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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1920年上海“花国总理”被杀案调查 [打印本页]

作者: yonglin 时间: 2010-2-5 16:44 标题: 1920年上海“花国总理”被杀案调查

《阎瑞生》剧照。该剧是1921年由上海“中国新戏研究社”与商务馆联合拍摄的我国第一部故事长片，根据当年上海租界上发生的“阎瑞生谋杀王莲英”一案的真实社会新闻摄成。
俗话说：色字头上一把刀。又有人说：赌的就是心跳。一个色，一个赌；一个刀，一个跳。在１９２０年６月１５日的拂晓，晨光熹微时分，上海西区徐家汇镇的居民在镇西首的麦田里发现了一具脖颈上明显留有扼痕的青年女尸。
镇西首麦田里的一具女尸
发现女尸的居民赶忙报告地保。地保宗某随即上报地方检察厅，检察厅闻警出动，派员赶赴现场勘察。
奉命前往现场勘察的检察官和检验员验明死者年约２０余岁，一身条子纺绸衫裤，鞋已脱落，一双虽窄却从未裹过的天然足上套着薄薄的丝袜。
当天晚些时候的验尸结果进而证实，死者上下内外均无伤残，唯独脖颈深深留有麻绳既缠又勒的印痕。
几乎同时，大马路（今南京东路）上的老闸捕房也接到报案，说三年前当选为第一届“花国总理”的高级妓女王莲英，与嫖客朱某，同乘１２４０号汽车，随身插戴价值几千余元的金银首饰、珠宝钻石，外出游玩，再没回来。
根据１２４０号车牌，巡捕房的侦探很快找到了上海商界巨子朱葆三的第五个儿子朱子昭。
朱子昭是朱亿昌的五叔。２００６年春夏之交，朱亿昌在他毗邻轻轨３号线的寓所里接受了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档案》栏目《民国遗案》摄制组的专访。朱亿昌说：“别的证据没有，就是一部汽车，就是那一部汽车的牌照。当年上海，汽车不像现在这么多，那时候汽车不多，中国人有私家车的更少。一查汽车牌照，对了一下号码，发现是我们家的，是朱家的，包打听就到我们家里来了。”
朱子昭承认１２４０号牌照的汽车是他家的，但是他又说，王莲英失踪当晚，这车被人借去用了。借他车子的人是阎瑞生。
目标这就锁定了阎瑞生，锁定了这个６天之前真正用汽车将王莲英从家里接出去兜风的男人身上。
赌徒阎瑞生
阎瑞生，１８９５年生于上海，原籍河南汤阴。
１８９５年的中国刀光剑影，血雨腥风。
这一年的中国始于上海人民“匿名揭帖，遍布通衢”，坚决反对腐朽当局屈膝求降的抗议。（注：汤志钧等：《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５月第一版，４９９页）
这一年的中国以“拒和、变法”的“公车上书”和“宁以义死，不苟幸生”的台湾大甲溪为荣。
生逢其辰的阎瑞生却走了另外一条路。
阎瑞生从小具有反社会变态人格。他和大多有着反社会变态人格的人一样，智能良好，没有妄想或其他不合理的思维，也没有神经病症状；却多疑，不诚实，极端自私，自我中心，不近人情，无自知力，无道德心，缺乏耻辱感，缺乏情感反应，不对人际关系负责，想象脱离实际，特别爱做无明显动机的恶作剧。
阎瑞生４岁那年，有个姓黄的孩子逼他喝放了香灰的豆浆。他一声不吭，全都喝完。但他父亲生日那天，那个姓黄的孩子来他家吃面，他就将他事先抓到的许多苍蝇，捣烂了拌入对方面中，导致对方上吐下泻，整整一夜不得安宁。
阎瑞生很聪明。他从小“伶俐”，人见人爱。外语又好，“法文英文亦颇纯熟，会话文字，均所能为”。他还“长于踢球”，脚头功夫十分了得，曾有一场比赛独中三元的纪录。（注：《阎瑞生自述》，上海世界书局１９２３年８月第九版，５页）但他又敌视社会，老是与他周围的每一人作对，赌博也就成了他与人为敌的常用手段。
阎瑞生坦陈他“素性好赌”。１３岁那年，他曾将他母亲给他的１０元大洋，连同他“朝夕饲养”的两只蟋蟀一起押在了蟋蟀盆边，“以博胜负”。不料，刚一交手，他的蟋蟀便就落荒而逃，铩羽而归，气得他当场就“将所养蟋蟀，两头一齐捏毙”。（注：《阎瑞生自述》，上海世界书局１９２３年８月第九版，３页）
为了对阎瑞生的反社会变态人格有一个更加准确的定位，２００６年７月，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档案》栏目《民国遗案》摄制组在上海电视大厦１２楼的摄影棚里采访了沈勇强。沈勇强是上海师大心理学教授。沈勇强说：“虐待小动物或者昆虫什么的，也是一种反社会行为。一般人不敢随便杀生，可能有的人还怕小动物。而阎瑞生却可以用他的手，当场‘将所养蟋蟀，两头一齐捏毙’。捏死之后还要撒谎，骗他母亲，说她给他储蓄的钱遗失了，丢了，找不回来了。撒谎本身也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在他早期人生中的一个行为特征。”
１９１３年，阎瑞生进入震旦学院的大门。虽然“院中规则甚严”，他仍或“买醉于酒楼，寻芳于妓院”，或“于晚间休课时，与三五同学，同居寝室，掷骰以博胜负”。他的骰子是用豆腐干做的，“既无声息，又无痕迹”，赌完还能“吞而食之”，因此被他视为“绝妙之赌具”。（注：《阎瑞生自述》，上海世界书局１９２３年８月第九版，４页）
阎瑞生终因东窗事发而在毕业前夕被校方除名。
之后他考入北京交通传习所，又在华北银行、良记公司和法租界电车公司供职。由于每月收入不少，他更是变本加厉，有什么赌什么，以致入不敷出，债台高垒。
沈勇强在接受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档案》栏目《民国遗案》摄制组采访时说：“对于阎瑞生来说，从他整个经历来看，反社会变态人格很明显。１８岁以前，他有这么一种恶习，放浪形骸，嗜好赌博。１８岁以后，同样的好赌好色，有多少钱花多少钱，把所有的金钱全都用在赌和色上，还欠了许多的债。所以我们说，阎瑞生是一个典型。他的人生轨迹清楚表明，他具备了很典型的反社会变态人格。”
阎瑞生输红眼了，竟将他从他的相好、久安里妓女题红馆那里骗来的一只钻戒，当了６００元，全都买了江湾跑马厅的赛马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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