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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问我，你是否后悔自己的选择？我依然保持我的回答：不后悔！但如果有人问我，你知道因为你的行为而造成家属的悲惨命运，难道你不内疚吗？我却只能沉默……流下的泪和流出的血什么作用也起不到，可我又能怎么样呢？！即然选择了，就只能走下去……
我只是个普通的公民，我不认为我会有个良好的前途，也从没想过在这惨受迫害的6年中以牺牲去换取什么，我只是怀念曾经闭眼等天黑的惬意生活，可这个生活从2005年就不再有了。
现在就说说我的故事。
2005年5月，那时我认识一个女孩，我暂时这么称呼她吧。经过短暂接触，我觉得我喜欢她，她也中意我，于是我们就结婚了，我以为我可以打破事俗，以自己超凡的态度去完美诠释新的生活，但后来才发现，这就是祸端。
在我们结婚后的第三天，她就提出离婚，告诉我说有一个公安局长的妻弟看上了她，要娶她，并且能帮她把全家户口调进北京，所以为了她的前途，能同意和她离婚。当时她大我将近5岁，我尚为年轻，在这种理由下，我做出了冲动性的行为，当然，现在看看，也不过就是家庭纠纷而以。我不同意，这是我的回答，她说，你不同意没用，因为咱们的婚姻是非法婚姻，她还没离婚，缔结的婚姻无效。
后来的日子中，我也试过挽回这段感情，但她非要跟定那位公安局长的妻弟，而且有一次在床上被我逮个现形，我承认当时我采取了一定暴力手段，不过也仅仅是互殴罢了，但很快，我就为此付出代价，被她污告，同时被刑警一队的非法刑拘，并惨遭殴打，逼迫我在一份承认杀人、盗抢、纵火的笔录上签字。但更可笑的是，4个小时我就被无罪释放。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哪路神仙救的我。
出来后，休养一段日子，我就去西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她了。因为我知道，和她在一起的结局就是生命永远处于危险中，既然她是重婚，我只要求西法的法官撤销我们的婚姻就可以了，也没要求别的。可结果却更是难以预料，很快我及家人就受到她的恶意侵害，因为我去法院起诉她，暴露了她的婚史（因为民政局那时还没联网，如果有人刻意隐瞒婚史，是不会被发现的），致使她把全家户口调进北京的愿望落空，那位公安局长的妻弟也离开了她。
面对这种侵害，我忍无可忍，所以在法庭上我提出要追究刑责，当时有北京的许多媒体报道此事。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法官最后以无权判重婚罪为由，拒绝了我，但也在判决书中写明我是无辜方，受害者。
到现在为止，还只是两个人的事情，但随着发展，就不是了……
我不甘心，认为我不能白挨一顿打，我坚持要追究刑责，在中央台的一个栏目采访中，我也表明了态度，就是要报仇。当时西法拒不给我立案，其时任院长郭生贵更是猖狂之极，就是不给你立案，你能怎么着。被迫无奈，我只能像当时的主政政法委的书记，同时兼任北京副市长吉林同志求助，吉林同志快速给我下了一个批示，要求我依法去法院立案。结果是什么，郭生贵说：好啊，你还学会告状了，别跟他废话，拘留。就这样，我被二次拘留。
这就是斗争的序幕拉开！
在梳理整个事件中，我的思路渐渐清晰，明白了这里的内幕，我知道，这将是新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没有人把我拉进这场斗争中，是我自愿的，我只想用一个微小的不能再微小的力量去行动，以此报答对我进行救助的好人。
现在想想，真是傻，傻到家了，我是谁，一个屁民，是一个北京公、检、法可以随时弄死我白弄的屁民，我却还天真的以为自己可以为打黑反腐行动做出贡献，我太高估自己了。
但我还是干了。
从法院宣判完成后，她依然不放过我及家人，纠集当时为她撑腰的执行机构部分人员，对我及家人进行不断骚扰，把莫须有的罪名在我周围的人之间散布，对我的家人进行殴打，谩骂，在报警后，结果都是她大摇大摆的从执法机构走出来，反而是我们这些真正的受害者受到训斥甚至拘留的威胁。
在2007年6月3日、4日两天时间里，她对我及家人进行重伤害，迫害时间总计长达15小时，我及家人报警24次，结果还是一样，她殴打我们时，警察的身影看不到，我刚一还击，妈呀，警察兵贵神速的从天而降，立马就把我拘捕了！我无奈，只能又向吉林同志求救，我是6月4晚11:58分求救的，次日不到7时，吉林同志就有批复了。尽管有吉林同志的批复，她依然大摇大摆的走出了执法机关。警察倒是反过来劝我，别告了，没用。我向警察说，她私自调动刑警队迫害我。警察说，那是假的。我说，即然有人冒充刑警你们为什么不立案。我又说，她说她和公安局长是私交，关系特别好。警察说，你听她的呢，好多人都冒充领导朋友或亲属。我说，那好，你敢不敢给这个局长打一个电话问问是不是。警察说，我不打，打完我这身衣服没了。
还说什么，是不是，大家心里有谱。
2010年5月26日，我接到西城法院的传票，滕慧英将我起诉至西城法院。在2010年6月7日的一审一次庭上，法官李岳鹏不许我说话，让我在一份他们拟定好的判决书上签字，不签字就不许走。判决书上是这么写的，因本人致使她受到身心伤害，赔偿300万元，限期七日内支付，没有案由，没有案容，只有结果。在庭上，李岳鹏法官对我的发言野蛮打断，就问我认不认罪，我依法答辩，受到李岳鹏和她的共同殴打。我刚要还手，李岳鹏就说，敢打法官，拘他。在庭上，我情绪激动，高声喊到，我有政府批示，我有政府结论，证明我是受害者。可李岳鹏说，你什么政府，你们政府是非法的，在西城区我说了算，我就是这的政府，我说怎么判你就怎么判你，你少给一万，我就判你一年。这也是后来我在向政府申冤时提到被判刑三百年的理由。我要求她提交所谓受伤害的证据，可李岳鹏居然说，你敢要证据，再加判你十年。在与我同行的人强行压制下，在同时向政府求助下，我才算活着走出西城法院。当然，这里有一个结，就是我深知她的手段和在公检法的人脉，所以在去之前，我向比市更高一级官员申诉过，大家都是为了弄清问题，委托了一位同志和我一块去看看，果不其然，我当时就和这位同志说，我说没说瞎话你看在眼里了，我不做评论。
在政府的强力关注、介入下，她和西法一起拒不承认李岳鹏审过此案，甚至告知都不知道李岳鹏是谁，撕毁卷宗，掩盖非法迫害的事实。
在政府的保护下，安排了张凌法官审理，这时案由又变了，变成了为一个无辜的幼童起诉我。我只能说张凌法官人真好，给予了我公正的待遇。可不久，他就被调动工作了，不知为何？！这就是一审二次。
仅接就是一审三次，也是乱成一片，就不过多描述了。但当时人民陪审员高尔勤所说的，让我就按她的目的办就完了，她想怎么样就让她怎么样好了。这句话，我永远忘不了！
2010年11月29日，我不服一审判决，又上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可结果一样。
判决后，我致电法官，我问，为什么我提交的公权机构、公众媒体出示的证据你们不认可？为什么你在在判决书中不写明她的违法事实？中院答复，没有权力。
多好的答复啊，没有权力。这么多年了，我去公安局告过，去检察院告过，去法院告过，什么样的答复都遇到过。有好心的警察、法官，劝我，还是算了，要不就再往上试试，他们管不了。也有流氓警察、法官直接说：你作死呢，你还敢告她。
就在2011年4月12日，下午4:00领取完中院终审判决书后，她在中院门口就殴打我母亲，中院的全体工作人员全都看热闹，没人管，报警后，警察来了，她跟警察说我们侮辱她人格，就要拘我们。我跟警察说，政府证明我是受迫害的。她说，什么政府，你自立的政府吧，法官都说了，你们的政府是非法的。当然，咱得实话实说，警察都没理她。也幸亏当时我手快，向政府求助，才免于拘留，得以回家。从领取判决后，我们被非法置留在中院门口长达1个半小时。
这就是我所遇到的经历，在2005年举报过当时西法院长郭生贵后，我及家人就遭到了这样的境遇。在这期间，我的家人一死两重伤，到现在没人敢管。郭生贵现在已经被绳之以法了，可他残留的这些孽党依旧是西法的骨干人员。对此，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又能怎么办呢？
在这6年的迫害里，我想感谢的只有北京市政法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西城区民政局，还有我们街道的基层党委和服务站，他们都不是执法机构，他们的关注和介入也苍白无力，甚至连他们都被李岳鹏判了刑，但他们依然在强压下敢于为我说句公道话。是啊，这些管着老百姓吃喝拉撒睡的机构能怎么办呢？除了一次次打电话给执法机构，一次次的解救我，他们又能做什么呢？
在我一次次向政府哭诉的过程中，无论时间长短，政府的工作人员总是耐心倾听，好言劝慰，可这有什么用呢？能解决什么呢？在反黑中，尤其是反执法机构的灯下黑中，有多少同志牺牲，又有多少无辜者受害，又有多少人遭受到打击报复，请问有人统计过吗？
正如李岳鹏所说，西城是他说了算的。
我在最后一次给政府打电话时，我请求政府能像当年的解放军一样，解放西城区，还这些惨遭迫害者一个公道，给他们一个正常的生活。人民只有在人民政府面前才能像个人，才能有人权和自尊，而在公、检、法那边连一条狗都不如。
被郭生贵及他的残党迫害的有很多件案子，我这个只算是小小一案，不值一提。打黑打黑，打的结果就是我们的生命被肆意践踏，政府都被他们推翻了，他们已经独立于西城，建立的了自己的王朝。
这些公、检、法的流氓们说，你爱哪告去哪告去，就迫害你了怎么着吧。在判决书中，掩盖抹去她的犯罪事实，把虚假的罪名强加我的头上。替她罗织我的罪名，甚至帮她制造伪证。还搞株连九族那一套，对我的家人也进行了长达6年的迫害。鉴于此，我以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公民的身份在此宣誓：我将继续在打黑的道路上走下去，直至丧失生命，我将以我微弱之力去抗击黑暗的鬼，就算不给活人一个说法，也要给在此道路上牺牲的同志们一个说法。我将用以暴制暴的行为，用鲜血和生命去对付这些肆意践踏生命的败类。
斗鬼，一个普通公民的继续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