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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项英、陈毅与叛徒的斗争 [打印本页]

作者: 忧忧情    时间: 2010-1-5 13:10     标题: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项英、陈毅与叛徒的斗争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项英、陈毅与叛徒的斗争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国民党当局反复对游击根据地进行“清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严酷的斗争环境,深山老林的艰苦生活,使红军内部的少数人感到前途渺茫,对革命产生了动摇。国民党军趁机利用高官厚禄,收买他们,打击红军游击队,这对革命危害极大。在这种极其险恶的环境里,项英、陈毅作为留守南方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率领红军和游击队的干部、战士,在同敌人周旋的同时,同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坚决地斗争,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巩固了革命队伍。      


北山事件      

1935年10月,在赣粤边区发生了“北山事件”,这是敌人利用叛徒龚楚破坏赣粤边区指挥机关的一个大阴谋。   

龚楚曾任代理中革军委总参谋长、中央军区参谋长。1935年2月,根据中央分局的部署,龚楚与石友生率领红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九个连共1200人,从南安江、油山转至湘南,收容红三十四师失散的队伍,并在该地发展游击区。他们这一路突围后,经马岭、牛岭至信丰之铁石圩,再经油山转出广东梅关、南雄间,进入北山,沿途经过了三次战斗,突破了小股敌军和地方团队的堵截,于3月中旬到达粤北的乐昌、湖南的宜章一带。   

由于龚楚率领的游击队在国民党军的“清剿”下,连续受到损失。龚楚此时产生了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情绪,准备叛变。1935年5月2日,龚楚带着一个连由临武基地赴郴县黄茅村。当晚,他托辞身体不适,晚饭后早早就寝。趁红军游击队战士们纷纷酣睡之际,龚楚半夜三更爬起床,悄然逃离黄茅村回到故乡长来村。   

龚楚脱离革命队伍后,很快被广东军阀陈济棠请出山,被封为少将“剿共游击司令”。为了向主子表现自己的能耐,龚楚向陈济棠献媚说:“现在赣南的‘共匪’,官最大的是项英和陈毅。我和他们共过事,是他们的参谋长,知道他们的特点和爱好,有办法把他们抓到。”   

项英、陈毅是蒋介石悬赏5万大洋捉拿的*“要犯”,能抓住他们肯定是天大的功劳。陈济棠一听大喜,立即给龚楚配备了30多人、装备精良的特务队,要他到北山破坏赣粤边游击队的指挥中枢。   

1935年10月中旬,龚楚率领着他的特务队,伪装成“红军游击队”,顺着2月突围时走过的路来到北山的天井洞。他们在这一带转悠了几天,未见到红军游击队的踪影,更不用说项英、陈毅的驻地了。   

为了使龚楚的真面目不被暴露,余汉谋(时任粤军第一军军长——编者注)派收编的土匪武装周文山部100来人,到天井洞来配合演戏。龚楚当即命令他的特务队装模做样同周文山“作战”。双方枪弹漫无目的地“战斗”一番,周文山就率领土匪“溃退”,一场周瑜打黄盖的戏就草草收场。   

这样,龚楚就四处散布,他的游击队打败了余汉谋手下周文山率领的精锐部队。   

活动在天井洞一带的红军游击队,不知道龚楚这时已经叛变,成为余汉谋赏识的鹰犬,加上龚楚又和周文山演的这一出戏,就误认为他是与周文山匪部英勇作战的“兄弟部队”。驻在天井洞的中共赣粤边特委秘密交通员赖文泰,驻天井洞对面山上的北山游击大队队长兼政治委员贺敏学(原红七十一团参谋长、贺子珍的哥哥),游击队小队长刘矮牯(绰号“猛张飞”),以及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等,都先后同龚楚发生了接触。龚楚乘机向他们大吹大擂他在湘南扩大游击区的“战绩”,声称这次回来是接项英、陈毅过去,加强对湘南游击区的领导,迫切需要见到他们。何长林告诉龚楚:项英、陈毅目前正在北山游击区,但他们行动秘密,和北山游击队不发生直接联系。要找他们,可写信由交通员转交,请项英、陈毅到天井洞会面。龚楚一听心中暗喜,送上门来比找上门更好下手,认为不日即可大功告成,以后就可以飞黄腾达了。   

项英、陈毅接到由交通员赖文泰转来的何长林签名的信后,非常高兴。自2月下旬中央苏区留守红军分路突围后,项英、陈毅一直还挂念着突围到湘南的龚楚这一路。信上说龚楚率领红七十一团九个连顺利到达湘南,并且扩大了游击区,使陈毅产生了疑惑。按说,龚楚是湘南游击区的主要负责人,游击区扩大了,游击队发展了,他怎么不顾“大好形势”,扔下游击队,只带小股部队来这里“汇报”呢?早在南昌起义后,龚楚就是陈毅的直接下级,陈毅对龚楚是太了解了,此人一贯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今天,在湘南干出了点“成绩”,按他的秉性,应该翘尾巴,显自己的功,怎么会一反常态,谦虚起来了,请项英和陈毅去“加强领导”呢?环境艰苦,斗争复杂。人心隔肚皮,知面不知心。已经八个月没有联系,龚楚现在是个怎么样的人,很难说。因此,陈毅建议项英,先不忙去见龚楚,观察一段再说。   

信送走了几天,还未见到项英、陈毅,龚楚心里发虚。相处了几天,贺敏学、“猛张飞”等,一方面觉得龚楚领来的“游击队”作战勇敢,值得学习;另一方面又觉得他们有些疑点,别的游击队服装杂乱,而他们却服装整齐;别的游击队装备差,长短枪不一,且旧枪多,他们装备精良,清一色的德国造20响驳壳枪和机枪;他们来自湘南游击区,却讲一口的广东话,不讲湘南话。   

龚楚见项英、陈毅未到,北山游击大队也有点怀疑他们了,怕夜长梦多,便决定先下手为强,以开会为名,把北山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召集到一块,来个一网打尽。   

龚楚通过何长林,擅自发出一个通知,要游击队干部和中共赣粤边特委后方人员到天井洞开会。   

一些游击队干部接到通知后,就陆续来到天井洞。贺敏学到后,问龚楚:“会场布置警戒了吗?”龚楚点点头,说:“这么重要的会,我不会没警惕性的。放心吧,我早就把警戒布置好了。”实际是,他早已派特务队把会场包围起来了。   

贺敏学进入“会场”后,发现警戒人员不是保卫会场的样子,而是个个手按驳壳枪,如临大敌,明显是对付参加会议人员的样子。贺敏学感觉气氛不对,转身对龚楚说:“我来的时候走得急,一份文件忘了带了。我让警卫员帮我拿去。”   

贺敏学转身要走,不料龚楚一使眼色,手下几个喽哕已用驳壳枪顶住了他的腰。身高力大的贺敏学猛力推倒敌人,奋力逃跑,身中三枪,滚下山坡脱险。   

龚楚撕下画皮,在会场上大放厥词,说什么中央苏区已经丢失了,再干*、红军游击队没有什么出路,劝大家投降,跟着他干,抓住项英、陈毅,包管大家每人官升三级,以后有大把钞票,吃香的喝辣的,穿绫罗绸缎。   

游击队的干部听了,知道了中了龚楚的奸计,满腔怒火,掏出手枪就朝敌人开火,边打边朝外边冲。但是,由于敌人早有准备,占有有利地形,火力封锁很严,许多同志当场牺牲。只有“猛张飞”等六七位同志带伤冲出会场,脱离虎口。   

“猛张飞”等以无比顽强的意志,极其艰难地朝着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的秘密驻地爬去。他们爬了两天两夜,身体已到极限之际,被秘密交通站的同志救起。他们报告了龚楚在天井洞的所作 所为,要秘密交通站的同志赶快通知项英和陈毅。   

特委后方主任何长林没有突围出去,被龚楚抓住了。龚楚狞笑着对他说:“事已至此,我也不用再掖着藏着了,我被陈济棠任命为‘剿共游击司令’。你把项英、陈毅住的地方告诉我,我就不杀你,还可以给你大官做。”   

何长林经不住龚楚的威胁利诱,可耻地步龚楚的后尘也叛变了。何长林虽为赣粤边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但对项英、陈毅的住处也只是大致知道个方向,并不知道具体在什么地方。为了作投靠龚楚的见面礼,何长林向龚楚献上一条毒计,说:“虽然我也不知道项英、陈毅的驻地,但我有一个办法,能抓住他们。我知道他们粮食困难,经常要派侦察班到南雄的大梅坑买米。只要我们能在中途把买米的侦察班人员截住,就可以通过他们抓出项英和陈毅。”   

龚楚听了,翘起大拇指,说:“老何,妙计,只要抓到项英和陈毅,你就立了大功。到时候,我会在陈济棠、余汉谋面前给你请功。”   

于是,何长林就带着龚楚的人,到特委侦察班出来买米时必经的岔路口蹲守。   

项英、陈毅身边的侦察班,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出来的精兵,个个都是苦大仇深,革命立场坚定,体格健壮,作战机智勇敢。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指挥机关的侦察、警卫、买米和采购物资,都由他们承担。他们经常会想出各种巧妙的办法,偷偷通过敌人严密的封锁线,避开敌人的岗哨,从山外买到粮食、食盐等,运回项英、陈毅的驻地北山帽子峰。   

这天下午,侦察班的吴少华、丁上淮等5位战士从南雄大梅坑买米回来的途中,遇到了龚楚和何长林。由于是熟人,吴少华也就没有戒备,和侦察班的其他同志走了过来。   

就在侦察班的战士们走到何长林身边时,突然,从何长林身后闪出两个敌人,一个上前一把扭住吴少华的衣领;另一个敌人也跳出来去抓丁上淮。丁上淮机警地将肩上挑的米往敌人身上一甩,就势滚下了山坡。跟在丁上淮后面的三个侦察班的战士,也反应极快,把米担子往地上一撂,滚下山去。敌人朝着山下打了一阵子乱枪,但没敢往下追。   

敌人抓住了吴少华,搜身之后把他的手枪给下了。何长林与龚楚耳语了一阵。走到吴少华跟前指着龚楚介绍说:“这是咱中央军区的龚参谋长,刚从湘南根据地来,找项英、陈毅两位首长汇报工作。”然后,他又指着龚楚的特务队,说:“这些同志是跟着龚参谋长从湘南来的。他们见你戴的斗笠上写着‘铲共团’的字样,以为你们是敌人,就来抓你们,其实这完全是误会。”   

原来,吴少华带的斗笠,是不久前从“铲共团”手里缴来的。这次出去买米,戴上这个斗笠,是为了防备路上遇到敌人,迷惑敌人用的。   

何长林这一番话,听起来好像滴水不漏,但吴少华已经看出破绽。因为他和何长林是熟人,俩人刚才的搭话都已经知道对方是谁了,绝对不会因为戴了有“铲共团”三个字的斗笠而发生误会。同时,从刚才下他枪的两个人的动作看,明明是早有准备。并且,这些人衣服很新,和活动在赣粤边的红军游击队明显不同。综合这些疑点,吴少华很快得出结论:何长林已经叛变了,跟随龚楚来的人,不是什么游击队,而是敌人!想到这里,吴少华决定将计就计,稳住敌人,寻机脱身,便说:“既然是误会,把枪还给我吧?”   

龚楚一下子窘住了,支支吾吾的,就是不想把枪还给吴少华。   

何长林赶快打圆场,说:“龚参谋长要见项、陈两位首长,有非常紧急的事情,耽误不得,请你给他带路。”   

吴少华知道不带路想脱身是困难的,好在其他四位同志已经脱身,不如暂时应付一下这两个叛徒,再找机会脱身。于是,吴少华改口说:“按照纪律规定,老周(项英的代号——编者注)、老刘(陈毅的代号——编者注)那里,没有他们的批准,是不能带人去的。既然龚参谋长有紧急事情汇报,那我就破个例吧。”   

龚楚满脸堆笑,说:“这才是觉悟高的好同志,不受条条框框拘束。”   

于是,吴少华在前面走,龚楚和何长林及他们的特务队在后面跟着。快接近指挥部的岗哨时,吴少华对龚楚说:“龚参谋长,请你们暂时停在这里,等我先去告诉哨兵。为了司令部的安全,规定凡接近岗哨,不得超过三人,尤其是生人。否则,哨兵就可以开枪。人去多了,哨兵不认识,就会引起误会,自己人打起来不好。”   

龚楚听了,心想项英、陈毅还真鬼。恼火之下,龚楚也无可奈何,只好派了他的两个心腹,跟随吴少华向哨位走去。   

当吴少华走到哨兵跟前时,指着身后的两个人说:“他妈的,他们都是反革命!”哨兵立刻开枪向敌人射击,实际上也向项英、陈毅报了警。   

当时,在山上的项英正和陈毅在下棋,听到枪声报警后,急忙转移。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以及警卫战士,来不及收拾东西,急忙离开住的棚子,转移到后山去隐蔽。   

敌人也开了枪。敌人人多势众,火力很猛。吴少华和哨兵见势头不对,立即滚下山去,朝着与指挥机关的相反方向跑了,以便把敌人引开。   

龚楚指挥他的人朝岗哨打了一阵子枪,由于不知虚实,没有冲上山去。这时,天已近黄昏时分,龚楚怕遭到游击队的包围,仓促命令部下撤退。   

虽然龚楚不知虚实,率部下撤走了,但项英、陈毅认为此地不可久留,因为敌人已经发现了赣粤边游击队的指挥机关所在地,一定会调集更多兵力卷土重来;尤其是何长林完全知道我指挥机关的行动和粮食来源,必然要用严密封锁、断绝粮食的毒招,将使我指挥机关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向哪里转移?项英、陈毅商议后,决定转移到马鞍山地区。   

经过努力,项英和陈毅找到了马鞍山区委的负责人,商议如何收容被敌人冲散的部队和工作人员,布置以后的工作。但叛徒何长林十分猖獗,不断带国民党军将群众抓去,严刑拷打,追问项英、陈毅的踪迹,这里也非久留之地。于是,项英、陈毅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转移到油山区域。   

转移之前,项英、陈毅把北山的工作做了布置,把被龚楚、何长林诱骗参加会议的五支游击队加以整理,配备好干部,然后在当天夜里,带领交通站以及一些后方机关,由北山向油山转移。      

纠正“左”倾粗暴做法,靠民主解决问题      

“北山事件”及此后发生的几次叛徒事件,使赣粤边的游击斗争形势更加严峻,有些人悲观失望情绪更加增长,脱离了革命队伍。项英、陈毅深深地感到叛徒的危害性,与叛徒作斗争,成为赣粤边游击战争的重要任务之一。   

如何同叛徒现象做斗争,也存在一个方法问题。   

北山游击大队大队长贺敏学受伤后,到群众家养伤,领导担子落在了刘燕富和刘甫念两位副手身上。他们俩都是雇农出身,苦大仇深,对党、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打仗那更是没得说,勇敢、不怕死,但就是不善于做思想工作,遇事简单生硬。北山党组织和游击队因叛徒龚楚、何长林等受到很大损失。他们火冒三丈,带着游击队要去找叛徒报仇。在敌人占优势的情况下,他们这样行动正是敌人求之不得的,结果不但没有捉住叛徒,反而又 受到新的损失。部队内部也产生了混乱,出现了逃跑现象,仅十来天,200多人的游击队,只剩下100来人了。刘甫念更是恼怒,当逃跑的人被抓回来后,他就开斗争会,斗争完了,又怕这人再跑掉,就拉出去处决了。他们的这种做法,造成人心惶惶,形成恶性循环。   

项英和陈毅主张对于那些危害革命的叛徒实行坚决镇压,但是,要巩固内部,主要靠教育、说服。靠民主解决问题。刘燕富、刘甫念的“左”倾粗暴做法,传到指挥机关后,陈毅非常气愤,指出:这种做法是十分错误的!这种做法恰恰造成了内部的恐怖、猜忌,破坏了内部团结。在赣粤边特委机关和游击队干部会议上,陈毅指出:叛徒这东西也是环境形成的,一种是自愿叛变的,一种是逼成的。“开小差的,抓回来就杀,听到怪话的就斗争,那是自己挖自己的墙脚嘛!靠这种办法是没法巩固队伍的,这是国民党的办法,我们*无论如何不能采用。革命是自愿的,决不强迫,不能逼人家革命,更不能绑着人家革命。绑着革命有什么意思?”   

陈毅还说:“能坚持的当然应当坚持,愿意回家的,可以发给路费。但出去了,要站稳立场,不要叛变,不要去当反革命,不要翻脸为仇,危害革命,不要不辞而别,要握手告别,后会有期。出去了呆不住,愿意回来的还可以再来。我是不能走,我的任务在这个地方。我走,到上海,马上穿起西装,很舒服。再到西北找关系很容易,我的关系很多。但我不能走,我的任务在这里。我们在这个地方,不是为了逃命,也不是为了吃苦而吃苦,而是为了革命,为了中国劳苦群众的解放。”   

陈毅这么一讲,在游击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立即有人表示:“你能坚持,我们为什么不能坚持?”   

陈毅的警卫员宋生发热泪盈眶地向大家介绍说:“同志们,老刘同志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负了伤,到现在还未好,天天拄着拐杖和大家一起行动。就在三天前,我亲眼见到,他在外面林子里从伤口往外挤脓,挤出了足足有一大钵子的脓血。他治伤的药,只是一盒万金油。就是这样的身体,他每天和我们一样爬山涉水,在敌人中间穿来穿去,指导各地的工作。他能坚持,我们就不能坚持?”   

听宋生发这么一说,过去不知内情的游击队干部、战士们都很吃惊,深受感动,纷纷表示:“我们也要坚持到底,决不动摇!”   

根据项英和陈毅的指示精神,各游击队对那种革命意志不够坚定的人,总是劝他们留下来坚持斗争。如果他们一定要走,就不勉强,还发给100到200元的路费,帮助换上老百姓的服装,安排好路线,派交通员送他们过赤白交界地区,使他们不被敌人抓住,安全到家。有的离队后被国民党军抓住了,党组织和游击队千方百计去营救出来,做到仁至义尽。   

对于一些身体不好的同志,党组织和游击队劝他们暂时离开。这些同志害怕被说成是动摇分子,表示无论如何也要留在队里。组织上劝说他们:“你们政治上当然没有问题,但身体不行,对我们是个拖累。跟不上队伍,让反动派抓住杀了,何必呢?*不是要害你们去死。*是求生不求死,我们的死要换得大家的利益,个人的牺牲换得集体的解放,白白牺牲没有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回去呢?回去了以后,找到当地党组织,仍然可以革命。”用这种方式,这些同志很高兴地离开了,减少了部队的负担。      

分开保管经费,避免谋财害命的危险      

从中央苏区突围到赣粤边时,项英和陈毅都保管了一些金子,这是党的活动经费。他们将这些金子缠在腰里,冬天衣服厚,不怎么显,但到了夏天,换了单衣,就凸现出来。游击队员不知道真相,在背后指指点点,低声议论。有的还乘行军途中陈毅因腿伤走路不稳扶他一把时,顺势在他腰间一摸。这在内部不很稳固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谋财害命的危险。   

对于经费问题,项英也作过反复考虑,觉得颇难办,分开大家背吧,等于给品质不好的人发了一大笔路费;继续瞒着大家,恐怕是瞒不下去了。陈毅建议:反正大家嘴上不说,心里是知道的,不如给大家讲个清楚。   

一天,项英、陈毅把部队集合起来。大家还以为有什么紧急任务,一个个凝神望着他们。只听陈毅说道:“同志们,今天集合,特意给大家说一件事。”   

陈毅说着,从腰里解下一条沉甸甸的“腰带”。然后,他把腰带里的金子倒在地上,说:“这是党的经费,是我和老周同志从中央苏区突围时带来的。党要我和老周同志保管这些经费,发展党的事业靠它,发展部队也靠它。我们从来没有乱花过一分钱。”   

一堆金子在地上,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耀眼的光芒,吸引着大家的目光。大家都知道,项英、陈毅生活俭朴,和大家一起共甘苦。他们多次提出反对游击队某些领导同志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的作风。尤其是陈毅。到赣粤边地区后,带着伤和他们一起东跑西颠,长期风餐露宿,白天隐蔽,晚上转移。特别是阴雨天气,路滑泥泞,他伤处更加疼痛,往往是咬紧牙关坚持行军。但他没有多花一分钱治伤,靠一盒万金油镇痛。当警卫员劝他花钱买一点好药治伤时,他总是摇摇头,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钱一定要花在该花的地方。我的腿在突围前,党中央给我用最好的药,军委周副主席亲自关心给做手术,已经花了组织上不少钱了。现在,腿已经好多了,能坚持就不要乱花钱嘛!”   

看看金子,再看看经常折磨陈毅的那条伤腿,大家心中充满了对陈毅的敬佩之情。   

陈毅深情地望着生死与共的同志们,说:“我和老周同志有责任通知大家,万一我们牺牲了,尸首可以不要,钱无论如何要拿走。这是党的钱,不能落入敌手。但是,我和老周同志商议了一下,钱集中在我们俩身上,万一我们遇到了敌人,不幸牺牲,容易落入敌手。因此,我们建议大家分开来带,即使有人不幸牺牲了,也不至于全部落入敌手。”   

陈毅的话真挚诚恳,肝胆相照,令大家非常感动。大家经过民主讨论,觉得党的经费,应该由政治上可靠的人来保管。项英、陈毅两位首长,在政治上是最可靠的,党的经费当然应由他们来保管。同时,大家也觉得他们提出的分开保管也有道理,便推举出了几位同志参与保管。      

加强思想教育工作,重视制度建设      

为了巩固内部,同叛徒事件作斗争,项英、陈毅还十分重视在赣粤边党组织和游击队进行思想教育工作。   

项英、陈毅经常给大家分析形势,讲解政策,指明前途,鼓励坚持斗争。“北山事件”后,项英、陈毅到信康赣县委指导工作。他们和县委警卫班的战士谈心,项英对大家说:“现在我们处在最困难的时期,广东军队和地主武装,几万人马把我们围困在狭小的山区内。我们和上级的联系也中断了,和各根据地也联系不上。我们留在这里坚持斗争的同志,随时有被打死、饿死的可能。我们要有为革命而牺牲的准备。但是只要剩下一个人,也要顽强坚持下去。*的红旗不能倒,游击队的旗帜不能倒。革命的火种是消灭不了的,黑暗总会过去,革命必然会到来!”   

项英把话锋一转,说:“当然,在这样艰难的时 刻,总会有少数人经不起考验,叛变革命,当敌人的走狗。也有的人开小差,不辞而别。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除掉了沙子,金子会更加闪闪发光。”   

陈毅接着对大家讲:“现实是困难的,前途是光明的。在困难的日子里,我们要讲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要把红旗高高地插在赣粤边的山顶上,将来要插遍全中国。”   

项英、陈毅的一席话,使警卫班的战士们受到很大鼓舞,对革命的光明前途充满了信心。   

为了搞好部队的思想教育,项英、陈毅还编写了不少内部教材。政治教材有《红色指挥员必读》、《群众工作必读》、《反对十大坏现象》等等。   

项英很关心身边的干部、战士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常给他们讲,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写的书,是告诉穷人闹革命求解放的道理。一个革命者只有懂得革命的道理,才能懂得怎么去革命。为了解决文盲问题,项英、陈毅还编写了识字课本,第一册是关于“人”,讲解男人、女人、大人、小人、工人、农民、贫农、中农、富农、地主、资本家等等。第二册是讲“地理常识”,国内有多少省,主要的城市、高山、河流,世界上有多少海洋,多少大陆。第三册是关于“阶级斗争”,讲什么人是剥削阶级,什么人是被剥削阶级,为什么会产生阶级斗争,为什么要革命等。这样,把学文化同思想教育结合起来,让干部、战士既学习了文化,又能开阔了眼界,明白了革命道理,坚定了革命到底的决心。许多同志就是在项英、陈毅的耐心帮助下,学到了文化,由一字不识到能够写信,能够看懂文件。   

项英、陈毅还十分注意从革命气节教育人手,开展同叛变和逃跑作斗争。他们起草了《中共赣粤边特委关于开展反叛徒斗争讨论大纲》,在各级党组织和游击队中进行深入讨论。   

为了防止叛徒造成的危害,项英、陈毅非常重视制度的制定。他们规定,凡派出去的游击队员,必须按约定的时间归来。如果逾期未归,留在此地的同志就要搬家。项英、陈毅严格执行这种制度。每次外出,陈毅就告诉留在原地的其他同志,自己没有按期回来,就赶快搬家,迁移到约定的下一个地点。   

不久,项英、陈毅看到一个叛徒的出现,会危害到整个机关和工作,决定禁止各机关相互知道游击队;禁止住交通站;一切队员只应知道个别群众组织和关系,不应知道其他群众组织和关系,等等。   

项英、陈毅同叛徒斗争所采取的措施,在游击队的干部、战士中产生了很大反响,带来了新的信任和团结。此后,各县、区和游击队的领导同志。先后也都采取了这些方式,使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内部得到进一步的巩固,有效地遏止了叛徒的危害。
作者: 习惯    时间: 2010-1-5 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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