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ard logo

标题: 微山湖区摇摆不定的青帮“通”字辈游击队 [打印本页]

作者: 纸风铃    时间: 2010-2-23 09:36     标题: 微山湖区摇摆不定的青帮“通”字辈游击队


微山湖地处苏、鲁、豫、皖四省边界,紧靠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干线,逼近战略要地徐州,是连接华北与华中两大战略区的纽带。抗日战争一开始,当地人民就在中国*领导下,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并通过广泛、灵活的统战工作,建立了以微山湖和抱犊崮山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38年12月,一一五师第六八五团到达湖西,扩编为苏鲁豫支队(队长彭明治,政委吴法宪),部队迅速壮大,发展到八千多人,形势十分喜人。可到了1939年,湖边地委(因机关在湖西,所以又称“湖西地委”)发动“肃托”运动,从上到下杀了不少自己人,弄得人心惶惶、威信大减。运动结束后又大搞“正规化建设”,各级组织机构臃肿,一线部队却人员不足,战斗力严重下降,以至于被日、伪、顽三股势力夹攻,根据地被蚕食得不到十五公里,干部死的死、跑的跑,政府机关和主力部队都呆不住,只好转移出去,留下游击武装苦苦支撑。
1943年,湖西区从山东军区划归冀鲁豫军区管理,冀鲁豫就在那里设了个第十一分区,配合着鲁南军区打游击,逐渐恢复根据地,一直到1944年才重新有了起色。
微山湖地区的游击队几年来都是独自在敌后活动,经过艰苦环境的锻炼,有能力、有特点,也有脾气,对一般的上级领导根本不卖账。八路军为统一指挥作战,把附近各游击武装组成“独立支队”,下辖四个大队和一个挺进队,可是先后派了几任支队领导都玩不转。1944年初,又派董鸣春去当副支队长(没有正的),董副队长干了半年就回来了,军区再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只好把“独立支队”撤销,让游击队各玩各的。
董鸣春是老八路干部,当过鲁南一分区司令,这么大的来头,也只能调动三大队(滕沛大队)和四大队(文峰大队)。而其他的队伍,二大队是大名鼎鼎的铁道“飞虎队”,其功绩大家早就如雷贯耳,就连陈毅、刘少奇见了他们都客客气气的;一大队是微山湖游击队,经营着“湖上小延安”、保护着通向延安的秘密交通线,管理着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干部疗养院,见到的大领导多了,眼光自然很高。
至于那个“金济鱼挺进队”就更加不得了,不仅有好多队员兼任着区长、乡长、村长,队长迟殿文本人还是“通”字辈的青帮大佬,他要是到了上海滩,可以和季云卿、张啸林称兄道弟,甚至能当杜月笙的师叔。
迟殿文是济宁人,早先是做皮革买卖的。济宁出产黄牛和寒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是国内重要的皮货集散地,迟殿文卖牛皮、羊皮,当然也卖驴皮,这就认识了钱宝亨。钱宝亨是北京通县人,青帮“大”字辈的人物,他与北京同仁堂乐家的交情不错,受济南宏济堂老板乐敬宇(就是《大宅门》中的白家七爷白璟奇)之邀,到宏济阿胶厂当经理。迟殿文就拜钱宝亨为师,入了青帮。这青帮的前二十四辈为:清净道德,文成佛法,人伦智慧,本来自信,圆明兴礼,大通悟觉。迟殿文算是第二十二代。
1933年,李景林到山东来开办国术馆,他也是大字辈的,这位前任河北督办和现任山东主席三吹两不吹,把韩复榘说得动了心,也想入青帮。可是,找遍全山东也找不到一个“礼”字辈的,只好作罢。韩复榘的手下倒有不少拜师入了帮,比如孙桐萱、李汉章、曹福林、展书堂等人,都是“通”字辈,和迟殿文一样。当时青帮的字辈已经以“悟”和“觉”为主,通字辈的可以算是大佬了。
台儿庄战役期间,迟殿文带着徒子徒孙帮助国军运物资,顺手就从战场上拣了些机枪、步枪回来,自己拉起了队伍,看谁不顺眼就打谁。

他师傅钱宝亨担任伪济南航运公会会长,在济宁设了个办事处(管理运河),就委托迟殿文操办这事。迟殿文于是派手下弟子去守码头,看见过往船只一律按货物运价抽收百分之五。这实际上不过是个收税的,可“安清道义会”(山东青帮的一个组织)的人却很激动,连续在《新民报》上庆祝:“济宁成立水上警备队,军方均是道中健儿。”
有个叫古屋猛的日本人也跑来祝贺,说他是山口恭右(日本浪人,通字辈)的徒弟,应该算帮内弟子。迟殿文弄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要加入青帮,反正他自己实在不愿意有这么个日本师侄,就把他给打发走了。没想到过了段时间,古屋猛不知走了什么路子,在济宁开办了一家训马场,专门训练战马卖给军队。
迟殿文听完汇报大怒,派部队去把领头的坏分子抓来,部下们立刻唱着军歌出发了。迟殿文部队的军歌通俗易懂,歌词大意是:“天罗罗,地罗罗,人家死了咱活着;人家的马,咱骑着;人家的地,咱种着;人家的房子咱住着,你说快活不快活……”
罪犯抓到,迟殿文开始审问。
“老大,贵姓?”
如果照实回答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对不起,不用问案情,直接拖出去毙了。
碰到一位这么回答的:“在家从父姓,出门改姓潘。”
有门!接着问:
“西北乾坤一块云,一朵莲花开满盆。”
“上打君,下打民,不打安清一家人。”
啊,原来是自家兄弟。先打一顿板子,然后请上席喝酒。
区长有意见也没办法,人家这叫快刀不杀一家人。

毫无疑问,迟殿文的“金济鱼挺进队”是带有强烈会道门色彩的地方武装。
山东历来是豪强聚集之地,据统计,1938年,山东境内带有土匪或会道门色彩的武装有近一百万人之多。对这些民间武装,国民党是加以利用的。以沈鸿烈为代表的本土派系,包括鲁西王金祥、齐子修,湖西孙良诚、朱世勤,对地方势力的影响都很大。同时,日本人也专设有“会道门工作部”,有计划地培植汉奸为其服务。这样,就使得会道门和土匪武装多成为了伪、顽主要的后备力量。
*也十分重视针对这部分武装力量开展工作。1938年,中共中央在给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山东为土匪最多的地区,必须对他们有正确的政策。总的方针应当是争取他们抗日。当他们还是抗日时,我们不应去削弱或瓦解他们的部队……当他们为日寇所利用时,应当使他们一方面去敷衍日寇,一面与我们保持善意的中立。”在实际工作中,我党充分认识到会道门落后、迷信、破坏性较大的一面,因此采取了“先作耐心的争取教育工作,设法劝导其散伙、参加农村生活,最终使其参加抗战”的策略,并且“对怙恶不悛的,坚决予以剿灭,以安定民主秩序”。
这样的结果是: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地区,会道门及土匪活动经过战争有增无减;而在*控制的地区,影响政权建设的地方恶势力已基本消失。
迟殿文之所以能和八路军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除了他本身具有的单纯的反抗侵略的民族意识之外,还因为他本身不是地主,他的“金济鱼挺进队”也不具有地方联庄性质,成员多是贩夫走卒、青帮弟子,没有大的野心,在立场上比较中立,其活动范围也在敌占区和边缘游击区,不至于和*争人、争枪、争地盘。
1943年下半年,随着根据地建设的发展扩大,冀鲁豫政府宣布 “凡参加一切非法秘密团体者,应立即退出,并向政府声明登记,以免受汉奸利用”。这让迟殿文很不痛快,觉得*对不起他。
为抗日军队搞物资、破坏日伪设施、打鬼子冷枪等事情虽然做了不少,但迟殿文并不觉得这些需要别人领情。他比较在意的有两点:
一是替抗日民主政府搞“调和”。当时*进入游击区开展工作,时常得不到群众的理解。老百姓觉得民主政府的差务多、站岗放哨多,两面负担任务重,因此有时就会引发反抗,甚至出现武装暴动。每当这个时候,迟殿文总是利用帮派势力进行“调解”,并派出自己的武装力量实施“打压”,尽量维护民主政府的权威。但这样一来他也就做了“恶人”,得罪了一些地方人物,这是有损他帮派活动基础的。
二是渗透到日伪军、警和地方机构中为八路军探情报、搞掩护。这个工作可不容易干。敌人也不是傻瓜,每次出动都走漏风声,难免就会产生怀疑,于是迟殿文的“内线”被抓被打被杀的不少。充当地方伪区长乡长村长的也是这样,粮食未交、道路被破,都难免挨打。
鬼子扫荡,半道上找个村长问情况:“前面的,毛猴子的有?”“没有没有,平安无事。”结果刚走几步就被地雷炸了,于是回来把这村长打成残废。
金乡有个两面区长被鬼子杀了,再派一个又被杀。开堂会时部下们问老大“还要派人去呀?” 迟殿文说:“能不派吗,我是金济鱼的队长,这个硬茬接不下来太没面子。”于是一个弟子自告奋勇,结果,上任没多久又牺牲了。
不过,迟殿文部的情报工作总的说来干得还不错。这是因为他们青帮原本就是秘密帮会,有基础;还因为有个“三刀六洞”的帮规约束着,叛徒少。
这两件事迟殿文看得挺重,可对八路军来说却很平常,因此既没有特别的嘉奖、也没有什么额外的补偿。这倒也罢了,现在听说居然要求帮派弟子到政府去登记,这可是青帮的大忌!于是,迟殿文就产生了抵触情绪,接下来再成立“独立支队”,他就不服从八路军的统一领导,渐渐地和*之间有了些猜疑。冀鲁豫湖西分区也因此更提高了对“挺进队”的警惕。
认真说起来,这迟殿文部也不能算是“正宗的八路军游击队”,因为他不仅兼着日伪的“济宁运河总办”,还和国民党顽军有关系。
当时,国民党军政部在鲁西、鲁南设了好些个征兵站,派韩复榘的老部下来负责,通过本土关系招收新兵。按规定招了兵要先训练后开拔,因此会产生相关费用,如:制枪费(汉阳造)、子弹费(三百粒),服装是每人单衣两套、夹衣一套、棉衣一套、腰皮带一条、雨披斗笠各一件、线毯一床、麻鞋草鞋各两双,还有下士、中士、上士、司务长的津贴,军官的办公费、外出费,部队的柴火费、伙食费……征兵站往总部打个电报,说明“本处有壮丁若干正在训练”,军政部就根据新兵数目拨发相应的费用。
征兵官是要吃空额的,招了一百人就敢报五百,先把钱骗到手再说。可蒋总裁也不是好蒙的,新兵训练完毕开拔前,军政部要派“点验官”照着花名册数人头,核实了再签字。
于是,征兵站就临时请人冒充,让老百姓穿军服扛枪排队答应一声“到”,然后就走人回家。那么到了前线人数不足怎么办?好办,就说路上死了、跑了,这没办法。
迟殿文面子大,每当这时候,他就走遍济宁附近乡镇,把商铺打杂的、饭馆跑堂的、澡堂搓背的、码头扛包的……都集合起来跟他“出差”去,冒充新兵。所以,他和国民党的关系也不错。

你说,这样的人物,咱们冀鲁豫湖西分区怎么能放心呢?
可说不得,就在这时,人家“金济鱼挺进队”又为十一分区做了件大好事。
1944年三月的一天,迟殿文到济宁城外的一个集镇去赶集,照例坐在“水煎包子大棚”里。过去在鲁西有个讲究,集市赶场买卖各行当,要以卖吃食冒烟的行业为首,而这烟火行又要以卖水煎包子的为“行首”。所以卖水煎包的必须搭大棚,还要正对着戏台或庙门,只有等这“顶台”撩布了,其他摊位才能开张。换句话说,迟殿文往大棚里一坐,这集市啥时候开场,得由他说了算。
迟殿文可不吃水煎包。他单独一张桌子,坐下喝茶,倒上一壶茶摆两个茶碗,先满上,然后端起一只茶碗两手捧着,伸出右手三个指头,这是请“三老四少们”喝茶。这样一表示,有外地来的同道就可以上前打招呼、联络消息、求人帮忙。一见面,老大会问:“朋友从哪里来?”对方必须得说是“从杭州来”,再问“到哪里去?”得回答“到五台去”。这就算对上了。
这一天,迟大佬摆好架势,慢慢品茶。外面闯进一个陌生人,端起另一只茶碗就开喝,大佬一看对方来头不小,赶紧站起来笑脸相迎。
“这位朋友从哪来?”
“济宁,北马场。”
“……,准备到哪里去?”
“不去哪儿,来这赶集呀。”
切!这家伙是个什么玩意?



迟殿文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个“棒槌”,心中十分恼怒。

通常,在济宁这一带,一般人即使不懂青帮规矩,也知道在水煎包棚子里喝“顶台”茶的人不好惹,没人会去找事。可这位却不同,他姓夏,塘沽人,是“北马场”的管事,一则没跑过江湖,二则仗着自己有后台,大大咧咧惯了,有点凡事不在乎的味道。

这“北马场”又是怎么回事呢?

离济宁火车站不远,有一个伪山东政府的“省立畜养试验场”,养了几百头种羊、种牛和种马,从事牲畜繁殖业务,他们的牧场在济宁南边(一个废弃的飞机场),所以叫“南马场”。另外,在济宁的北边,原先有一个寒羊场,后来被日本人改做了马场,专门驯养蒙古马,因此又称为“北马场”。这北马场的大股东就是那个名叫古屋猛的“青帮日本人”。

这位夏管事是个日本留学生,学兽医的,学问不错(后来还当过山东农学院的教授),可惜江湖阅历实在太差。他在水煎包子铺喝了好几壶“顶棚茶”,愣没看出迟殿文是干什么的,满嘴跑轮船、胡说海吹,还和青帮大佬拍胸打背、称兄道弟,把迟老大气得不行,当即就给徒子徒孙们打了个手势,意思是要想个辄、教训这傻小子一下。

说句题外话。现在的电影电视剧里的江湖黑帮,从上海滩的许文强到香港岛的功夫王,都是一个模样:墨镜灰帽黑褂子、进门“大哥”“小弟”、出门砍刀斧头——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那时候,各帮派有着不同的特点。

就拿青帮和洪帮来说。洪帮不大讲究师承、更看重职位,谁当了大掌柜谁就是老大,所以,彼此称兄道弟的无所谓;但青帮却很重视师承辈份,没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说法,讲究的是“师门字辈压光棍”、“父子不入同一门”,无论权势有多大,师父、师叔、师兄、师弟分得很清楚。因此,当着“嗨”袍哥(袍哥属于洪帮)的人叫声“兄弟”没关系,可对于混青帮的人物,就得称呼“先生”、“好汉”、“老大”、“朋友”,要是乱喊“老弟”、“老兄”,说不定就成了旁边什么人的爷爷辈,是会得罪人的。

混帮派的人当然免不了打架斗狠,但也不是乱打,像青帮这样公开活动的大帮派,在江湖上办事也要遵从起码的社会规则,不能想打就打想杀就杀。比如这位夏管事,虽然冲撞了青帮的场子,但他毕竟是外人、不懂规矩,所以不能使用帮内的办法,要想教训他,还非得耍“阴”的才行。

迟殿文做个暗示,手下人就明白了,他的徒弟张知行就拽着夏管事去吃“杂毛肉”。

那时候,猪牛羊肉叫“大肉”、鸡鸭鱼虾叫“细肉”,这些肉要到饭馆子里才能吃得着。集市小摊上卖的是驴肉和狗肉,称为“杂毛肉”,五毛钱一碗,味道虽好却上不了正经酒席,平常解个谗倒正合适。肉摊上还卖“明流酒”(一种用黍子酿的酒),一坛子也是五毛钱——赶集的时候花上一块钱,可以管吃又管醉。

酒坛肉碗摆上来,张知行和几个喽罗就拉着夏管事猛灌。才三两下的工夫,姓夏的就喝高了,拍着胸脯请“各位兄弟”到北马场去做客、参观他们的蒙古马。

张知行眼珠一转:好啊,去看看!

到了北马场,一百多匹蒙古马养得真精神。张知行就开始装傻:“夏先生,咱们只骑过驴子、还没骑过军马呢,能不能让咱们也过个瘾。”夏先生正在酒劲上:“当然可以啦!”于是帮他们挑选高头大马,还配上了马鞍具。

一伙人在马场转了几圈,抽个空子把侧门打开了。张知行喊一声:“不好了!马惊了!”其他人也跟着大吼大叫,小伙子们骑着马就跑了,只留下夏管事还在马场办公室里发愣。

这一趟骗来了六匹装具齐备的好马,迟殿文看见以后高兴得直笑。可这些军马留在济宁也不是办法,干脆,送给鲁西分区吧,八路军打仗用得着战马。

过了几天,北马场的老板古屋猛找来了,迟殿文对他说:“你们那位姓夏的朋友,我是见过的。可后来他和几个人到集市上喝酒去了,至于那些人,我就不认识了……”

古屋猛也无可奈何。

送到鲁西分区的六匹战马引起了八路军的兴趣,分区领导问金济鱼游击大队:“能不能再弄一些马匹?”迟殿文回答:没问题。

几天后,分区派来了两个排,带着长枪短枪机关枪,准备配合游击队袭击军马场,迟殿文却说用不着那么费劲——他早就花钱买通了北马场的看门人,八路军看中了什么马,牵出来就是了。

半夜里,两个排的八路军摸进了马场。大门开着,马匹也都在马厩里,可一群土八路生拉活拽,马儿就是不肯走。最后,躲在暗地里的看门老头实在忍不住了,跑出来告诉大家:“夜晚偷马要先牵头马,只要把它带走,其它的马匹就能跟上。”八路问:“哪一匹是头马?”老头乐了:“头马当然是马厩口上的头一匹呀。”八路们这才恍然大悟,于是乎,四十四个人顺顺当当地牵走了四十四匹马。

这马儿偷得也太容易了!军分区领导一高兴,就琢磨着想成立个骑兵连。捎信给游击队: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剩下的军马全弄出来算了!

迟老大还是那句话:没问题!

北马场被偷以后,敌人增派了一个排的伪军担任警卫。可巧,这警卫排的排长和班长都是迟殿文的徒子徒孙,迟老大甚至不用花钱收买,打个招呼就搞定了。

这次行动是由“金济鱼游击大队”的顶头上司、原独立支队的董鸣春支队长亲自指挥的。他带来了不少人手,意思是要给小鬼子的军马场来个大搬家。

临动手的那天,驻守北马场的伪军排长借口过生日,把几个日本技师和管事都请到济宁城里喝酒去了,其他人也都灌了黄汤在各自屋子里睡大觉。两个伪军班长把宿舍房门从外面拴上,八路军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董鸣春带人从马厩里牵走了五十三匹军马,从仓库里搬走了八十二套马鞍具,顺手还把为日本技师提供早餐的两头奶牛也拉走了,只给鬼子们留下了几只小羊羔。

这么一来,八路军鲁西分区就成立了一个八十人的骑兵连,一色的蒙古马、一色的新鞍具。而那个“青帮日本人”古屋猛却只好宣布破产,关门大吉了事。

说起来,迟殿文一直是以隐蔽方式配合抗日活动的,他的游击队也是“游而不击”,只在暗地里协助八路军,从未和日伪军正面交过火。日本人对迟殿文虽然有所怀疑,但一方面没有找到证据,另一方面也顾忌青帮势力在地方上的影响,所以采取了比较容忍的态度,这使得迟殿文在日伪、国民党和八路军三方之间都能够得以敷衍,显得从容自在。

对*而言,迟殿文这样的表现,在环境恶劣的时候当然是可以接受的,但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和根据地政权的逐渐扩大,党对各游击武装的素质要求也就有所提高。从1944年以后,冀鲁豫军区多次试图对这支“通字辈”的游击队进行改造,规劝迟殿文放弃旧势力帮派思想、加入到人民武装的行列中来。

然而,迟殿文的态度却十分顽固。为了派政委、指导员的事,军区和军分区不知道和他谈了多少次,却始终达不成条款——这里面有个原因:迟殿文比较信任的*干部只有两个,一个前鲁西南行署专员袁复荣、一个运河支队政委朱道南,都是山东人。1944年的时候,袁复荣已经牺牲了,而朱道南属于山东军区,不好插手冀鲁豫军区的事情,迟殿文就对其他人一个也信不过。

1939年的“湖西肃反”错杀了许多山东地方干部、也伤了不少人的心(比如,骑兵团在1944年消灭的时锡九和关玉平,原先也是湖西的八路军干部,都是被当初的“肃反”给逼反的),迟殿文对此还记忆犹新,所以,他始终不肯接受*的改编——双方谈来谈去,搞到最后就闹翻了。

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对迟殿文采取了“打拉结合”的办法,一方面加强地方政权和民兵武装的力量,打击“通字辈游击队”的势力;另一方面加大了对迟殿文部基层骨干的统战力度。

1945年春节前夕,迟殿文的得力助手、徒弟张知行带领一中队投奔了八路军。一中队是迟殿文最“精锐”的队伍,拥有他全部的轻重机枪,几乎相当于“通字辈游击队”的一半实力。迟殿文得知此事之后如丧考妣,究其丧心的原因,队伍的哗变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徒子徒孙们的背弃而去,代表着他青帮老大的权威从此丧失了。

1945年的春节,迟殿文没有过好,他先是嚷嚷着要把那些个背叛师门的徒弟抓回来,按帮规处置。到了年初六的中午,迟老大一觉醒来,发现枕头边有一封信,打开一看,居然是张知行写给他的规劝书。这下子,青帮老大再也不吭声了,回到济宁就大病了一场。

八路军运河支队的朱道南政委也给迟殿文去过信,鼓励他克服封建江湖观念,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说起朱道南的名字,知道的人不多,可若是提到电影《大浪淘沙》里的“靳恭授”就相当有名了——那就是以朱道南为原型改编的。

迟殿文怎么看待朱道南政委的来信,现在已无从知晓。因为接到信之后不久,迟殿文就被杀了。

1944年,日本人改变了运河的管理方式,把山东的水运纳入“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管辖,这样一来,济宁的运河办事处就有了两个日本上司——水上警务段长山田本一和“株式会社”的司法主任执印省等也。有趣的是,这俩日本人也是“通”字辈的青帮大佬。不巧的是,这两个日本青帮和迟殿文混的不是同一路。

青帮起源于漕运,虽然民国以后的门徒干什么的都有,可讲到门派还是要按照漕运的“十路进京船队”来分师承。比如,迟殿文属于“杭三帮”,报号的时候就得这么说:“本舵满运船四十二只,进京打白旗白镶边,阴阳上红下黑。吃的是长流水,烧得是昆山柴。”那两位日本大佬是“嘉白帮”的,说的话也就不同:“满运船六十六只,进京打龙旗,半个月亮、金钩如意。吃的是翻花水,烧得是五湖四海柴”……

两个日本大佬和迟殿文不同路,却和济宁“安青道义会”的会长刘裕泰是一个帮的,这可是迟殿文的冤家。

刘裕泰也是“通”字辈。他是个苦出身,早先是扫地的,后来给当铺做“小子”。

当铺的幌子是“见物质当”,可要是遇到那种穷急了的人,跑到柜台前把胳膊一伸:“我把拳头当了!拿钱来吧。”当经理的还真没有办法。这时候就需要请外面的 “小子”来顶着,打架打官司,把当铺的麻烦揽过去——刘裕泰干的就是这个营生,所以虽然吃得白白胖胖的,做买卖出生的迟殿文却对他一点儿也看不起。

有一次,俩人在赌场上打起来了。

赌博的时候,有的赌徒本钱不多,输光了以后想扳本就只有把衣服当了再接着干。于是,刘裕泰就搞“上门服务”。这小子自己不上场,专在赌桌边上守着,一会儿劝这个把衣服脱了当掉、一会儿又劝那个把衣服赎回去穿上,他倒不嫌麻烦,因为人家每赎当一次都要算利钱,折腾得越多他就越发财。

迟殿文当时正是霉庄、十几把没有开胡,被这乱七八糟的场面搞得火冒三丈,掀翻桌子揪住刘裕泰就是一顿胖揍。俩人从此就解下了梁子。

山田本一、执印省等也(这名字真怪)掌管运河之后,刘裕泰就开办了“裕泰行”粮行,当上了济宁第二任“安青道义会”会长,他还在两个日本同门师兄弟的支持下不断插手河运业务,硬是把迟殿文挤兑出了河防队。

说起来,1945年的迟殿文真够倒霉的。国民党的朋友被打跑了、日伪政府的肥缺被青帮会长抢走了、徒弟又带着队伍投奔了八路军,把这个先前呼风唤雨的“通”字辈老大搞得里外不是人。

心里一着急,老迟就下狠手了。

1945年的端午节,刘裕泰在济宁宴请几位“通”字辈的大佬,山田本一、执印省等也和迟殿文都在受邀之列。迟殿文称病没去,他想借这个机会杀掉两个日本人。

迟殿文委派的杀手姓温,天津人,是个“空子”。

所谓“空子”,是指流浪在外的青帮子弟。那时候在酒肆旅馆,时常会遇到这么一类人:帽子翻开、倒放在桌子上,左膝压住右膝,左手撮起三个手指、压在右手上,这表明他是流落到此的青帮弟子,想请帮里的三老四少帮个忙。一般情况下,这类人回答问题的“切口”是不会错的,但你却无法证实他说的是不是实话,也不能确定他师门和字辈的真假,所以就称为“空子”(据说,黄金荣也是以空子的身份混进青帮的)。

迟殿文要杀帮内的大佬,当然不能派自己的徒弟,请一个心狠手辣不怕死的“空子”当杀手正合适。

端午节是与河水有关的节日,漕运出身的青帮照例要进行一些礼仪性的祭祀活动。按一般情况,去吃饭的人都不会带枪,而且这几个通字辈大佬的年纪也不小了、腿脚功夫有限,所以,只要预先知道宴席的时间和地点,干掉他们不会是太难的事。

姓温的“空子”事先把手枪藏在酒店包间的大座钟后面,开席的时候再装作送热水毛巾的伙计混进去,悄悄摸出枪来就开打。

这计划原本不错,可惜,那天的饭桌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山东特务机关的政务班长小野正尔少佐(他也是“通”字辈的),这可是个厉害角色,反行刺的经验丰富。温“空子”还没来得及开火,就被小野摁在地上了。

于是,抓住刺客、严加审讯,姓温的“空子”不怕死却怕疼,被打了一顿就把迟殿文招出来了。接着,宪兵队又到迟老大的家里搜查,找到八路军朱道南政委写给他的信……

当天晚上,迟殿文被砍了头,尸体丢进了运河里。

就这样,迟殿文死了,他的“通”字辈的游击队也就从此烟消云散。

现在对迟殿文的评价是“反动会道门头子,汉奸,抗战期间因内讧争斗而死”,这个结论估计难以翻案了。

但我想,这个青帮人物虽然反动,却也曾经帮助过八路军、做过对抗战有利的事情,还是应该有人记住他的好处的。并且,迟殿文毕竟是为了刺杀日伪头目而死的,无论结果如何,总还对得起青帮的“义气”二字,至少比起那个1951年被人民政府处决的“刘裕泰先生”要光荣一些、更值得尊重一些吧。

又是端午,今天是迟殿文离世的六十二周年。(本文写于2007年)

马甲我愿意拿出一颗粽子祭奠这位“通”字辈的青帮大佬。只是不知,他在另一个世界是否依然广收门徒、依然横行霸道。只好在冥冥中对这位生于乱世、死于乱世的人物说一声:迟老大,记住教训吧。你能和屈原大夫死在同一天,也算是不冤了。
作者: 许闻    时间: 2010-2-23 09:37

源自网络
作者: 黑咖啡    时间: 2010-2-23 09:38

这个青帮人物虽然反动,却也曾经帮助过八路军、做过对抗战有利的事情,还是应该有人记住他的好处的。




欢迎光临 110互动论坛 (http://bbs.110.com/) Powered by Discuz! 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