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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戒谍战的女间谍
象征着阴森、恐怖、暗杀、绑架的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是抗战时期汪伪特工总部所在地，是人人谈虎色变的人间魔窟。它是汪伪集团的汉奸政客和特务活动的主要基地，是敌伪时期发生的杀人、越货、绑架、勒索等等罪恶的渊薮。连头号汉奸夫人陈璧君也不得不承认：“76号是一处太有血腥味的地方。”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曾打进来两位年轻的美女女谍，她们以柔弱之躯周旋于这个虎狼之窝，机智勇敢地完成着组织交给的特工任务。

这两位美女，一是中统的郑苹如；另一位则是中共地下党员关露。

郑苹如为上海名媛，花样年华的她风姿绰约，是上海滩上有名的美女，当年上海第一大画报“良友画报”1937年7月的130期曾将其作为封面女郎，她当时还是上海政法学院的女学生。只是因为她身份特殊，只称“郑女士”三个字，而未写全名。


关露是闻名上海的女作家，秀丽端庄，气质高雅。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旧上海，关露与张爱玲、丁玲齐名，是三大才女之一。电影《十字街头》被传唱一时的主题歌《春天里》的歌词就是关露写的：“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她还翻译了高尔基的《海燕》、《邓肯自传》等影响很大的优秀作品。面对日寇的侵略，关露还写下了“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这样的爱国诗词，为她赢得了“民族之妻”的美誉。

                                一
郑苹如是一个中日混血儿，浙江兰溪人，1918年生。父亲郑钺，又名英伯，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民主革命，并加入了同盟会。他在东京时结识了日本名门闺秀木村花子，花子对中国革命颇为同情，两人结婚后花子随着丈夫回到中国，改名为郑华君。他们先后有二子三女，郑苹如是第二个女儿，从小聪明过人，善解人意，又跟着母亲学了一口流利的日语。当时投靠汪政权的资深媒体人金雄白曾多次见过郑苹如，关于郑苹如出众的外表，金雄白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有以下记载：“一个鹅蛋脸，配上一双水汪汪的媚眼，秋波含笑，桃腮生春”。

郑英伯在回国后，曾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还担任过江苏高院第二分院的首席检察官。与与中统巨头陈立夫的堂弟、时任国民党特工机构“中统”驻上海负责人陈宝骅关系密切。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郑钺一家以木村花子的日本人身份作为掩护，在上海参加地下抗日活动。在家庭和时局的影响下，郑苹如憎恨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上海沦陷后，她凭借卓越的日语能力，以及父亲与“中统”的关系，成了“中统”上海区的情报人员。

郑苹如是位很出色的“中统”情报员，她凭借母亲的关系，周旋于日寇的高级官佐中，她曾和日本首相近卫文磨派到上海的和谈代表早水亲重攀上关系，继而又通过早水的介绍，结识了近卫文磨的儿子近卫文隆、近卫忠磨，以及华中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等人。那近卫文隆见到郑苹如后，一下子堕入情网。她天真地认为，若掌握了近卫文隆，就能迫使日本首相作出停战让步了。于是她曾请示上级，计划软禁日本首相的儿子近卫文隆。直到重庆方面命令她中止这一行动时，她才罢手。原因是，重庆方面担心把近卫首相推向强硬派一边。这一史实也已在日文著作《历史的证言》中得以披露。
　　
郑苹如还曾探听到汪精卫“将有异动”的重要情报，通过秘密电台上报重庆，可惜当时政府起先并未重视，直到汪精卫离开重庆投敌后，方知郑苹如早已掌握此一情报，此后重庆国民政府对她极为倚重。

1938年冬，国民党“军统”高官丁默村从昆明逃至上海日占区，在大汉奸李士群的撮合下投敌叛国，在当时上海的极司菲尔路76号组建了汪伪政权特务机构总部，丁默村、李士群分别为正、副主任。丁默村把持下的汪伪政权特务机构总部与汪精卫合流，大肆捕杀*人和抗日志土，并与国民党的“军统”和“中统”展开了较量。由于出身“军统”，丁默村对国民党特工机构的活动规律一清二楚，经常在“特工战”中给对方重大打击，大批非国民党抗日人士也遭到血腥镇压，日本记者称之为“婴儿见之都不敢出声的恐怖主义者”，国人称之为“丁屠夫”。于是，流亡重庆的国民党当局下令，不惜一切代价，除掉丁默村。

接触过丁默村的日本人犬养健曾这样描述他：“长相平凡，五尺身材，有肺病锢疾，脸色苍白，少言寡欢。有病吸鸦片，喜壮阳药，好女色。”“中统”驻上海负责人陈宝骅针对丁默村嗜色如命的这一特点，决定选派一名年轻漂亮且善于交际的女特工前去施展“美人计”，诱杀丁默村。郑苹如在上海明光中学读书时，丁默村曾任该校校长，两人算是有师生之谊。因此，她成了当时“中统”上海区内最合适的人选。郑钺也鼓励女儿：“抗日除奸，对国家民族有利，对四万万同胞有利，非做不可。”

封面上的郑苹如正如著名作家郑振铎所描写的那样：“身材适中，面型丰满，穿着华贵而不刺眼，一眼看去，就知道是一个有教养的纯情女孩。”名噪一时的电影《色戒》中的美女主角王佳芝的原型，就是郑苹如。
郑苹如在大学时期，就早已有了意中人。她的男友王汉勋，是国府运输大队的飞行员，是郑苹如的大弟郑海澄在国府空军里的队友。就在郑苹如接到行刺丁默村的命令不久，男友王汉勋曾两度要请郑苹如一起到香港结婚，但因要务在身，郑苹如婉拒了。那个时代，为了民族大业，有多少爱国青年宁可牺牲自己的爱情，真是了不起。
　　
好色的丁默村交到郑苹如这样如花似玉的女朋友，果然喜出望外，对之宠爱有加。而郑苹如佯装成涉世未深的少女，不时恃宠撒娇，与丁默村时断时续，若即若离，逗得丁默村馋涎欲滴，神魂颠倒。中统见时机成熟，布置下手。第一次行动，由郑苹如请丁默村到她家作客，在郑家附近安排了狙击人员，然而丁默村诡计多端，他的轿车快到郑家时，他改变主意掉头离去，计划遂告失败。
此时中统上海区的负责人换了张瑞京，他重新策划第二次“刺丁”，他安排郑苹如以购买皮大衣为由，想把丁默村诱杀在西伯利亚皮货店。岂料就在此时张瑞京被李士群逮捕，张李原有一番交情，当张和盘托出“刺丁”计划时，正中李士群夫妇的心意，原来，丁默村与李士群此时已矛盾很深了，李士群早就想除掉他了。为防事迹泄漏，李士群他们先把张瑞京保护起来，而中统上海区见没有任何异状，于是原计划照常执行。
　　
1939年12月21日，丁默村在沪西一个朋友家吃中饭，他打电话邀郑苹如前去参加，郑便赶到沪西陪丁默村直到傍晚。那天，郑苹如特意打扮得花枝招展，艳丽迷人，令丁默村感到在朋友面前很有面子。归途中，丁说要去虹口，行至位于静安寺路的一家皮货店时，郑苹如突然提出要买一件皮大衣，拉着丁默村进店帮她挑选。丁默村的职业反应是到一个不是预先约定的地点，停留不超过半小时，照理说是不会有危险的。心想郑的执意要他同去，不外乎是想乘机敲他一笔竹杠。于是他便随她下车，但当郑正在挑选皮衣时，丁默村突然发现，玻璃橱窗外有两个短打衣着、形迹可疑的人，正向他打量。丁一看情形不对，便从大衣袋里摸出一迭钞票，向玻璃柜台上一掼，说：“你自己挑吧，我先走了。”说完就急转身向外跑。郑见丁默村突然向外奔跑，起初一愣，本想追踪出去，但走了两步，又停住了。
　　
此时徘徊在店外人行道上的中统特务，没料到丁默村会不等东西挑好，就突然冲出店来，因此稍为踌躇了一下，竟让他冲过马路。丁的司机见他狂奔而出时，早已发动引擎，开好车门。等到枪声响时，他已钻进车内，拉上了车门，子弹打在防弹车门上，他毫发无伤，扬长而去。而李士群派出的狙击人员，因只是“协助”成分，因此也没有怎么出力，暗杀行动乃告功败垂成。

侥幸逃脱暗杀之后，丁默村认定郑苹如是“中统”特工，但不“忍心”对这个美人下手，希望借此机会将她彻底“收为己有”。因此，他不仅假意接受郑苹如对此事的辩白，还应她的要求派人给她送钱。而不甘心失败的郑苹如也以为丁默村已经完全被自己迷惑了，便于3天后主动前往“76号”，试图继续与丁默村交往。她随身携带着一支“勃朗宁”袖珍手枪，计划伺机击毙丁默村，完成锄奸的任务。但由于已与丁默村势若水火的李士群早已知晓“中统”暗杀丁默村的计划，郑苹如一踏进“76号”，就被李士群手下的特务逮捕。

整个“76号”主要是由丁默村所设计，大门是牌楼式的建筑，两侧的墙上开了两个洞，用来安装机关枪。在大门的东侧，有二十多间相对应的平房。做为警卫总队的办公室和审讯室，在大门的西侧，有一栋楼房是电讯室。电讯室旁的栋建筑是看守所，看守所旁花园，有一栋三开间的平洋房，由日本宪兵占用，作为现场指导和监视使用。日本的上海特务总部"梅机关"部分人员进驻在这里。“76号”的主要建筑位于正中央，是栋三楼洋房。这栋主建筑的二楼是丁默村和李士群的办公室兼寝室。三楼有两个房间，是所谓的“犯人优待室”。郑苹如被抓后，就是被关在这里。

在接受审问时，郑苹如承认皮货店门口的暗杀行动与自己有关，但原因是“丁默村与我相好后，又别有所恋，我实不甘心，就用钱请人来打他”。她将一桩政治暗杀说成了男女之间的争风吃醋，并始终不承认自己是“重庆的人”。

丁默村虽然恼恨郑苹如参与对自己的谋杀，但又着实迷恋她的美色，因此他并没想要置她于死地，只是想关她一阵子，再把她放出来。

一批与这件案子毫无关系的女人，如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以及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等却一致主张非杀郑苹如不可。这些汪系要人的太太们都曾经到羁押的地方看过郑苹如，一致批评郑苹如生得满身妖气，谓此女不杀，无异让她们的丈夫更敢在外放胆胡为。丁默邨的太太赵慧敏当然是醋海兴波，而其余的贵妇人们尤极尽挑拨之能事。

于是丁默村的老婆赵慧敏却悄悄找到毕业于黄埔六期的汪伪“和平救国军第四陆司令部”司令员林之江，并对他面授机宜，于是郑苹如被暗中移解到忆定盘路三十七号的“和平救国军”第四路司令部内，这连丁默村与李士群都不知道。1940年2月在一个星月无光的晚上，林之江从囚室里请出郑苹如，谎称丁默村找她，汽车七拐八弯，来到沪西中山路旁的一片荒地。

郑苹如已经知道这里将是她的殒命之地。她依然态度从容，下了车，仰着头，向碧空痴痴地望着，叹了一口气，对林之江说：“白日青天，红颜薄命。你我有数日相聚之情，今若同去，亦不为晚。若君无意，则有死而已。唯勿枪击我面，坏我容貌。” 　　

林之江对此一代红颜，竟至手颤心悸，下不了毒手，他背过脸，指挥他的卫兵上前。郑苹如连中三枪倒下了，死时年仅23岁。抗战胜利后，著名文学家郑振铎曾在1945年10月6日出版的《周报》上以《一个女间谍》为题追悼郑苹如，他说：“为了祖国，她不止几次出生入死，为了祖国，她壮烈的死去！比死在沙场上还要壮烈！”
　　
郑苹如之父郑英伯因不愿以出任伪职而保释女儿，一病不起，于1941年初抱恨而终。“七七事变”后，正在日本学习飞行的郑苹如的弟弟郑海澄毅然回国，驾机与日寇搏击于长空。1944年1月19日，他在保卫重庆的空战中壮烈牺牲。郑苹如的未婚夫王汉勋是郑海澄的空军战友，1939年春，他曾两次写信约郑苹如去香港结婚，但国难当头，郑苹如一再推迟婚约，两人相约抗战胜利后再步入婚礼殿堂。出师未捷身先死，这对恋人为了抗战先后倒下。1944年8月7日，王汉勋在衡山执行军事任务时牺牲，时为上校大队长。如今，郑海澄、王汉勋的名字都镌刻在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的纪念碑上。

郑苹如死后，没有得到应有的表彰，她的名字甚至没有出现在国民党的《上海抗战蒙难同志名单》上，一直到郑苹如的母亲郑华君（木村花子的中国名字）女士1966年以80高龄在台去世，才获蒋介石颁“教忠有方”匾额。

2010年5月，日本作家柳泽隆行所著的《郑苹如》一书在日本出版。

                                          二
关露原名胡寿楣，又名胡楣，1907年7月出生于山西省右玉县。幼年家贫自学完中学课程，1927年至1928年，先后在上海法学院和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学习。1930年初，第一篇短篇小说《她的故乡》发表于南京《幼稚周刊》。当时，关露、潘柳黛、张爱玲、苏青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
九一八事变后，关露参加了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1932年加入中国*，同时加入“左联”。曾在中国诗歌会创办的《新诗歌》月刊任编辑，诗作《太平洋上的歌声》蜚声当时上海文坛。
　　
1939年，上海滩沦陷为“孤岛”时，关露已是上海滩最有名的三个女作家之一，另外两个是丁玲与张爱玲。让人莫名其妙的是，这样一个受人喜爱的女作家，却在这年年底突然销声匿迹。当关露再
次出现在上海滩的时候，她竟然成为汪伪特务头子家里的红人。

原来，此时的她，接受了组织上交给的一个秘密任务：打入“76号”，摸清汪伪政权特工头目李士群的真实思想动态，并在适当的时候对他进行策反。这么一个艰巨的任务，为什么会选择关露呢？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关露有个妹妹叫胡绣枫。1933年，李士群被国民党抓了以后，他的老婆叶吉卿在走投无路之下，胡绣枫接待了她，所以李士群对胡绣枫一直心存感激。基于这层关系，党组织原准备派胡绣枫去的，但胡绣枫当时在重庆工作繁忙，于是推荐了她的姐姐关露。　　

1939年11月，关露的长篇小说《新旧时代》已进入了最后的修改，但就在一天夜里，她接到了一份中共华南局最高领导人的密电——速去香港找廖承志！关露到达香港后的第二天，两个客人拜访了她。其中一个就是廖承志，时任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另一个人则自我介绍说：我叫潘汉年。那是一次绝密的谈话，直到若干年后，有关材料里才第一次提到它。潘汉年此番见关露的目的，是代表党组织指示关露返回上海，策反李士群。

接受任务后，她不得不与恋人王炳南做一个暂时的告别。关露告别王炳南时，王炳南送给她一张照片，背面写：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而关露则将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送给他。王炳南是革命外交人杰，是中国*统战工作的开拓人，是周恩来与各民主党派密切合作的联络人，他非常支持关露的工作。就这样，热恋的两个人为了工作分开了。

回到上海后，关露很快利用李士群恩人的姐姐之身分，打入76号魔窟，成了这里的常客。关露身材高挑，气质高雅，谈吐不俗，很受汉奸们的喜欢。李士群让太太和关露一起逛商场、看戏、出席各种公开场合。李士群夫妇对关露很有好感，每月都送她200元钱。

关露来到李士群身边之后，很快将李士群的一些真实想法摸透，原来沦陷区的大汉奸尽管对百姓生杀予夺，却很惴惴不安于自己的前途。关露将李士群的思想波动，及时汇报给了接头人潘汉年。

此时，关露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传开了。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粉墨登场，上海的敌特空前猖獗。这激起了文艺界进步团体的抗日热情，就在这个用人之际，左联负责人找到了主管诗歌工作的蒋锡金。 “关露还参加你们的活动吗？” “是的。” “今后不要让她参加了。” 此后，上海的许多关露昔日的同事、朋友均对她侧目而视，大家一谈起她，甚至要往地上吐唾沫。

据妹妹胡绣枫透露，在此期间关露曾给她写过一封信：“我想到‘爸爸、妈妈’身边去，就是不知道‘爸爸、妈妈’同意吗。” 这里的“爸爸妈妈”就是指解放区、延安。胡绣枫说，接到关露来信后，自己立刻跟邓颖超汇报了此事。没多久，八路军办事处一个人就找到胡绣枫，随后胡绣枫回信给关露说：“‘爸爸、妈妈’不同意你回来，你还在上海。”

苍天不负有心人。忍辱负重了两年后，关露的付出终于有了收获。1941年，关露与李士群进行了一次有迹可寻的对话，终于将李士群成功策反。关露说：“我妹妹来信了，说她有个朋友想做生意，你愿意不愿意。”李士群是个很聪明的人，他一听就明白了。很快，潘汉年根据关露的判断，在上海秘密约见了李士群。从此，日军的清乡、扫荡计划，总是提前送到新四军手中。

之后，李士群与中共的秘密联系改由其他同志负责。关露又迎来了她新的任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加紧对华侵略，不仅是国土还有文化。日本军部在华新办了很多中文刊物，网罗了一批汉奸文人。1942年5月，日本海军部控制下的《女声》杂志招来了一个新的编辑，这是一个穿着时髦且面目和善的中国女人，她就是关露。

关露在《女声》负责小说、剧评和杂谈。为了不让汉奸言论出现，同时又保护自己的身份，关露只能尽量编些无聊的风花雪月文章，将大量版面占去。在《女声》工作的日子里，关露始终不忘自己的潜伏使命，她行使编辑的权力刊登了很多暗含反战色彩的文章，培养和发掘了大批进步的文学青年。

1943年7月，《女声》杂志社决定派关露去出席8月在日本举行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中国的代表十几人全要被登报，并附照片。关露明白，如果经过这次的亮相，自己的“汉奸”之名是再也洗刷不掉了。就在关露犹豫之时，潘汉年派人送给她一封信，要她到日本转交秋田教授。原来，当时在中国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与日本国内的日共领导人失去了联系，希望通过秋田恢复，恰好杂志社给关露介绍的日本朋友中就有秋田，于是，关露只好再一次接过重任。
　　
在日本，关露圆满地完成了给秋田送信的任务。这次大会，日方要求中国代表都要发表广播讲话，分给关露的题目是《大东亚共荣》，关露坚决地拒绝了，她把题目换成《中日妇女文化交流》，日方同意了。关露讲话的内容大致是来日本后由于语言不通，与日本女作家交流困难，中日两国妇女交流很重要，大家都要学一些对方的语言，以利于交流云云。通篇并没有吹捧日本军国主义的内容。　
　
误解之刀，伤人于无形，杀人于无血。当关露回到上海后，一篇登在1943年《时事新报》上的文章使她寒彻心底。该文章写道，“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那一刻，她寻死的心都有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我党接到密报，关露已经名列国民党的锄奸名单，于是立刻安排她来到了苏北解放区。关露回到苏北解放区，本想重新拾回满腔热情继续创作，却发现“关露”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种耻辱的象征，不能再发表任何文章。此时解放区的整风运动正进入审干阶段，任何一个来自白区的人都要受到审查。没有多久，关露成为严格审查的对象，使她精神大受刺激。
　
“汉奸”的帽子，使关露还失去了爱情和终身的幸福。关露曾恋爱过两次，都不成功，后来为了革命又一个人单身十几年。她第三个恋人是建国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炳南。两人相识于抗战前夕，1946年两人再度相逢后，王炳南已与其德籍妻子王安娜离异。三十九岁的关露与王炳南感情发展迅速，很快就到谈婚论嫁的程度。但组织上经过反复研究，对王炳南的指示却是：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这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而你又是长期搞外事工作的，群众都知道你是*。如果你们两个人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

为了党的利益，王炳南向关露写了绝交信，并说明了原因，这对关露是致命的一击。从此这位曾相当浪漫的女诗人封闭了她的感情世界，再不谈感情事，心如死灰，形单影只地苦度下半生。

可关露的厄运还没结束。1955年，潘汉年受到错误对待被捕入狱，而受他的牵连，关露也失去自由。那一年她49岁，一关就是两年。1967年，关露再次被捕，那一年她61岁，这一次关了8年。10年的牢狱生涯，使关露的心灵大受创伤。

1982年3月，潘汉年得到平反，与之相关中组部作出了《关于关露同志平反的决定》，首次澄清关露是由党派往上海做情报工作的。得到这个结果，关露终于松了口气似的。没几天，关露在她那十多平方米的陋室里服药自尽，时年76岁。 人们在整理关露遗物的时候发现，陪伴关露走完人生最后一刻的是一个大塑料娃娃，而她的身边还一直保存着一张恋人的照片，照片的背后有关露写的两句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

关露在狱中曾留下了11首诗，其中最著名的是《秋夜》中的两句，“换得江山春色好，丹心不怯断头台”。表达着她历尽磨难，仍不变其坚守的理想和信念。

关露死后，文化部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肯定了这位生前曾在秘密战线做出重大贡献的久经考验的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