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舜水与日本文化
明清之际，五星聚奎，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等各具特色，竞放异彩，相得益彰，构成了绚烂的时代思潮。“清初五大师”之一朱舜水的特色表现为在明亡清兴之际，他怀鲁仲连不帝秦之志，孤身东渡日本，德业弥尊，膏泽异域，开德川一代儒学，被冠以“日本孔夫子”而载入文化史册，声光焕著。本文旨在通过朱舜水与日本文化的关联，探讨朱舜水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价值和地位。
一、 朱舜水的生平事迹
（一）绝仕途，志经世
朱舜水名之瑜，字鲁玙，浙江绍兴府馀姚县人。学者称舜水先生，据梁启超《朱舜水先生年谱》记载：“先生在江户时，源光国敬礼之，不敢称其字，欲得一庵、斋之号称之。先生答言无有，三次致言，乃曰：‘舜水者，敝邑水名也，古人多有以本乡山水为号者。’舜水之称如此。”[1]他生于明万历二十八年（西元1600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西元1682年）。在谱系上讲，他的先祖和明太祖朱元璋是族兄弟。“入国初，先祖于皇帝族属为兄，雅不欲以天潢为累，物色累徵，坚卧不赴，遂更姓为‘诸’。故生则为诸，及袱主入庙，题姓为朱。仆生之年，始复今姓。”[2]曾祖名诏，号守愚。祖父名孔孟，号惠翁，一生曾三让皇恩不受。父亲名正，号定寰，皇明诏赠光禄大夫，上柱国，并授总督漕运军门，但未任。母亲金氏，生三子：长兄启明，一名之琦；次兄重林，一名之瑾；他排行第三。父亲在他九岁时便去世了。舜水自幼过着清贫的生活。他在给诸孙男的信中写道：“汝曾祖两袖清风，所遗者四海空囊。我自幼食贫， 盐疏布。”[3]
虽然家境清苦，但朱舜水为人正直、诚恳，不肯趋炎附势、阿谀奉迎。在他三十七岁时，有人带了家谱找他，自称是朱熹的后裔，认舜水为同族。他当即查阅了家谱，发现基本相符，只有一世不明。同族人都同意，但舜水严肃指出：“一世不明，其不足据便在于此。且子孙若能自立，何必文公？如其不肖，虽以尧、舜为父，只得丹朱、商均耳。”[4]就这样毅然予以拒绝。自明以来，朱熹已成为封建社会的圣人、知识分子所崇拜的偶像，文人士子皆以攀附朱熹为荣耀，但朱舜水却认为：“人贵自立，不必攀附紫阳也”[5]。这充分表明了舜水诚实不好虚荣，倔强不肯攀援的性格与情操。
这种以诚为贵的品格还表现在朱舜水的治学目的和处世原则等方面。
朱舜水最初跟随同乡李契玄求学，后来又随吏部左侍郎朱永佑及东阁大学士兼吏户工三部尚书张肯堂、礼部尚书吴钟峦研究古学，尤擅长《诗》、《书》。因为他天资聪明，学业颇有成就，所以三十九岁时，就从南京松江府儒学生考取恩贡生。考官吴钟峦对他特别赏识，称为开国以来“文武全才第一名”[6]。但舜水不把治学及第作为仕途晋升的阶梯，他认为“士惟在有为耳，不在官职之大小崇卑也”[7]。他立经济之志，企图用所学的知识造福于社会。但见“国事日非，世道日坏”，他感时伤事，决定弃绝仕进，隐居田园。他说：“仆幼学之时，固有用行之志。逮夫弱冠不偶，彼时时事大非，即有退耕之心。”[8]封建社会的衰败以及官僚制度的腐朽，使他逐渐产生了退出科举考试的想法。他四十岁时已下定决心不去作官，但是无奈仕宦门第的家庭惜他器度不凡、可以大用，于是每逢考试，他不得不参加，却“徒作游戏了事而已”[9]。舜水曾对妻子讲：“我若第一进士，作一县令，初年必逮系；次年三年，百姓诵德，上官称誉，必得科道。由此建言，必获大罪，身家不保。自揣浅衷激烈，不能隐忍含弘，故绝志于上进耳。”[10]这表明他对于明末的科举制度已深恶痛绝。认为“明朝以制义举士，初时功令犹严，后来数十年间，大失祖宗设科本旨。主司以时文得官，典试以时文取士，竞标新艳，何取渊源。父之训子，师之教弟，猎采词华，埋头 哔，其名亦曰文章，其功亦穷年皓首，惟以剽窍为工，掇取青紫为志，谁复知读书之义哉！既而不知读书，则奔竞门开，廉耻道丧官以钱得，政以贿成，岂复识忠君爱国，出治临民！”[11]这是朱舜水对明末追逐利禄，热衷仕宦的科举风气的斥责。事实上，明末的科举制已经变成争夺功名利禄的工具，光宗耀祖的进身之阶。“以八股为文章；非文章也。志在利禄，不过借此干进。彼尚知仁义礼智为何物？不过钩深棘远，图中试官已耳，非真学问也。”[12]朱舜水对这样的科举制，睥睨为文字游戏，不是真学问。他不求功名利禄，而热衷於关心社会民生。舜水经常对人讲：“世俗之人以加官进禄为悦，贤人君子以得行其言为悦。言行，道自行也。盖世俗之情，智周一身及其子孙。官高则身荣，禄厚则为子孙数世之利，其愿如是止矣。大人君子包天下以为量。在天下则忧天下，在一邦则忧一邦，惟恐民生之不遂。至於一身之荣瘁，禄食之厚薄，则漠不关心，故惟以得行其道为悦。”[13]这就是朱舜水的治学目的——以经世致用为治学根本，以至忧国忧民忧天下。这种立志济世的践行之学就是诚。用《大学》的话来解释则是：济世以修身为本，修身以诚意为要。
崇祯十七年（西元1644年），朱舜水四十五岁时，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缢死煤山（今景山）。不久，福崧即位於南京，改元弘光。这时江南总兵方国安推荐朱舜水，并奉了皇帝的诏命特别徵召他，他不就任。弘光元年（西元1645年）正月，皇帝又下令徵召他，他仍不就任。四月，在荆国公方国安再次推荐下，朝廷任命他作江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兼兵部职方清吏司郎中，监方国安军，他还是不就任。在封建专制时代，违抗皇旨是有罪的。当时朝廷之中，交章弹劾他。说他不遵朝廷之命，没有人君的礼节，声言要抓捕他。在这种情况下，朱舜水不得不星夜遁逃。恰好这时有左良玉的儿子左梦庚背叛朝廷，羽檄张皇，所以舜水才能免於逮捕。据朱舜水自己在《答源光国问先世缘由履历》一文中所讲，从四十五岁到五十八岁，“通计徽召荐辟除拟，除亓院疏荐外，凡壹拾贰次，始终不受。”[14]
朱舜水之所以屡次拒绝徵召，一方面是受其祖父和父亲不攀仕途家风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国历史上正直的知识分子“君于诚之为贵”优良传统的发扬。具体讲，就是继承了明末东林党和复社人士那种为了国家民族的命运，敢于申报正义，忠信正直的品格。
“东林党”和“复社”是明未知识分子为热诚报国而组织起来的学术团体。明朝末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风雨飘摇，国事蜩螗之秋。神宗统治时期，以皇帝、宦官、王公、勋戚、权臣为代表的封建统治层中最反动、腐朽的势力，操纵朝政、政治黑暗、军事窳败、财政拮据，而苛徵暴敛日渐繁重。人民反抗事件也层出不穷。由于明朝国力渐衰，崛起关外的满洲贵族也逐渐不服明朝中央政府的管辖，以至发展成为对明朝的威胁。面临这种国事艰难的形势，万历二十一年（西元1593年）任吏部文选司郎中的顾宪成对朝廷的错误决策直言进谏，触怒了神宗，被革职回家。德高学湛的顾宪成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于万历三十二年（西元1604年）修复了宋代学者杨时（时称龟山先生）讲过学的“东林学院”（现为江苏无锡市东林小学），制订了《东林会约》，由此被称为“东林党”。东林党人标榜气节，崇尚实学。他们在讲学中经常触及社会现实问题，议论如何改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例如，他们强烈要求改变宦官专权乱政的局面，竭力反对皇帝派遣矿监、税吏到各地进行疯狂掠夺、横徵暴敛，主张既重视农业，也重视工商业，要求惠商卹民、减轻赋税、垦荒屯田、兴修水利，反对屡见不鲜的科举舞弊行为，主张取士不分等级贵贱，按照个人才智，予以破格录用，提倡加强在辽东的军事力量，积极防御满洲贵族的进攻。这些正确的建议和主张，却遭到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的反对。魏忠贤为了把持朝政，企图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他于天启五年（西元1625年）十二月，以朝廷的名义，把东林党人姓名榜示全国，共三百零九人。凡是榜上有名的，生者削职为民，死者追夺官爵。一时间，京师内外，遍布魏忠贤的密探。东林党人一被发现，立刻被捕拷打，甚至遭割舌、剥皮的酷刑。面对魏忠贤极端恐怖的黑暗统治，大部分东林党人都不顾个人安危，铁骨铮铮、至死不屈，充分展示了东林党人的凛然气节——赤诚爱国，忠直不阿的高风亮节。
崇祯帝即位后，远忠直、亲邪佞，对敢放评骘朝政的东林党不抱好感。由于他的刚愎自用、拒绝是非，使已经极端腐败的明朝每况愈下。在这种情况下，一批青年士子继东林而起，组织了 “复社”。明代士大夫以文会友之风甚盛。崇祯初年，江南有许多文社。著名的有太苍人张溥、张采创立的“应社”，华亭人夏允彝、陈子龙创立的“几社”，还有别的许多社。后来这些文社合并为“复社”，推文名最大的张溥为盟主，于崇祯六年（西元1633年）大会于苏州的虎丘。大江南北的士人参加复社的，据记载约有两千多人。这是明代，也是中国封建时代规模最大的一个知识分子结社。复社人士自称“吾以嗣东林”。这表明复社继承了东林党的传统。即论文兼评时政，把关心国事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忠贞报国，真实无伪。因此，复社声讨阉党馀孽阮大铖之举，成了明末一桩重大的政治事件。崇祯十一年（西元1638年），复社人士会集南京，起草了《留都（南京）防乱公揭》。这篇檄文揭露阮大铖在过去充当魏忠贤的爪牙，迫害东林党人的罪行以及他仍在策划卷土重来的阴谋，表示了复社壮士决心“为国除奸”，不翦除阮贼誓不罢休。檄文义正辞严，掀起了一场声讨阮大铖的运动。阮大铖成了过街老鼠，有五、六年不敢出头露面。
崇祯十七年（西元 1644年）五月，关外清军攻占北京，使全国形势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这时凤阳总督马士英与阮大铖密谋，认为庸怯的福王朱由崧容易控制，就拉拢江南的几个总兵，依仗武力，拥立了福王朱由崧。这就是上文提到的第一个南明政权。马士英把持朝政，将其密友阮大铖任命为兵部侍郎（後升任尚书）。由此，大多数复社人士坚决不同马、阮同流合污。
朱舜水继承了“东林”和“复社”疾恶如仇、刚直不屈的传统，对马士英和阮大铖深恶痛绝，耻与之同列，所以当马士英派遣亲信，请托朱舜水的亲家何东平再三劝勉他出任时，他想：如果接受徵召，一定会得到马士英的重用，既受重用，自然要感恩图报；如果与相首尾，就是和奸臣同党，而成为天下万世之罪人，故而他不顾身家性命的危险，力辞徵召。这充分体现了朱舜水的处世原则——不为高官厚禄，与恶势力同流合污；而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追慕正直、忠贞的品格。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修身处世，一诚之外更无馀事”[15]。
（二）鳞东海，乞复明
朱舜水作为明清嬗代之际的一位爱国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气节和情操。为了匡复明室，驱逐满清，他曾三赴安南 （越南）、五渡日木、奔走於厦门、舟山之间，效申包胥借兵复楚之举，向日本乞师复仇。耿耿忠心，一腔至诚。
弘光隆武元年（西元1645年）五月，清兵攻陷南京，福王出走，方国安、马士英、阮大铖投降清军。福王败亡後，明室产生了两个领导力量，即唐王（朱聿键）政权和鲁王（朱以海）政权。不久，清兵攻取福建，杀了唐王。此时，鲁王率领部下进占南澳岛，然後攻取了舟山群岛。这时候，朱舜水曾几次往返於日木与舟山之间。他之所以屡次去日木，是想借日本援兵资助舟山守将、兵部左侍郎王栩，以恢复中原。鲁王监国五年、清顺治七年（西元1650年），朱舜水以五十一岁高龄又一次飘浮东海去日本，不料被清兵发现。清军白刃合围，逼迫他髡发投降，但他谈笑自若、毫不惧怕，誓死不降，表现出了明末志士忠贞不渝、视死如归的情操。同舟刘文高等人被他的义烈所感动，驾舟将他送回舟山。
次年，五十二岁的朱舜水又去日本，以後又由日本到安南。当他正要从安南返回舟山时，舟山和四明山寨都被清兵攻陷了。鲁王走避厦门，舜水的最好师友王栩、朱永佑、吴钟峦等人，也都先後为国殉节。尤以王栩死事最惨，足以表现民族气节。据全谢山《鲒奇亭集·王公墓碑》记载：王翊，字完勋，浙江慈溪人，徙居馀姚。监国二年，他聚兵结寨以屯，蔓延四明八百里，气势颇大。舜水和王翊深相缔结，两人经常密商恢复明室的方策。由此，舜水视王栩为平生唯一知友。监国六年、清顺治八年（西元1651年）七月，王翊在清军围寨数月後，顽强抵抗，最终被清军所执。他被擒后，在狱中每日从容束帻，掠鬓修容。临死前写绝命诗云：“平生忠愤血，飞溅于群卤”。书毕，引笔掷向清帅面孔，仰天大笑：“我要叫你们见识见识汉官的威仪”。清军因怀恨他的积年顽强，许多人集合起来，用乱箭将他射死。但他至死挺立胸膛，面不改色，壮烈牺牲。王翊殉节那天，正好是旧历中秋节。消息传来，舜水大为悲痛。他说：“中秋为知友王侍郎完节日，惨逾柴市，烈倍文山。仆至其时，备怀伤感，终身遂废此令节。”[16]还说：“十五日为知友王侍郎殉忠之日，此日不喜接见一客，亦不至于谈笑。”[17]舜水对亡友的真挚缅怀，表示了他对大明王朝的赤胆精诚和抗清复明的决心。
由于国事日益危急，鲁王在监国九年（西元1654年）降诏徵召五十五岁的朱舜水。但因舜水东西飘泊，住处不定，玺书辗转两年后才到他手中。鲁王在书中责备他“托谕占城，去而不返，背君苟免，史氏讥之。”[18]希望他尽快回国效力。朱舜水手捧诏书，唏嘘慷慨，想立即转赴思明（今厦门）返回舟山，但苦无交通工具，困于安南。他只得先回复鲁王一封信，陈述他历年海外经营，筹资觅饷的苦心。他在丁酉《谢恩奏疏》中说：“去年委曲求济，方附一舟。意谓秋末冬初，便可瞻拜彤墀，伏陈衷曲。臣数年海外经营，谓可得当以报朝廷，当与藩臣悉心商榷，不意奸人为梗，其船出至海口，半月而不果行。复收安南，愤结欲绝。”[19]这说明舜水在海外数年间，为恢复大明河山，时时辛劳、日日经营。在他苦心策划下，终获一救国良策。“今谋之十年，方喜得当，意欲恢弘祖业，以酬君父，以佐劳臣。”[20]虽然其中秘密如何，今无从考察，但由此可见舜水对明王朝一如故往的赤胆忠诚。
急於早日回国尽忠报效的朱舜水，终於在永历十一年、清顺治十四年（西元1657年）正月，等来了日本船，准备乘舟渡海归国。但不料在二月遭安南供役之难，被羁五十馀日，与死为邻。是年舜水已五十八岁，为铭记这段老年之难，他逐日记有日记，并取“庶人召之役则往役”之义，名所记为《安南供役纪事》。其《自叙》云：
媳我中夏沦胥，外夷闰位，天既不赋瑜以定乱之略，瑜何忍复生其任运之心。是以通播异邦，流离一十三载，间关瀚海，茹荼百千万端，庶几天日再明，沉州复陆。乃忽有安南国王檄召区区，相见之际，遂为千古臣节所关，不死不足以申礼；然徒死亦不足以明心，不得不亲至其廷，往返辩折。况瑜大仇未复，又何肯轻丧於沟渠，故不亢不挠，以礼譬晓。国王之识习局於褊浅，而才气颇近高明。谗夫 张，极力煽其焰；元臣箝口，无或措一辞。独力支撑，四面丛射。逼勒有甚乎卫律，嗟叹无闻于李陵。虽十一日磨厉之锋，不敢轻试；而三百年养士之气，未得大伸。谨将逐日问答、行略、书札，录为一卷。芟其诸臣问难，嫌于繁冗也。隐其行间机务，为彼慎密也。子卿以奉使困饥雪窖，洪皓以迎请流递冷山，节烈尚矣！瑜则无所奉也。无所奉则不必记；然关于国也，关于国则不敢不记。因志之曰安南供役纪事云尔。[21]
正如舜水自叙所言，安南之难在朱舜水的整个生涯中，犹如飓凤一般，突然袭来，但又瞥然而去。然而，它却折射出朱舜水为维护大明王朝声誉而不卑不亢、视死如归、至诚爱国的高尚人格。
安南之难的史实经过是：朱舜水滞留于安南时，恰逢安南国王需要识字的人供书记之役，有人推荐他，府吏便把他捉到官府，面试作诗写字。舜水不肯作诗，只写道：“朱之瑜，浙江馀姚人，南直松江籍。因中国折柱缺维，天倾日丧，不甘获发从虏，逃避贵邦，至今一十二年。弃捐坟墓妻子，虏氛未灭，国族难归。溃耄尤焚，作诗无取。所供是实。”[22]府吏把他拘囚起来，严密监视。数日后，安南国王在外营砂召见他，舜水不肯下拜异邦国王，激怒了国王和文武大臣。第二天又召见他，这次满朝文武大臣尽集，另有数千人持刀环立，一派杀气腾腾。面对这些，舜水毫无惧色，徐徐步入。差官命他拜，舜水不拜；又写一“拜”字命他拜，舜水于“拜”字上添一“不”字，仍不肯拜；最后差官牵袖按令他拜，他挥而脱之还是不肯下拜。国王大怒，一定要杀他。同行的人也都劝他拜。舜水却说，前天从会安来的时候，已经同亲友作过死别了。今日我为遵守明朝礼节而死，毫无遗憾。我死后，如可收尸，乞题曰“明徵君朱某之墓”。安南国王天天派人在舜水寓所附近杀人，先枭其首，再将骨肉剁碎，抛散满地，招致鸟鸢犬豕竞来就食，以此恐吓他，但舜水绝不被威逼所屈，始终不拜。威逼不成，又施利诱。安南王请舜水在安南作官，并以“太公佐周而周王，陈平在汉两汉兴”相诱。舜水坚辞不就，致书安南国王说：“瑜徒以天祸明室，遁逃贵邦，苟全性命，别无他图。如日中华丧乱，遂欲委质於贵国，皇天后土，实鉴此心。大王不以无礼诛之，而复以此伤义士之志，是犹与於杀之矣。”[23]忠心赤胆，跃然纸上。安南王仍不甘心，又派人劝说舜水，要为他接取家眷，营造府第。对此，舜水答曰：“去家十三年，绝无婢妾，何有家眷？瑜役毕告归，必不留此，甲第何为？”[24]铿锵之语，表达了舜水作为大明遗民，定要返回故国的决心。最后，安南王又派人写一“确”字，探问他的意思。朱舜水作《坚确赋》回报安南王，以表自己坚贞的志操。
朱舜水在安南的遭遇，证明了他不愧是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生当民族危难之秋，却保持了海外赤子之心。这诚如他自己所说：“仆事事不如人，独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似可无愧于古圣先贤万分之一。一身亲历之事，固与士子纸上空谈者异也。”[25]他在安南的遭遇反映了他言行一致、坚贞不屈、精诚无伪、壁立千仞的人品。为此，梁启超称赞他：“先生方正强毅，镇静温厚，诸美德皆—一表现，实全人格之一象徵也。”[26]
由于屡受挫折，朱舜水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但他抗清的意志至死不衰，复明的决心始终不变。他继续奔走海上，“雅有意于经历外邦，而资恢复之势”。他时时以国事为念，“审察时势，密料成败，故濡滞沿海，艰厄危险，万死如发。”[27]永历十三年、清顺治十六年（西元1659年）五月，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郑成功和兵部侍郎张煌言会师北伐。六十岁的朱舜水应郑成功的邀请，参加了这次战役。收复瓜州，攻克镇江，他都是亲历行阵。但这次行动最终遭到了失败。舜水衡量当时的局势，不禁浮起了一个悲壮的观念：声势不可敌，失地不可复，与其在内地做异族的奴隶牛马，不如蹈海全节，以保存民族正气。於是，他学鲁仲连不帝秦的精神，东渡日本，留居长崎。
朱舜水定居日本後，每日向南而泣血，背北而切齿。正如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中所描述的那样：
海外遗民意不归，老来东望泪频挥，
终身和食兴朝粟，更胜西山赋采薇。
遭逢“阳九之厄”的朱舜水，为恢复明朝的一统江山，冷静地回顾和研讨明亡的历史教训，并在六十二岁时，即明亡后的第十七年，写下了著名的《中原阳九述略》。
这篇著作共分四章，第一章题名“致虏之由”。
舜水认为明亡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政治腐败。“中国之有逆虏之难，贻羞万世，固逆虏之负恩，亦中国士大夫之自取也。语日：‘木必朽而後蛀生之。’未有不朽之木，蛀能生之者也”。二是学术虚伪。明末科举制成了文人士子攫取个人功名的手段，所以人们穷年皓首于猎取华词、埋头 哔之中，不知读书以出治临民之义哉！
第二章论“虏势二条”。一条论天启、崇祯年间，边臣失职，致虏披猖；二条论虏入中原後，搜括征发，使天下骚然。第三章讲“虏害十条”。舜水痛斥满清入主中原後的十大罪状有：1．东人之害，自江以北至南京。2．沿海有防边、养兵、藏匿、接济之害。3近海有造船、帮工、值匠之害。4.签发舵梢之害。5.内地有签派船料、搬运木植之害。6.省会近城各郡有放债举息、买官附营之害。7.仕宦有配发上阳堡、宁古塔之害，并入旗披甲之害。8．买官但计有钱，不问色目之害。9.打老鼠之害。10.拆房屋之害。
第四章名为“灭虏之策”。“灭虏之策，不在他奇，但在事事与之相反。”舜水举例说：“彼以残，我以仁；彼以贪，我以义。解其倒悬，便已登之 席；出之汤火，斯为沃之清凉。则天下之赤子与天下英雄豪杰，皆我襁袱之子，同气之弟，安有不合群策，毕群力，以报十七年刺骨之深仇哉？逆虏虽有神谋秘策，亦无所再施。况黔驴之技人穷，山鬼之术尽露。全为百姓勘破，毫无足惧。故知一败涂地，必不可支也。”篇末署名“辛丑年六月望日，明孤臣朱之瑜泣血稽颡拜述”。耿耿忠义之情，力透纸背。这篇著作书写完毕，舜水拜托他的日本至友安东守约收藏保存，谓“他日采逸事於外郡，庶备史官野乘。”[28]舜水一直企望中原能有恢复的一天，为此，他滞日期间生活十分节俭，死时居然储蓄了三千馀金。这是他企图恢复国家的经费。舜水抗清复明的公忠真诚，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明清之际，五星聚奎，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等各具特色，竞放异彩，相得益彰，构成了绚烂的时代思潮。“清初五大师”之一朱舜水的特色表现为在明亡清兴之际，他怀鲁仲连不帝秦之志，孤身东渡日本，德业弥尊，膏泽异域，开德川一代儒学，被冠以“日本孔夫子”而载入文化史册，声光焕著。本文旨在通过朱舜水与日本文化的关联，探讨朱舜水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价值和地位。
一、 朱舜水的生平事迹
（一）绝仕途，志经世
朱舜水名之瑜，字鲁玙，浙江绍兴府馀姚县人。学者称舜水先生，据梁启超《朱舜水先生年谱》记载：“先生在江户时，源光国敬礼之，不敢称其字，欲得一庵、斋之号称之。先生答言无有，三次致言，乃曰：‘舜水者，敝邑水名也，古人多有以本乡山水为号者。’舜水之称如此。”[1]他生于明万历二十八年（西元1600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西元1682年）。在谱系上讲，他的先祖和明太祖朱元璋是族兄弟。“入国初，先祖于皇帝族属为兄，雅不欲以天潢为累，物色累徵，坚卧不赴，遂更姓为‘诸’。故生则为诸，及袱主入庙，题姓为朱。仆生之年，始复今姓。”[2]曾祖名诏，号守愚。祖父名孔孟，号惠翁，一生曾三让皇恩不受。父亲名正，号定寰，皇明诏赠光禄大夫，上柱国，并授总督漕运军门，但未任。母亲金氏，生三子：长兄启明，一名之琦；次兄重林，一名之瑾；他排行第三。父亲在他九岁时便去世了。舜水自幼过着清贫的生活。他在给诸孙男的信中写道：“汝曾祖两袖清风，所遗者四海空囊。我自幼食贫， 盐疏布。”[3]
虽然家境清苦，但朱舜水为人正直、诚恳，不肯趋炎附势、阿谀奉迎。在他三十七岁时，有人带了家谱找他，自称是朱熹的后裔，认舜水为同族。他当即查阅了家谱，发现基本相符，只有一世不明。同族人都同意，但舜水严肃指出：“一世不明，其不足据便在于此。且子孙若能自立，何必文公？如其不肖，虽以尧、舜为父，只得丹朱、商均耳。”[4]就这样毅然予以拒绝。自明以来，朱熹已成为封建社会的圣人、知识分子所崇拜的偶像，文人士子皆以攀附朱熹为荣耀，但朱舜水却认为：“人贵自立，不必攀附紫阳也”[5]。这充分表明了舜水诚实不好虚荣，倔强不肯攀援的性格与情操。
这种以诚为贵的品格还表现在朱舜水的治学目的和处世原则等方面。
朱舜水最初跟随同乡李契玄求学，后来又随吏部左侍郎朱永佑及东阁大学士兼吏户工三部尚书张肯堂、礼部尚书吴钟峦研究古学，尤擅长《诗》、《书》。因为他天资聪明，学业颇有成就，所以三十九岁时，就从南京松江府儒学生考取恩贡生。考官吴钟峦对他特别赏识，称为开国以来“文武全才第一名”[6]。但舜水不把治学及第作为仕途晋升的阶梯，他认为“士惟在有为耳，不在官职之大小崇卑也”[7]。他立经济之志，企图用所学的知识造福于社会。但见“国事日非，世道日坏”，他感时伤事，决定弃绝仕进，隐居田园。他说：“仆幼学之时，固有用行之志。逮夫弱冠不偶，彼时时事大非，即有退耕之心。”[8]封建社会的衰败以及官僚制度的腐朽，使他逐渐产生了退出科举考试的想法。他四十岁时已下定决心不去作官，但是无奈仕宦门第的家庭惜他器度不凡、可以大用，于是每逢考试，他不得不参加，却“徒作游戏了事而已”[9]。舜水曾对妻子讲：“我若第一进士，作一县令，初年必逮系；次年三年，百姓诵德，上官称誉，必得科道。由此建言，必获大罪，身家不保。自揣浅衷激烈，不能隐忍含弘，故绝志于上进耳。”[10]这表明他对于明末的科举制度已深恶痛绝。认为“明朝以制义举士，初时功令犹严，后来数十年间，大失祖宗设科本旨。主司以时文得官，典试以时文取士，竞标新艳，何取渊源。父之训子，师之教弟，猎采词华，埋头 哔，其名亦曰文章，其功亦穷年皓首，惟以剽窍为工，掇取青紫为志，谁复知读书之义哉！既而不知读书，则奔竞门开，廉耻道丧官以钱得，政以贿成，岂复识忠君爱国，出治临民！”[11]这是朱舜水对明末追逐利禄，热衷仕宦的科举风气的斥责。事实上，明末的科举制已经变成争夺功名利禄的工具，光宗耀祖的进身之阶。“以八股为文章；非文章也。志在利禄，不过借此干进。彼尚知仁义礼智为何物？不过钩深棘远，图中试官已耳，非真学问也。”[12]朱舜水对这样的科举制，睥睨为文字游戏，不是真学问。他不求功名利禄，而热衷於关心社会民生。舜水经常对人讲：“世俗之人以加官进禄为悦，贤人君子以得行其言为悦。言行，道自行也。盖世俗之情，智周一身及其子孙。官高则身荣，禄厚则为子孙数世之利，其愿如是止矣。大人君子包天下以为量。在天下则忧天下，在一邦则忧一邦，惟恐民生之不遂。至於一身之荣瘁，禄食之厚薄，则漠不关心，故惟以得行其道为悦。”[13]这就是朱舜水的治学目的——以经世致用为治学根本，以至忧国忧民忧天下。这种立志济世的践行之学就是诚。用《大学》的话来解释则是：济世以修身为本，修身以诚意为要。
崇祯十七年（西元1644年），朱舜水四十五岁时，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缢死煤山（今景山）。不久，福崧即位於南京，改元弘光。这时江南总兵方国安推荐朱舜水，并奉了皇帝的诏命特别徵召他，他不就任。弘光元年（西元1645年）正月，皇帝又下令徵召他，他仍不就任。四月，在荆国公方国安再次推荐下，朝廷任命他作江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兼兵部职方清吏司郎中，监方国安军，他还是不就任。在封建专制时代，违抗皇旨是有罪的。当时朝廷之中，交章弹劾他。说他不遵朝廷之命，没有人君的礼节，声言要抓捕他。在这种情况下，朱舜水不得不星夜遁逃。恰好这时有左良玉的儿子左梦庚背叛朝廷，羽檄张皇，所以舜水才能免於逮捕。据朱舜水自己在《答源光国问先世缘由履历》一文中所讲，从四十五岁到五十八岁，“通计徽召荐辟除拟，除亓院疏荐外，凡壹拾贰次，始终不受。”[14]
朱舜水之所以屡次拒绝徵召，一方面是受其祖父和父亲不攀仕途家风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国历史上正直的知识分子“君于诚之为贵”优良传统的发扬。具体讲，就是继承了明末东林党和复社人士那种为了国家民族的命运，敢于申报正义，忠信正直的品格。
“东林党”和“复社”是明未知识分子为热诚报国而组织起来的学术团体。明朝末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风雨飘摇，国事蜩螗之秋。神宗统治时期，以皇帝、宦官、王公、勋戚、权臣为代表的封建统治层中最反动、腐朽的势力，操纵朝政、政治黑暗、军事窳败、财政拮据，而苛徵暴敛日渐繁重。人民反抗事件也层出不穷。由于明朝国力渐衰，崛起关外的满洲贵族也逐渐不服明朝中央政府的管辖，以至发展成为对明朝的威胁。面临这种国事艰难的形势，万历二十一年（西元1593年）任吏部文选司郎中的顾宪成对朝廷的错误决策直言进谏，触怒了神宗，被革职回家。德高学湛的顾宪成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于万历三十二年（西元1604年）修复了宋代学者杨时（时称龟山先生）讲过学的“东林学院”（现为江苏无锡市东林小学），制订了《东林会约》，由此被称为“东林党”。东林党人标榜气节，崇尚实学。他们在讲学中经常触及社会现实问题，议论如何改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例如，他们强烈要求改变宦官专权乱政的局面，竭力反对皇帝派遣矿监、税吏到各地进行疯狂掠夺、横徵暴敛，主张既重视农业，也重视工商业，要求惠商卹民、减轻赋税、垦荒屯田、兴修水利，反对屡见不鲜的科举舞弊行为，主张取士不分等级贵贱，按照个人才智，予以破格录用，提倡加强在辽东的军事力量，积极防御满洲贵族的进攻。这些正确的建议和主张，却遭到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的反对。魏忠贤为了把持朝政，企图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他于天启五年（西元1625年）十二月，以朝廷的名义，把东林党人姓名榜示全国，共三百零九人。凡是榜上有名的，生者削职为民，死者追夺官爵。一时间，京师内外，遍布魏忠贤的密探。东林党人一被发现，立刻被捕拷打，甚至遭割舌、剥皮的酷刑。面对魏忠贤极端恐怖的黑暗统治，大部分东林党人都不顾个人安危，铁骨铮铮、至死不屈，充分展示了东林党人的凛然气节——赤诚爱国，忠直不阿的高风亮节。
崇祯帝即位后，远忠直、亲邪佞，对敢放评骘朝政的东林党不抱好感。由于他的刚愎自用、拒绝是非，使已经极端腐败的明朝每况愈下。在这种情况下，一批青年士子继东林而起，组织了 “复社”。明代士大夫以文会友之风甚盛。崇祯初年，江南有许多文社。著名的有太苍人张溥、张采创立的“应社”，华亭人夏允彝、陈子龙创立的“几社”，还有别的许多社。后来这些文社合并为“复社”，推文名最大的张溥为盟主，于崇祯六年（西元1633年）大会于苏州的虎丘。大江南北的士人参加复社的，据记载约有两千多人。这是明代，也是中国封建时代规模最大的一个知识分子结社。复社人士自称“吾以嗣东林”。这表明复社继承了东林党的传统。即论文兼评时政，把关心国事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忠贞报国，真实无伪。因此，复社声讨阉党馀孽阮大铖之举，成了明末一桩重大的政治事件。崇祯十一年（西元1638年），复社人士会集南京，起草了《留都（南京）防乱公揭》。这篇檄文揭露阮大铖在过去充当魏忠贤的爪牙，迫害东林党人的罪行以及他仍在策划卷土重来的阴谋，表示了复社壮士决心“为国除奸”，不翦除阮贼誓不罢休。檄文义正辞严，掀起了一场声讨阮大铖的运动。阮大铖成了过街老鼠，有五、六年不敢出头露面。
崇祯十七年（西元 1644年）五月，关外清军攻占北京，使全国形势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这时凤阳总督马士英与阮大铖密谋，认为庸怯的福王朱由崧容易控制，就拉拢江南的几个总兵，依仗武力，拥立了福王朱由崧。这就是上文提到的第一个南明政权。马士英把持朝政，将其密友阮大铖任命为兵部侍郎（後升任尚书）。由此，大多数复社人士坚决不同马、阮同流合污。
朱舜水继承了“东林”和“复社”疾恶如仇、刚直不屈的传统，对马士英和阮大铖深恶痛绝，耻与之同列，所以当马士英派遣亲信，请托朱舜水的亲家何东平再三劝勉他出任时，他想：如果接受徵召，一定会得到马士英的重用，既受重用，自然要感恩图报；如果与相首尾，就是和奸臣同党，而成为天下万世之罪人，故而他不顾身家性命的危险，力辞徵召。这充分体现了朱舜水的处世原则——不为高官厚禄，与恶势力同流合污；而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追慕正直、忠贞的品格。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修身处世，一诚之外更无馀事”[15]。
（二）鳞东海，乞复明
朱舜水作为明清嬗代之际的一位爱国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气节和情操。为了匡复明室，驱逐满清，他曾三赴安南 （越南）、五渡日木、奔走於厦门、舟山之间，效申包胥借兵复楚之举，向日本乞师复仇。耿耿忠心，一腔至诚。
弘光隆武元年（西元1645年）五月，清兵攻陷南京，福王出走，方国安、马士英、阮大铖投降清军。福王败亡後，明室产生了两个领导力量，即唐王（朱聿键）政权和鲁王（朱以海）政权。不久，清兵攻取福建，杀了唐王。此时，鲁王率领部下进占南澳岛，然後攻取了舟山群岛。这时候，朱舜水曾几次往返於日木与舟山之间。他之所以屡次去日木，是想借日本援兵资助舟山守将、兵部左侍郎王栩，以恢复中原。鲁王监国五年、清顺治七年（西元1650年），朱舜水以五十一岁高龄又一次飘浮东海去日本，不料被清兵发现。清军白刃合围，逼迫他髡发投降，但他谈笑自若、毫不惧怕，誓死不降，表现出了明末志士忠贞不渝、视死如归的情操。同舟刘文高等人被他的义烈所感动，驾舟将他送回舟山。
次年，五十二岁的朱舜水又去日本，以後又由日本到安南。当他正要从安南返回舟山时，舟山和四明山寨都被清兵攻陷了。鲁王走避厦门，舜水的最好师友王栩、朱永佑、吴钟峦等人，也都先後为国殉节。尤以王栩死事最惨，足以表现民族气节。据全谢山《鲒奇亭集·王公墓碑》记载：王翊，字完勋，浙江慈溪人，徙居馀姚。监国二年，他聚兵结寨以屯，蔓延四明八百里，气势颇大。舜水和王翊深相缔结，两人经常密商恢复明室的方策。由此，舜水视王栩为平生唯一知友。监国六年、清顺治八年（西元1651年）七月，王翊在清军围寨数月後，顽强抵抗，最终被清军所执。他被擒后，在狱中每日从容束帻，掠鬓修容。临死前写绝命诗云：“平生忠愤血，飞溅于群卤”。书毕，引笔掷向清帅面孔，仰天大笑：“我要叫你们见识见识汉官的威仪”。清军因怀恨他的积年顽强，许多人集合起来，用乱箭将他射死。但他至死挺立胸膛，面不改色，壮烈牺牲。王翊殉节那天，正好是旧历中秋节。消息传来，舜水大为悲痛。他说：“中秋为知友王侍郎完节日，惨逾柴市，烈倍文山。仆至其时，备怀伤感，终身遂废此令节。”[16]还说：“十五日为知友王侍郎殉忠之日，此日不喜接见一客，亦不至于谈笑。”[17]舜水对亡友的真挚缅怀，表示了他对大明王朝的赤胆精诚和抗清复明的决心。
由于国事日益危急，鲁王在监国九年（西元1654年）降诏徵召五十五岁的朱舜水。但因舜水东西飘泊，住处不定，玺书辗转两年后才到他手中。鲁王在书中责备他“托谕占城，去而不返，背君苟免，史氏讥之。”[18]希望他尽快回国效力。朱舜水手捧诏书，唏嘘慷慨，想立即转赴思明（今厦门）返回舟山，但苦无交通工具，困于安南。他只得先回复鲁王一封信，陈述他历年海外经营，筹资觅饷的苦心。他在丁酉《谢恩奏疏》中说：“去年委曲求济，方附一舟。意谓秋末冬初，便可瞻拜彤墀，伏陈衷曲。臣数年海外经营，谓可得当以报朝廷，当与藩臣悉心商榷，不意奸人为梗，其船出至海口，半月而不果行。复收安南，愤结欲绝。”[19]这说明舜水在海外数年间，为恢复大明河山，时时辛劳、日日经营。在他苦心策划下，终获一救国良策。“今谋之十年，方喜得当，意欲恢弘祖业，以酬君父，以佐劳臣。”[20]虽然其中秘密如何，今无从考察，但由此可见舜水对明王朝一如故往的赤胆忠诚。
急於早日回国尽忠报效的朱舜水，终於在永历十一年、清顺治十四年（西元1657年）正月，等来了日本船，准备乘舟渡海归国。但不料在二月遭安南供役之难，被羁五十馀日，与死为邻。是年舜水已五十八岁，为铭记这段老年之难，他逐日记有日记，并取“庶人召之役则往役”之义，名所记为《安南供役纪事》。其《自叙》云：
媳我中夏沦胥，外夷闰位，天既不赋瑜以定乱之略，瑜何忍复生其任运之心。是以通播异邦，流离一十三载，间关瀚海，茹荼百千万端，庶几天日再明，沉州复陆。乃忽有安南国王檄召区区，相见之际，遂为千古臣节所关，不死不足以申礼；然徒死亦不足以明心，不得不亲至其廷，往返辩折。况瑜大仇未复，又何肯轻丧於沟渠，故不亢不挠，以礼譬晓。国王之识习局於褊浅，而才气颇近高明。谗夫 张，极力煽其焰；元臣箝口，无或措一辞。独力支撑，四面丛射。逼勒有甚乎卫律，嗟叹无闻于李陵。虽十一日磨厉之锋，不敢轻试；而三百年养士之气，未得大伸。谨将逐日问答、行略、书札，录为一卷。芟其诸臣问难，嫌于繁冗也。隐其行间机务，为彼慎密也。子卿以奉使困饥雪窖，洪皓以迎请流递冷山，节烈尚矣！瑜则无所奉也。无所奉则不必记；然关于国也，关于国则不敢不记。因志之曰安南供役纪事云尔。[21]
正如舜水自叙所言，安南之难在朱舜水的整个生涯中，犹如飓凤一般，突然袭来，但又瞥然而去。然而，它却折射出朱舜水为维护大明王朝声誉而不卑不亢、视死如归、至诚爱国的高尚人格。
安南之难的史实经过是：朱舜水滞留于安南时，恰逢安南国王需要识字的人供书记之役，有人推荐他，府吏便把他捉到官府，面试作诗写字。舜水不肯作诗，只写道：“朱之瑜，浙江馀姚人，南直松江籍。因中国折柱缺维，天倾日丧，不甘获发从虏，逃避贵邦，至今一十二年。弃捐坟墓妻子，虏氛未灭，国族难归。溃耄尤焚，作诗无取。所供是实。”[22]府吏把他拘囚起来，严密监视。数日后，安南国王在外营砂召见他，舜水不肯下拜异邦国王，激怒了国王和文武大臣。第二天又召见他，这次满朝文武大臣尽集，另有数千人持刀环立，一派杀气腾腾。面对这些，舜水毫无惧色，徐徐步入。差官命他拜，舜水不拜；又写一“拜”字命他拜，舜水于“拜”字上添一“不”字，仍不肯拜；最后差官牵袖按令他拜，他挥而脱之还是不肯下拜。国王大怒，一定要杀他。同行的人也都劝他拜。舜水却说，前天从会安来的时候，已经同亲友作过死别了。今日我为遵守明朝礼节而死，毫无遗憾。我死后，如可收尸，乞题曰“明徵君朱某之墓”。安南国王天天派人在舜水寓所附近杀人，先枭其首，再将骨肉剁碎，抛散满地，招致鸟鸢犬豕竞来就食，以此恐吓他，但舜水绝不被威逼所屈，始终不拜。威逼不成，又施利诱。安南王请舜水在安南作官，并以“太公佐周而周王，陈平在汉两汉兴”相诱。舜水坚辞不就，致书安南国王说：“瑜徒以天祸明室，遁逃贵邦，苟全性命，别无他图。如日中华丧乱，遂欲委质於贵国，皇天后土，实鉴此心。大王不以无礼诛之，而复以此伤义士之志，是犹与於杀之矣。”[23]忠心赤胆，跃然纸上。安南王仍不甘心，又派人劝说舜水，要为他接取家眷，营造府第。对此，舜水答曰：“去家十三年，绝无婢妾，何有家眷？瑜役毕告归，必不留此，甲第何为？”[24]铿锵之语，表达了舜水作为大明遗民，定要返回故国的决心。最后，安南王又派人写一“确”字，探问他的意思。朱舜水作《坚确赋》回报安南王，以表自己坚贞的志操。
朱舜水在安南的遭遇，证明了他不愧是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生当民族危难之秋，却保持了海外赤子之心。这诚如他自己所说：“仆事事不如人，独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似可无愧于古圣先贤万分之一。一身亲历之事，固与士子纸上空谈者异也。”[25]他在安南的遭遇反映了他言行一致、坚贞不屈、精诚无伪、壁立千仞的人品。为此，梁启超称赞他：“先生方正强毅，镇静温厚，诸美德皆—一表现，实全人格之一象徵也。”[26]
由于屡受挫折，朱舜水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但他抗清的意志至死不衰，复明的决心始终不变。他继续奔走海上，“雅有意于经历外邦，而资恢复之势”。他时时以国事为念，“审察时势，密料成败，故濡滞沿海，艰厄危险，万死如发。”[27]永历十三年、清顺治十六年（西元1659年）五月，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郑成功和兵部侍郎张煌言会师北伐。六十岁的朱舜水应郑成功的邀请，参加了这次战役。收复瓜州，攻克镇江，他都是亲历行阵。但这次行动最终遭到了失败。舜水衡量当时的局势，不禁浮起了一个悲壮的观念：声势不可敌，失地不可复，与其在内地做异族的奴隶牛马，不如蹈海全节，以保存民族正气。於是，他学鲁仲连不帝秦的精神，东渡日本，留居长崎。
朱舜水定居日本後，每日向南而泣血，背北而切齿。正如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中所描述的那样：
海外遗民意不归，老来东望泪频挥，
终身和食兴朝粟，更胜西山赋采薇。
遭逢“阳九之厄”的朱舜水，为恢复明朝的一统江山，冷静地回顾和研讨明亡的历史教训，并在六十二岁时，即明亡后的第十七年，写下了著名的《中原阳九述略》。
这篇著作共分四章，第一章题名“致虏之由”。
舜水认为明亡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政治腐败。“中国之有逆虏之难，贻羞万世，固逆虏之负恩，亦中国士大夫之自取也。语日：‘木必朽而後蛀生之。’未有不朽之木，蛀能生之者也”。二是学术虚伪。明末科举制成了文人士子攫取个人功名的手段，所以人们穷年皓首于猎取华词、埋头 哔之中，不知读书以出治临民之义哉！
第二章论“虏势二条”。一条论天启、崇祯年间，边臣失职，致虏披猖；二条论虏入中原後，搜括征发，使天下骚然。第三章讲“虏害十条”。舜水痛斥满清入主中原後的十大罪状有：1．东人之害，自江以北至南京。2．沿海有防边、养兵、藏匿、接济之害。3近海有造船、帮工、值匠之害。4.签发舵梢之害。5.内地有签派船料、搬运木植之害。6.省会近城各郡有放债举息、买官附营之害。7.仕宦有配发上阳堡、宁古塔之害，并入旗披甲之害。8．买官但计有钱，不问色目之害。9.打老鼠之害。10.拆房屋之害。
第四章名为“灭虏之策”。“灭虏之策，不在他奇，但在事事与之相反。”舜水举例说：“彼以残，我以仁；彼以贪，我以义。解其倒悬，便已登之 席；出之汤火，斯为沃之清凉。则天下之赤子与天下英雄豪杰，皆我襁袱之子，同气之弟，安有不合群策，毕群力，以报十七年刺骨之深仇哉？逆虏虽有神谋秘策，亦无所再施。况黔驴之技人穷，山鬼之术尽露。全为百姓勘破，毫无足惧。故知一败涂地，必不可支也。”篇末署名“辛丑年六月望日，明孤臣朱之瑜泣血稽颡拜述”。耿耿忠义之情，力透纸背。这篇著作书写完毕，舜水拜托他的日本至友安东守约收藏保存，谓“他日采逸事於外郡，庶备史官野乘。”[28]舜水一直企望中原能有恢复的一天，为此，他滞日期间生活十分节俭，死时居然储蓄了三千馀金。这是他企图恢复国家的经费。舜水抗清复明的公忠真诚，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三）扬儒学，膏异域
朱舜水从六十岁起流寓日本讲学，一直到八十三岁去世为止，前后二十三年时间，造就了无数日本学生，“与日本近代文化极有关系”。[29]
由于朱舜水重事功而轻文学，又遭国破家难、颠沛之累，故没有宏篇巨著。他的著作皆是海外文字，即滞日期间与日本学者的学术交流。其具体内容包括诗、赋、疏、揭、书、启、议、序、记、跋、论、辩、赞、箴、铭、策问、杂帖、答问、杂说、碑铭、祭文、字说、札记、杂评、杂著等。从年代考察，这些著作主要分为两个时期，即长崎时代（西元1659—1665年）的著作和水户时代（西元1666—1682年）的著作。虽然这些著作皆非雄篇，但其雅言，不离民生日用之间，发乎言而徵于行，本乎诚而立于忠，实乃启人德智之力作。
朱舜水初到日本时，正是德川幕府锁国时期。按照日禁，不留华人已有四十年。但日本学者安东省庵钦佩他的学问道德，拜他为师，固请他留在日本，并上书长崎镇巡，镇巡破例允许他留居日本。从此，朱舜水从六十岁至六十六岁（西元1659—1655年）在长崎居住六年，努力传播中国儒学，为中日两国千年之友好，为日本文运之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朱舜水文集》记载，朱舜水给他的第一位日本学生——安东守约的书信约五十五封，答疑四十二次，基本上都是这一时期所作。其主要内容有：
（1）高扬儒学
首先，朱舜水阐明了他在日本锐意弘扬儒学的目的，是为了给迷津佛教的日本学术思想界注入一股利国益民的清新学风。舜水初到日本时，深有“嘘佛之气，足以飘我；濡佛之沫，足以溺我”[30]之感。当时东武人口有百万，而名为儒者只有七、八十人，加以妇女，则两万人中有一儒，而且这些所谓的儒者又未必不信佛。日木学术界被释风笼罩著。这种现象的形成，有其社会历史的原因。
古代日本（以明治维新为限）主要吸取中国的文化思想。中国佛教在西元六世纪传入日本。佛教一接触日本，就与日本社会的政治斗争紧紧纠缠在一起。日本社会的最高统治希冀普及佛教文化，而佛教也就在最高统治者的荫庇下，发展蔓延起来。西元五世纪的日本社会是模拟氏族集团的奴隶制。这种奴隶制以大王（後来的天皇）为中心，由势力比得上大王的氏族族长组成朝廷，分担政务。例如，大伴氏和物部氏分担军事，中臣氏和忌部氏分担祭祀，苏我氏分担财政。从五世纪末开始，随著朝廷直辖领地的扩大，掌握财政机构的苏我氏势力有所增大。在渡来人（从中国和朝鲜到日本去的人）的支持下，苏我氏打算通过弘扬佛教的方式，废除模拟的氏族制度，而采取一种能够把每个大家族直接置於自己支配之下的新的统治方式。苏我氏的这种主张，引起了他和反对派物部氏的冲突。於是，在六世纪中叶，两派就朝廷是否承认和信仰佛教问题发生了摩擦。当时提倡佛教的政治意义在於，接受佛教就意味著接受一种外来神。这种外来神，超越於日本氏姓制度原有的诸种神。这样，朝廷就可以用这种新的信仰来统一思想。在这场崇佛与排佛的斗争中，与苏我氏站在一起的是日本历史上名垂青史的人物——圣德太子[31]。由此，佛教作为统一国家的政治思想，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青睐。圣德太子之後，历代朝廷都更加致力於保护佛教。圣武帝时代的佛教，在庄严的法衣上，点缀著“消灾灭祸”、“祈求福利”的织纹。平安朝时代的佛教，不论是天台宗还是真言宗都密切地从属於国家政权。而镰仓幕府一百五十年间，可谓日本佛教史的中心时代。由於武士重廉耻、崇节俭、轻生死，这与禅宗鼓吹的质朴寡欲、视生死如游戏的信条正相吻合，所以镰仓幕府上至天皇将军，下到地方武士，人人参禅究道，个个皈依禅宗。与此同时，为了迎合穷苦农民和渔民的需要，净土宗、真言宗和日莲宗也相继出现。随後的德川幕府时代则是佛教绪宗持续的鼎盛时代。
以上史实表明，由於日本佛教与日本社会政治紧密缠绕在一起，使得佛教势力极大，所以在日本反佛是极端艰难的。但朱舜水力辟草莱，决心高扬儒学。他一方面指出释氏以空疏之理害人的弊端，揭露佛教用荒唐却易懂，空疏而近理的语言佯诱人心的实质。他举例说：释者如佛图澄、鸠摩罗什、达摩、惠能、誌公、生公之徒，皆能举天下人之心而摇之。所以，不管是高明者、贵者和善者，还是昏愚者、贱者和恶者，一旦陷於其术中，则惨亦甚矣。例如宋代伟人韩琦、范仲淹、富弼、文彦博等功业闻望、炳耀人寰，却无力排佛，落於释氏之牢笼。又如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学富才隽，虽能以纵横捭阖之说，却难脱佛教高旷之谈。另一方面，他又陈叙排佛兴儒对日本国的好处。他说：“贵国山川降神，才贤秀出，恂恂儒雅，蔼蔼吉士，如此器识而进於学焉，岂孔、颜之独在於中华，而尧、舜之不生於绝域？”大兴儒学可以逞治民心，开启民智，“而贵国文明开辟之机，均於此基焉”[32]。这是说，如果儒学流行，则其居安富尊荣，子弟孝悌忠信，君臣和睦协力。所以，弘扬儒学的结果，必然是“圣贤之道，一旦振兴於贵国，此今日中原、九州之所不及也。”[33]
其次，朱舜水阐释了日本亘千古以来未出现真儒的原因。舜水认为其原因有三；一是日人岸然自高，枵然自是，见学於人：二是日人不安其分，好高骛空；三是日人愚蔽他端，老死不悔。而这三蔽的形成又与去日的中国人有关。其中，学行不兼者有之，与真儒之道完全背戾者有之，剽风雪之句以为韵镂月露之形以矜奇者也有之，结果“圣贤践履之学，中国已在季世，宜乎贵国之未闻也。”[34]。
再次，朱舜水阐述了儒学的基本内容。舜水以为儒学应以“仁、义、礼、乐为宗”，而其核心思想是“诚”。这一观点在舜水思想中一以贯之。如他对儒学创始人孔子的赞美，都是国绕着“诚”字而发。“诚而明，明而诚，圣人也。”[35] “传圣人者，要在传其诚与明，不在传其音与声；求圣人者，但当求之学与教，不当求之笑与貌。”[36] “三王毕，素王出。亘万古，教惟一。文彬彬，本忠质。”[37]
（2）倡明舜水学
朱舜水的儒学观，即讲究实际、倡导实践、注重实行、追求实功的“实理实学”。这就是别开生面的“舜水学”。
以“实理实学”为核心内容的舜水学，是中国明清之际经世致用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证明：每当社会发生大动乱、大变革之时，伴随它就会出现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如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动乱时期，伴随它出现的是诸子百家思潮；第二次大动乱发生在秦汉之际，独尊儒术思潮是它的伴娘；魏晋之际发生了第三次大动乱，掀起了风靡一时的玄学思潮；第四次大动乱即五胡乱华，道统说伴之兴起；第五次大动乱爆发于五代十国，它蕴育出了程朱道学和陆王心学这一对理学的双璧；第六次大动乱、大变革就出现在明清之际，经世致用之学是它的产儿。而当时站在群儒之首、代表这股社会思潮顶端的学者是明清之际的三大启蒙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顾炎武开一代经学之风，提出了“理学即经学”思想，从此，“穷经致用”之风掀起。黄宗羲作《明儒学案》，开启清代浙东学派重史、重实的新史风；又著《明夷待访录》，首先提出具有时代特色的“反君”、“民主”思想。王夫之以“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的方略，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胸怀，推陈出新，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与朱熹庞大精深的理学体系相抗衡。与顾、黄、王同调，朱舜水在追究明亡的历史教训中，创建的以开物成务、经邦弘化为宗，以明白朴实为道，以批判迂腐的理学为目的的舜水学，成为为兴邦治国、化民成俗服务的经世致用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著光大东方的社会作用。
舜水学又可称为事功社会学，因为它是一种有利於民事、可当於事功、可望可即的学问。朱舜水在国家变故之後，奔走海外，深知迂腐的学问无裨实用，而认为开物成务、经世济民才是真正的学问。因此在学风上，他和“颜李学派”相似，一反玄虚之学风，而返诸实事。为此，他以圣人孔子的求实学风以自喻。“世之学圣人者，视圣入太高，而求圣人太精。谓圣人之道，一皆出於自然，而毫无勉强。故论议臻於寥廓，析理入於牛毛，而究竟於圣人之道去之不知其几千万里已！几千万里而已也，容有至之之时，卒之马牛之风，愈趋而愈远，是皆好高喜新之病害也。古今之称至圣者莫盛於孔子，而聪明睿智莫过於颜渊。及其问仁也，夫子宜告之以精微之妙理，入於言思俱断之路，超越於‘惟精惟一’之命，方为圣贤传心之秘；何独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夫视听言动者，耳目口礼之常事，礼与非礼者，中智之衡量，而‘勿’者下学之持守，岂夫子不能说玄说妙，言高言远哉？抑颜渊之才不能为玄为妙，骛高骛远哉？夫以振古聪明睿智之颜渊，而还生民未有之孔子，其所以授受者，止于日用之能事，下学之工夫；其少有不及于颜渊者，从可知矣。故知道之至极者，在此而不在彼也。”[38]从这种求实的学风出发，为力矫日本学术界的空虚之弊，使重行尚实蔚为风尚，朱舜水常常怀着对明亡的阵阵隐痛，向安东守约及求学问道的日本弟子，历数“说玄道妙，言高言远”迂腐学风导致明亡的惨痛教训，竭力宣扬治学为国计民生的道理。
这样，在舜水学的羽翼下，孵化出了具有偏重经济论（经国济民的理论）特徵的日本儒学。
（3）标示道德
舜水学从“诚”出发，认为作人之本也应在这一“诚”字。他说：“不佞之心，光明如皎日霁月，自信无纤毫云翳”[39], “乡疏远之人，多不能信其诚一之若此。久交密久，无不知之。贤契前谓不佞质任自然，久而不变，此是不佞一生本色。”[40]舜水的道德观是对孔孟道德观的继承和发扬。孔子将“诚”作为优良道德品质加以褒扬，如《论语》有云：“言忠信，行笃敬”、“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等；孟子更强调“诚”的道德品质，他的名言——“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讲的就是把诚作为一种道德的重要性。舜水对孔孟这一思想，身体力行、发扬光大。
朱舜水以此“诚”的道德品德，薰陶培养出了许多学纯德粹的日木学者。
永历十八年、清康熙三年（西元1664年），朱舜水六十五岁时，日本宰相上公源光国闻其才德文行，特遣儒臣小宅生顺到长崎屡诣舜水。翌年，礼聘舜水为宾师，八月迎舜水到水户（现茨城），十二月归江户（现东京）。以后，朱舜水从六十七岁到八十三岁的十六年间（西元1666一1682年），往返於水户、江户之间，讲授儒学、作图制官、习释奠礼、筹谋规讽，务欲成就人才，以为邦家之用。
朱舜水不以循行数墨为学，而重於民风世教、日用彝伦之学，且娴习艺事、长於工技。他七十一岁时，应源光国兴建学校之请，作《学宫图说》及其模型。其型有文庙、启圣宫、明伦堂、尊经阁、学舍、进贤楼、射圃、门楼等精巧的建筑群，栋梁奋剂椽，莫不悉备。而殿堂结构之法，梓人所不能通晓者，舜水皆亲授之；及度量分寸，凑离机巧，教谕缜密，经岁始毕。现在东京的汤岛“圣堂”即依此而作。源光国又欲造祭祀器具，於是，舜水作古升、古尺，揣其称胜。他又作 、簋、笾、豆、登、刑之属，因图虽存而制莫传，舜水便依图考古、研核其法、巧思默契，指画精到，授以工师。此外，他还为水户侯制作明室衣冠、朝服、野服、角带、道服、纱帽、幞头等。
朱舜水七十三岁时，水户学宫成。源光国请朱舜水制定释奠仪注。於是，他写了《改定释奠仪注》一文，详明礼节、改定仪注，并率日本儒生习释奠礼。
朱舜水七十八、九岁时，又作《诸侯五庙图说》，博采众说，通会经史。
就这样，朱舜水以诚朴和蔼的态度教诲日本人民，一直到八十三岁奄然去世。
生於明清嬗代之际的朱舜水，对大明王朝呕血尝胆、至诚无息，对日本人民谆谆教诲、忠信笃敬。他的一生，真可谓精忠贯日、孤忠大节！
二．朱舜水与日本文化
梁启超说：
朱舜水与日本近代文化极有关系，当时即已造就人才不少。我们要了解他影响之伟大，须看他的朋友和弟子跟着他活动的情形。[41]
朱舜水在日本收徒讲学，历经二十二个春秋，堪称日本教育史上的一位大教育家。他以自己毕生的心血哺育了满园桃李，被日本人民尊称为日本的孔夫子。在日本，朱门弟子，英才辈出。他们其中有：日本国宰相、水户侯德川光国(源光国)，关西硕儒安东省庵(安东守约)，天下学者四面归之的一代儒宗伊藤维桢(伊藤仁斋)，日本古学开山鼻祖山鹿素行，幼师朱舜水、后成名震四方的大儒安积觉(安积澹泊)等等。在《朱舜水集》中出现的日本学者近百人，其中或是与朱舜水书问笔谈、切磋学问，或是恭候拜师、欲厕朱舜水门下，而读其书慕其人，间接蒙其影响的私淑弟子尤众。
从日本学术发展来看，不论日本朱子学、古学，还是水户学，都与朱舜水的思想有着密切关系。日本朱子学从宏观上可分为两大派系：一为主气派(以安东省庵、贝原益轩、新井白石为代表)，一为主理派(以山崎暗斋为代表)。日本朱子学主气派着重继承、发展了朱舜水的经世致用思想。经世济民是其主要宗旨，主博学、尊知识、倡实行、蓄经验是其特征，由此构成了有别于中国朱子学而别具风姿的日本朱子学。日本古学沿着朱舜水批评宋明理学的道路，发展为具有无神论思想的朴素唯物主义学派，为实证科学在近代日本社会的传播，奠定了基础。日本水户学发扬了朱舜水重史、尚史、尊史的史学思想，结合日本国情，演绎为忠君爱国，倒幕维新的社会思维，成为明治维新原动力之一。在日本思想史上，这三大学派各以其独特的思想，形成了一种注重实证、讲究经世致用、倡导改革致强的思想潮流，推动着日本社会向前发展。由此，朱舜水可以称得上是日本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