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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有关钱学森的假故事：根本未授过中将 [打印本页]

作者: 6228975 时间: 2010-1-26 09:33 标题: 有关钱学森的假故事：根本未授过中将

早就听说写作名人传记有所谓的“真名人，假故事”，这些故事是“根据名人的性格和当时的场景，依据逻辑推理写出来的”，这叫“文学虚构”，目的是加强“感染力”，达到“励志”的目的。尽管这种写作手法迄今仍有作家以为可取，我却以为必须摒弃。真实才有感染力。凭空虚构的故事，除了扰乱人们的视听之外，还将给后世留下艰难的辨伪考证工作。

　　最近，我对种种钱学森的传记与报道进行了一番“考证”，惊讶于这种“真名人，假故事”之多。其中有的“假故事”流传甚广，以致“造谣一千遍就变成真理”，很多人信以为真。

　　【钱学森被授予“中将”？】

　　1957年9月至10月，钱学森作为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成员访问苏联，曾有过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

　　苏联国防部提出，苏联的火箭、导弹和其他尖端技术设备属于高度保密的单位，中国代表团成员中，只有相当级别的政府官员和相当高级军衔的军官才能参观。

　　代表团成员中，钱学森是最资深的导弹专家，他当然要去参观苏联那些高度保密的单位。然而，钱学森没有军衔，更谈不上“高级军衔”了。

　　周恩来总理知道了这件事，建议中央军委马上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周恩来幽默地说，“早在1945年美国政府就曾授予钱学森上校军衔。现在已经过了12年，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他当将军呢？就是按军队的晋升制度，也该轮到钱学森当将军了”。

　　毛泽东得知此事，说道：“恩来同志考虑得很周到。我想，钱学森同志至少也得授予中将军衔。”

　　就这样，中央军委很快作出决定，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于是，钱学森佩中将军衔，出现在苏联。

　　虽然这一传说有鼻子有眼，但有三个明显的漏洞：

　　一是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录》里面查不到钱学森；二是从未见到钱学森佩中将肩章或者领章的照片；三是在《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及《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中，没有查到相关的记录。

　　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教授告诉笔者，这纯属讹传。他说：“造谣都造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头上去了！”

　　钱学森本人也曾对秘书涂元季说过：“这是误传。”

　　当时，钱学森作为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成员访苏，苏联方面对他格外注意，因为苏方知道钱学森的学识和阅历，知道1945年钱学森曾作为美国空军顾问团上校，考察了德国的导弹基地，审讯了德国导弹专家。钱学森是代表团中唯一的资深火箭导弹专家。当时的苏联导弹尚处于仿制德国、美国导弹的阶段。正因为这样，在参观苏联导弹基地的时候，苏联方面总是请钱学森去给大学作讲座，或者安排与苏联科学家见面。苏联方面对钱学森解释说，那些导弹你在德国、美国都看过，对于曾经担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主任的你，不值得费时去参观那些不屑一顾的东西。所以钱学森没有去参观苏联的导弹基地，并非由于他没有军衔。

　　再如，有报道称，当钱学森1955年从美国回到祖国：

　　钱学森到了北京，第二天下午，周恩来总理邀请钱学森及其夫人来到中南海。这天，一听见门外车响，周恩来便大踏步走出办公室，迎接客人，一见面就紧紧握住了钱学森的手，充满无限激情地说：“学森同志，欢迎你归来，我们的国家太需要你了！”几句话，说得钱学森浑身灼热，好像顿时有一股温泉，一下子流遍了他的全身……

　　总理问道：“你遭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吃了不少苦头，身体怎么样？你先不要忙着考虑工作嘛，先去医院检查一次，检查结果我是要过目的。蒋英也要检查一次。这件事我让秘书给你们安排一下。”

　　像这样问寒问暖的语言，像这样悉心关怀的话语，钱学森觉得他活了44岁还不曾听见过……

　　且不说周恩来对刚刚回国的钱学森是否称呼“学森同志”，据《人民日报》报道，钱学森是在1955年10月28日从上海来到北京，11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接见钱学森，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欢迎钱学森归来，并无“钱学森到了北京第二天下午”周恩来接见之事。那些“一股温泉，一下子流遍了他的全身”之类的描写纯属虚构。

　　顺便提一笔，一篇文章中写道：“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和夫人蒋英带着孩子，从纽约登上轮船，回首望着远去的自由女神像和曼哈顿那些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钱学森的感情是复杂的，脑海中那成功事业和黑暗日子的记忆，都在归心似箭的热血冲击下淡化了。”不知道作者是否念过中学地理课，钱学森一家怎么可能从纽约坐船回中国？当时，钱学森是加州理工学院教授，是从美国洛杉矶乘邮轮“克利夫兰总统号”到香港的（这艘船的起点站是旧金山，途经洛杉矶）。所以所谓“回首望着远去的自由女神像和曼哈顿那些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子虚乌有而已。

【结婚誓词真伪辨】

　　关于钱学森与蒋英的婚礼，一本书里这样描写：

　　（1947年） 8月30日，一个美好吉祥的秋日。这天，天空格外晴朗，双方的亲友都早早地等候在上海国际饭店二楼的大厅里——这是钱学森与蒋英两个海外游子将要举行婚礼的地方。

　　上午10时整，婚典开始了……

　　新郎钱学森第一个宣读誓词：

　　我钱学森，真诚地爱慕蒋英女士的品格及其才华，我愿娶她为妻。我将尊重蒋英女士的独立人格，并平等地对待她。在我有生之年，我将与蒋英女士同甘共苦。这就是我对蒋英女士发出的神圣誓言。

　　接着，新娘蒋英用她那清脆的声音，宣读誓词：

　　我蒋英，愿意选择钱学森先生作我的丈夫。今天在家长及众位亲友面前，我庄严承诺——不管将来我们的生活遇到什么样的曲折，我给钱学森先生的爱情将永无改变。我永远是他的好妻子……

　　其实，作者是把通常的基督教婚礼的誓词套在钱学森和蒋英身上。所幸，我在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教授提供的诸多“宝贝”之中，发现有当年的《结婚词》。一查对，钱学森结婚时间不是1947年8月30日，而是1947年9月17日；地点不是上海国际饭店，而是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结婚词》也完全与上文不一样。

　　有趣的是，我在上海国际饭店的介绍文字中，见到《社会名流与国际饭店》：“1947年8月30日，钱学森和蒋英于国际饭店14楼摩天厅（注：不是二楼）举行婚礼。”可见这种误传连上海国际饭店也相信了。

　　一篇题为《钱学森、蒋英伉俪：“航天之父”与音乐大师》的文章中写道：

　　不知是心灵的召唤还是冥冥中天赐良缘，两小无猜的钱学森和蒋英各自在国外奋斗。1947年他们不约而同地回到祖国。蒋英在上海兰心大剧院举行了第一场独唱音乐会，演出轰动了整个上海，报界评论：“她卓越的歌唱艺术”使人们看到“中国一样有优越的艺术天才，良好的资质和聪颖头脑”。而就在那场音乐会上，钱学森静静地坐在观众席中，欣赏了台上每一曲悠扬的歌声，引发起他情感的激荡和对未来的畅想。他与蒋英就这样再度重逢了。

　　我查证了一下，蒋英在上海兰心大剧院举行第一场独唱音乐会是1947年5月31日，而那时钱学森还在美国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怎么可能“静静地坐在观众席中”？

　　【“一张香烟纸”的“故事”】

　　一篇题为《一张香烟纸，让中国提前20年拥有原子弹》的报道，也流传甚广。其实，作者连钱学森是什么样的专家都没有弄清楚。钱学森是火箭专家、导弹专家，并非核专家。钱三强、邓稼先才是中国研制核武器的主帅。钱学森的归来，怎么会是“让中国提前20年拥有原子弹”？正因为这样，有人写信向钱学森请教中国核武器的发展史，钱学森给予的答复是“问道于盲”！钱学森的贡献之一是让核武器与导弹结合，制成核导弹，但这并不是“让中国提前20年拥有原子弹”。

　　至于那“一张香烟纸”，又是怎么回事呢？那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国以种种借口阻挠钱学森回国。先是在1950年9月7日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钱学森，关押半个月后于9月23日获释，但是此后一直监视钱学森。

　　1955年6月15日，处于软禁中的钱学森写好给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信，夹在蒋英寄给比利时妹妹蒋华的信中，从比利时转往中国。陈叔通迅即把信交给周恩来。在日内瓦进行中美大使级谈判的中方代表在会谈中出示钱学森的亲笔信，终使钱学森得以归国。

　　钱学森写给陈叔通先生的信，通常被说成写在“香烟纸”上，这是一种流传甚广的传说。有的还说成写在香烟壳上——那些作者想象软禁中的钱学森大约没有信纸。钱永刚说，那封信的原件现在作为珍贵文件保存着，只要看一看原件，就知道这种传说并无根据。

　　钱学森怎么会想起给陈叔通写信的呢？有一个生动的“故事”说，钱学森有一回打电话向一家中餐馆订餐，餐馆派人送来之后，钱学森在食品盒底部发现有一张中文的画报垫底，拿起来一看竟是毛泽东和陈叔通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陈叔通是钱学森父亲钱均夫的老朋友，于是钱学森赶紧给陈叔通写信。

　　其实，钱学森向来有每日读报的习惯。1955年5月，钱学森在一张华人报纸上，看到了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主持庆祝五一劳动节典礼的报道。在长长的观礼者的名单中，有一个熟悉的名字闯进钱学森的眼帘——陈叔通。

　　接着，钱学森又陆续从报纸上读到中美两国谈判双方侨民归国的问题，特别是美国报纸宣称“中国学生愿意回国者皆已放回”，于是决定给陈叔通写信，报告自己被美国拘留、有国难归的困境，请求中国政府给予帮助。

　　细节决定成败。作为导弹专家的钱学森，尤其懂得在发射的时候，每一根导线、每一个焊点、每一个元件，都必须绝对可靠。“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任何细节都不允许疏忽。为了把这封极其重要的信准确“发射”到陈叔通手中，钱学森经过了精心的考虑。

　　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在家中事先写好给陈叔通的信。他当时并不知道陈的通讯地址，只能寄给在上海的父亲，请父亲代转。倘若从美国寄信给在上海的父亲，风险很大，因为联邦调查局非常注意拆检钱学森写给父亲的信。他把这封信写好之后，装在一个信封里，并在信封上写了上海家中的地址。然后把这封信夹在夫人蒋英寄给妹妹的信中，那就相对安全些。蒋英的妹妹蒋华当时侨居比利时。从美国寄往比利时的信，远没有寄往中国的信件那么容易引人注目。蒋英请妹妹收到这封信之后，从比利时转寄到上海钱学森父亲家中。

　　为了确保能够寄出这封信，钱学森连每一个细节都精心打理：他让蒋英用左手写，模仿儿童的笔迹，在信封上写了妹妹的地址，以使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认不出是蒋英的笔迹。

　　蒋华收到信件之后，立即转寄给在上海的钱学森父亲钱均夫。钱均夫马上寄给北京的老朋友陈叔通。陈当即转交周恩来总理。这一系列的转寄，都安全无误。

　　周恩来深知钱学森这封信的重要，令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进行中美大使级谈判的中方代表王炳南，并指示：“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顺便提一笔，《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的报道《比利时华侨魏蒋华：“掩护”钱学森回国的人》，称蒋华（她的丈夫姓魏）的三姐夫钱学森“写信给当时在比利时的四妹蒋华，请她设法让自己回归祖国。蒋华冒着生命危险，写信给在大陆的陈叔通，讲了钱学森的意愿与处境”。其实蒋华当时负责把钱学森的信转给在上海的钱父，并没有“冒着生命危险，写信给在大陆的陈叔通”。

　　还有一种传说：据钱学森夫人蒋英口述，钱学森写给陈叔通的信是“学生”写的。我看后很讶异，这样重要的信怎么会让“学生”写？何况从信件端端正正的笔迹一望而知是钱学森手笔。后来，查看一段中央电视台记者访问钱学森夫人蒋英的节目的录像，才弄明白：蒋英平常在家中总是称钱学森为“学森”。蒋英说，写给陈叔通的信是“学森”写的，录像节目的字幕却写成是“学生”写的！于是，以讹传讹，变成信是“学生”写的了。

【离谱的细节】

　　在刻画人物形象时，细节极为重要。细节真实，才能使人物形象真实。“假故事”往往损伤人物形象。

　　我注意到，种种离谱的细节描写，完全背离了钱学森的形象。比如，一本书中《初回故里》一节描述钱学森1947年从美国回到上海的情形：

　　飞机降落在上海龙华机场。钱学森走下舷梯时，天阴沉沉的，下着蒙蒙细雨。他的好友范绪箕从杭州专程赶来迎接他……路面上到处是垃圾秽物，肮脏的角落里倒卧着奄奄一息的乞丐……范绪箕还告诉他：“现在物价飞涨。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和法币，像废纸一样不值钱。一口袋票子，买不到半口袋面粉。”这时，一辆敞篷汽车从他们身边驶过。车上乘坐着两位全身美式军服的国民党军官，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挤坐其间，边走边打情骂俏……

　　钱学森厌恶地吐了一口唾沫，气愤得脸都白了。

　　钱学森从来没有“厌恶地吐了一口唾沫”之类的动作。钱学森出身“华丽家族”，受过高等教育，言谈举止非常文雅，哪有“吐了一口唾沫”之类的习惯？据炊事员回忆，即便是在大热天，钱学森在家中餐厅吃饭时，总是穿得整整齐齐，绝对不会穿背心、短裤出现在炊事员面前，以示对炊事员的尊重。

　　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教授说：“曾有一些文学作品甚至新闻报道中，写及钱学森为了工作，一边抽烟，一边苦思冥想。我想澄清一下，钱学森不抽烟，也不喝酒，这是他一生的坚持。”

　　我在访问钱学森秘书涂元季少将时，说起1956年2月回国不久的钱学森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的一帧合影，是在一起出席晚宴的场合。这张照片，引出了涂秘书的一段话，他说，有人曾经在文章中这么讲起这帧照片的来历：毛主席宴请钱学森，而钱学森来晚了，一见面就连声向毛主席道歉，因为他工作实在太忙。

　　涂秘书说，这简直是胡说八道，钱学森向来守时，凡是出席会议，总要提前几分钟到达，从不迟到，更何况是毛主席宴请，钱学森怎么可能迟到？！

　　其实，这张照片是在钱学森回国后三个多月拍摄的。那是在1956年2月1日，毛泽东宴请全国政协委员。钱学森收到了大会的请柬，上面写着他的席位在第37桌。到了宴会厅，钱学森在第37桌却找不到自己的名字牌。这时，工作人员领着他来到第一桌，在紧挨毛泽东座位的右面——第一贵宾的位置，写着钱学森的大名。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才知道，毛泽东在审看宴会来宾名单时，用红铅笔把钱学森的名字从第37桌勾到了第一桌。那张照片，就是在宴会上拍摄的。钱学森回国才3个多月，就被毛泽东如此看重，表明新中国的领袖深知钱学森的不凡。半个月后，钱学森就向国务院郑重递交了《建立我国国防工业意见书》，最先为我国火箭技术的发展提出了关键性的实施方案。

　　此外，一本书中描写钱学森出生是“双脚先落地。人们说这就叫‘踏莲而降’，将来能成大器”。且不说钱学森之子从未听父亲说及这样的事情，而且“双脚先落地”乃是难产，怎么可以说是“踏莲而降”？

　　写钱学森1935年赴美国留学时，“黄浦江码头，汽笛长鸣。钱学森之父钱均夫从衣袋掏出一张纸条，塞到儿子手里，说：‘这是父亲送给你的礼物。’”钱学森上船之后，打开纸条，上书：“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教！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夙志，当青春然而归，灿烂然而返！”

　　从上海去美国怎么会是“西行”？何况那所谓的父亲的纸条本身就是编造的假故事。

　　又如，钱学森1947年从美国归来探亲，母亲已经过世。“父亲又慢慢地从枕下摸出了一页泛黄的小纸片，递到钱学森手里。钱学森打开小纸片，一眼就认出了母亲那娟秀的手迹，只见上面写道：‘窗外细雨飞，老妇命垂危。夫君煎药苦，盼子子不归。’”

　　这又是一个假故事，钱学森母亲的那首诗是作者编的。钱永刚教授说，从未听父亲说起，爷爷曾有那样的纸条，奶奶写过那样的诗。

　　这么多掺假的故事，需要认认真真进行考证、核对、辨伪，才能弄清楚。我真担心，再过若干年，假的变真，贻害无穷。

　　钱学森如此，其他许许多多名人传记中的假故事想必也很普遍。

　　真实是传记、报道的生命线。不要再为名人们造假、掺假了。

作者: 134625 时间: 2010-1-26 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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