及骑一军都遭到惨重损失，而且在地域上亦完全失去了对晋东南、晋西北的控制，其统治的地盘缩小到仅剩晋西南的１０余个县份。阎锡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落了个“丧师失地”的下场。
　　至1939年夏，山西新军发展到4个决死纵队，1个工人武装自卫纵队，3个政治保卫旅，3个游击队（团），3个保安司令部，1个暂编师，共计50个团，主力部队约7万多人。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山西新军在八路军的强大支援和积极帮助下,作战数千次。1937年秋至1938年春,主要进行阻击日军进攻的战斗，1938年至1939年, 主要进行反围攻战斗，1940年参加百团大战以后,主要进行反”扫荡”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保卫了人民，锻炼了队伍,提高了战斗力，成长为一支能打大仗、恶仗、胜仗的英雄部队，最后融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这一切，离不开人民军队的创建者、领导者朱德元帅的心血和汗水。
　　五、心系百姓，扎根太行，筑起“真正的铜墙铁壁”。
　　毛泽东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15抗战期间，山西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成为华北抗战之重心，山西人民倾其全力支援抗战，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牺牲与贡献。朱德认为，对日抗战是一种自卫战争，也就是一种革命的战争。关键在于依靠群众的支持，要做“争取群众工作，首先争取（华北）这一万万人。”只有动员起全民族的力量，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才能获得最后胜利。因此，他把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视为在抗战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
　　1937年9月，朱德与彭德怀率八路军总部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后， 乘坐的是阎锡山安排的运兵火车。由于日军飞机轰炸，只能在夜间行驶。列车走得很慢，大站小站都停，沿途车站满了欢迎的人群。大批男女群众，特别是东北的流亡学生，聚集在车站上，整夜不眠地欢送八路军上前线。这一路上，部队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慰问。朱德深为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热情所感动，每逢停车，都要走出车厢，向群众讲话，宣传*和八路军团结抗日的主张，鼓励大家团结起来，坚决同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朱德和蔼的笑容，亲切的声音，坚毅的神情，把人民群众的感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抗日的力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朱德始终认为，山西乃太行山、恒山、五台山、吕梁山、中条山纵横交错，复杂险要之地区，极利于游击战争开展，八路军到来后，群众已经发动起来，敌人的“围剿”是无法征服我们的。相反，时日愈久，基础必愈巩固，将成为支持华北抗战的一个坚固的堡垒。他在《论解放区战场》中，明确地把我军的建军原则概括为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三点，而贯穿这三点的一个总原则，即是从人民出发，为人民服务，这也就是毛泽东指出的我军的惟一宗旨。在这个总原则下，朱德特别重视军民关系。他要求部队随时随地保护人民的利益，在任何环境下，宁愿自己困难些，尽可能不要去加重人民的负担，要“把人民看作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样，关切他们”16。作为总司令，他成为身体力行并领导全军实行这个建军原则的模范。
　　朱德虽身居高位，但他十分爱护士兵与人民群众，和所部官兵打成一片。他既请群众看戏，又和老乡下棋，而且在下棋中亲切地给大伙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下棋如同打仗，不但要依靠将、相、车、马这些指挥员，也要充分发挥士兵的作用，否则是不能取胜的。这也和打鬼子一样，只靠我们八路军还不够，还必须动员全国的老百姓。只要把老百姓动员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这言简意赅的话语，语重心长的教诲，深深刻印在老乡们的心坎里。许多青壮年农民就是在这种循循善诱的教诲下投入到参军参战的群众运动洪流中来。
　　朱德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每到一处总是想方设法为群众排忧解难，兴办实事、好事。八路军总部所在的武乡县砖壁村，是一个人畜吃水很困难的地方。1939年夏天，砖壁村一带又久旱无雨，酿成了严重的水荒。一天，当朱德看见许多老乡挑着水桶，牵着牛羊到老远的山外去担水和饮牲口时，心中非常焦急，以至到晚上还久久不能入睡，在思考着帮助老乡打水井的问题。第二天一大早，他就约了几位老农，钻山沟，绕山梁，到处仔细察看，终于勘定了挖井的地点。遂即，首先召集群众代表和八路军总部机关负责人，研究决定了打井方案；接着，又召开军民大会，并进行了打井动员。 在朱德的带动下，军民团结，一齐上阵，不到半个月时间，一眼１３丈深的活水井就打了出来。老乡们看到这亘古以来打出的第一眼水井时，如同迎来盛大的节日一样，无不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有的老人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为了使子子孙孙永远牢记*和八路军的大恩大德，砖壁村村民特地把这眼井叫做‘抗日井”，并且在井旁立了纪念碑，上写“吃水不忘打井人，幸福感谢总司令”。直到今天，砖壁村民还传唱着这样的民谣：“抗日井啊抗日井，红砂甜水清粼粼；吃水不忘八路军啊，日夜想念朱总司令。”
　　“他浑身沾满尘土，穿着蓝灰色的衣服，简朴得像个农民。”这是著名国际友人、美国女作家、新闻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第一次见到朱德总司令的印象。的确，出身于佃农的朱德总司令，一向艰苦朴素，不尚奢华，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时时处处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出现，从来不搞任何特殊。 一次，朱德所在的党支部召开组织生活会，因总司令刚刚从前线指挥作战回来，就没有通知他参加。事后，朱德听人说没有让他开组织生活会，就立马去问支部书记，当支部书记讲明原因后，朱德生气地说：“因为累了，就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会，这是哪家的规矩？”随后，他又拍拍支部书记的肩膀说：“在战场上我是总司令，可在支部内，我是一名普通党员。是党员就应该参加组织生活，这是党的纪律，是党章规定的。党内不能有特殊党员，今天召开党员会，就应该通知我。如果我接到通知不来参加，又不请假，那是我的错，我应该接受批评，并向同志们作检查。今天开会，你们不通知我，那是你们的错，错了就要改正，今后再不能这样做了。”打这以后，每逢召开党员会，朱德一次不拉地都来参加。
　　朱德的生活非常俭朴。他穿的是补丁衣，吃的是粗茶饭。1939年初冬，太行山的天气已冷，可年过半百的朱德仍和年轻战士们一样，穿着破旧的单衣。对此，警卫员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便取过那只从长征路上带过来的公文箱，从里面拿出那件朱德已经穿了五六年，上面缀满了补丁的破棉衣，想再补一补让他穿上。恰巧在这时，八路军总部供给部长杨立三来向朱德汇报工作。杨部长一进门，就看到警卫员抱着破旧的棉衣在发呆。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杨部长就严肃地对警卫员说：“天气已这么冷，怎么还能让总司令穿这样旧的棉衣？过一会，你跟我去给总司令换套新的吧！”当警卫员把换领到的新棉衣送给朱德时，竟遭到总司令的严厉批评：“乱弹琴，给我换什么新棉衣！前方战士们爬冰卧雪和鬼子作战，身上还穿着单衣。我在指挥所里，怎么能单独换领新棉衣？旧的补补还可以穿嘛！”当即，朱德又让警卫员把新棉衣退了回去，把那套破旧的棉衣换了回来。
　　朱德不仅生活俭朴，而且还是劳动能手。为了改善部队生活，更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朱德身体力行，带头响应毛泽东主席关于“生产自救”的号召，首先在八路军总部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在总部直属各机关单位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上，朱德严肃郑重地对大家说，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改善部队生活，我们全军要在敌后开展一个生产自救运动。我们八路军战士，拿起枪是人民子弟兵，放下枪是普通老百姓，要积极投身到生产自救运动中来。于是，一场开荒种地的战斗打响了。经过几天的奋战，一大片山坡荒地就被开垦和整修成一块块平展展的梯田。紧接着，朱德又带领大伙挑着一担担茅粪，送到地里，把从老乡那里收集来的南瓜籽播种下去。南瓜苗出土后，朱德又偷闲抽空到地里松土除草。一株株南瓜滋蔓、坐胎，引得老乡们夸赞不已。
　　1939年12月1日，适逢朱德总司令５３周岁诞辰。当时，正在太行访问的作家杨朔，特地写了一首《寿朱德将军》的祝诗，高度赞颂了朱德指挥华北抗战的大智大勇和光辉业绩：“立马太行旗帜红，雪云漠漠飒天风。将军自有臂如铁，力挽狂澜万古雄。” 这首出自抗战作家的诗章，自然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道出了人民的心声。但一向谦逊的朱德却说：“过奖了。我个人的力量只不过是沧海一粟。”随即，朱德和杨朔七绝原韵诗一首：“华北收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依旧战旗红。”
　　 1940年５月，在华北抗日前线指挥八路军转战了近３年的朱德，将要奉命离开太行，回到革命圣地延安。带着太行军民的深情厚谊，也怀着对太行军民的热切期盼，他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写下了激情澎湃的临别诗《出太行》：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 　　 　
“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日战争的胜利离不开全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八路军抗战由山西而华北、由华北而全国则离不开最广大的山西人民的支持。山西人民无分男女长幼，输资出力，参军参战，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个方面积极支持山西抗战、华北抗战和全国抗战，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战争期间，山西人民参军参战，血洒疆场；不吝钱财物资，踊跃捐输；组织担架队、运输队、警戒队、救护队以及儿童团等，担当各种战勤服务。据统计，八年间，山西人民仅参加八路军的青壮年就达70余万人，参加民兵、自卫队和游击队等地方抗日武装的青壮年更达数百万人之多，涌现出许多父送子、妻送夫、母亲送儿郎，兄弟相争上前线打鬼子的感人故事。在1940年中共晋西北边区掀起的参军、献金、献粮和做军鞋“四大动员”运动中，一次报名入伍的青年就约1.5万人，人民一次献粮1357万公斤、献金181万元（银元），妇女一次做军鞋约12万双。在整个运动中，各阶层人民无分贫富，无分官绅商民，为了抗战，慷慨捐献，表现出空前的抗日爱国热情。
　　朱德特别强调要大力弘扬太行精神：太行精神是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危亡的关键时刻，*领导太行儿女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展现的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为民族的解放展现的万众一心、敢于胜利的精神，是为人民利益展现的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朱德正是用自己模范的行动，诠释了太行精神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