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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数字和事实—三年自然灾害中的人口问题研究 [打印本页]

作者: ms1029 时间: 2010-4-9 12:43 标题: 数字和事实—三年自然灾害中的人口问题研究

数字和事实—三年自然灾害中的人口问题研究

宋公明

对于三年自然灾害中的人口问题，有不少人在研究，发表的文章也有相当大的数量。但是其中有大量文章不是科学的研究，而是一些政客或伪学者的信口雌黄。

不过有一些打着学者的旗号，以学说的名义，所做的所谓研究，还是具有一定迷惑性的。

例如国外就有人用所谓“数学模型”，“线性指数”，“超线性指数”来计算。似乎很科学很神密。但是由于他们是带着强烈的先入为主和目的性，是为了迎合某种需要来计算的，所以在参数选择上就不可能做到客观，所以结论也就非常荒唐。

其实，那些专门与人民为敌和为钱出卖良心的所谓专家学者，他们的计算从来都是不可靠的。当年根据兰德公司智囊们的计算，中国是不可能出兵朝鲜的。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出现在在美军面前时，美国人在很长时间内都不相信是真的。根据美国人的计算，经过地毯式的轰炸，上甘岭上根本就不会有活人存在，可是这个小小的山头就是攻不下来。当年根据蒋委员长的计算，三个月到六个月就可以消灭共军，可是最终还是他自己大败而逃。一直到今天，很多军事专家到塔山阻击战的现场考查后，仍然不能理解，当时共军是怎么守住的。根据他们的计算，只能认为这是奇迹。当然，他们也无法理解，中国人是怎样造出两弹一星的，是怎样建造了成昆铁路和红旗渠这样的工程的，只能认为是人间奇迹。

所以，计算，不能代替事实，计算，更不能解释历史。

从法律上来说，计算的数字与事实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通过计算，至今仍然不能解释埃及金字塔是怎么建起来的。所以仅仅用计算数据，不能做为证据。有争议的数据，互相矛盾的数据，互不统一的数据，就更不能做为证据了。非正常死亡数字，从1700万成到4000多万，你相哪个呢？只好一个也不相信。

然而事实是可以做为证据的，能够相互印证的证据形成的证据链，才是何靠的证据。

对于三自然灾害时期的人口问题，随手就可以提供以下确凿的证据：

1，在最困难的1960年，在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河南省林县，仍然有300名民工坚持在红旗渠工地上奋战。这是有案可查的。

2， 1961年，在山西平陆县，发生了轰动全国的61位民工中毒事件。国家动用全国之力终于挽救了这61位民工的生命。山西平陆也是中国很贫困的地区之一，当时能派出民工到工地干活，可见当地的生产生活是正常的。能够全国动员，说明国家机器运转也是正常的。如果到处死人，应接不暇，又怎么可能去管这61个民工的死活？

3，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于1960年5月和1961年9月两次访问中国，在延安访问时，他特地进入公共澡堂（当然是男浴室）去看了一下，发现人们的营养状况并非很差。

4，美国的著名作家、记者斯诺在1960年再次到中国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考察。毛泽东亲口答应，他可以到任何想去的地方看任何想看的东西。如果当时中国有大规模饿死人现象，斯诺不可能没有任何觉察。

5，关于袁隆平的报导，有如下一段：“1960年7月，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一块试验田里发现了一株天然杂交稻，便萌生了要搞杂交水稻研究的大胆设想”。请注意这里的时间是1960年7月，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时候，而正是在这所谓“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的时候”，袁隆平所在地区竟然还在种试验田，而他竟然还有心思到试验田中去观察，不仅观察，竟然还有惊人的发现，这只能说明当时至少在袁隆平所在的地方，没有什么大规模饿死人的现象，而且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是正常的，并未受到影响，即使是饿着肚子，仍然在意气风发地大干社会主义。否则怎么可能有试验田，怎么可能有心思有力气在七月大夏天的跑到试验田里搞观察？如果饿得头昏眼花，就是观察，也不可能有所发现吧，就是有所发现，也不可能有心思去研究吧？

6， 1963年开始在全国农社开展社教运动，全国的大专院校师生都要参加，分赴各地农村和贫下中农实行“三同”。著名的“桃园经验”就是那时产生的。那时困难时期刚过，如果有大规模饿死的现象，这些参加社教的师生不可能没有发现。如果当地有大规模饿死人现象，那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应当是处理善后和人口恢复以及救灾，而不可能产生什么“桃园经验”。如果参加过四清运动，就一定会记得，当时农村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不准饿死一个人”。

7， 1966年，红卫兵开始全国大串联，各村镇都有红卫兵接待站，把红卫兵当成亲人接待。红卫兵吃住在老乡家里，不用化钱，签个字就行。以后老乡向政府结算。那时离三年困难时期也只有三年时间，如果真的大规模饿死人的现象，这些红卫兵不可能没有任何发现。然而至今也没有人对此做出过回忆。

8．去年年底，南京某立交桥下冻死了一个农民工。警方从死身份证上得知，死者姓周，江苏盱眙人，是1962年出生，年龄是47岁。1962年生的人，说明他的母亲应是1961年怀上他的。那正是中国的困难时期，而苏北盱眙又是很贫穷的地方，他家当然也是贫穷家庭。然而当时他的父母不仅没有饿死，反而怀上了他，生下了他，而且养活了他。这难道只是个特例？各位可以看看你的身边有没有47至50岁的人？他们的父母应当有不少还健在吧？他们是那个时期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们活着，就是击破谎言的最有力证据吧？

9，小岗村，1978年按下红手印的那18个人，当时应当都是大于18岁的成年人，当然也都是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人。小岗村地处凤阳县，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贫穷地区，小岗村又是长期吃救济粮的，这18个人的健在，说明他们并没有饿死，这不是最有力的证明吗？

10，要说计算，其实也很简单，用不着什么数学模型，什么线性，超线性。即使根据中国人口信息统计中心发布的数据，1959年到1961年三年中，死亡人口总数也只有3562万，包括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全部在内，就是如此简单。无论怎么玩，也玩不出多死三千万来。除非你能证明那三年中国就不该死人。

以上都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而且可以互相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因此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如果遵重事，按照法律规定的证据规则来看问题，自然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有人一再胡搅蛮缠，不过是愈加暴露其无耻而已。

2010-2-27

作者: oyqa 时间: 2010-4-9 12:44

同意楼主的看法

作者: test1234a 时间: 2010-4-9 12:45

在下也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有些事情表示不解。我父母出生于50年代，自然灾害时期他们年龄也都还很小。我是听父母的哥哥姐姐说起的只言片语。根据叔伯舅舅们的说法，再结合看书，我思索如下：
抗美援朝后，经过短暂蜜月期后苏联与中国反目，要求中国偿还在朝鲜战争时苏联援助物资的欠款（据说这笔欠款本身就是很匪夷所思的东西，开打时明明是援助，后来就要收钱了，当时社会统一的认识就是，苏联老大哥在敲诈勒索）。中国是以农产品等实物偿还债务的。苏联人在接收物资的时候相当无聊，比如收苹果时，拿一个圈去套，苹果大了小了都不行（我听舅舅说起时，我幼小的心灵很气愤，苹果大了多好啊，小点也很甜嘛，如此挑刺不是好人）。苏联人退回的物资，在当时中国人看来是莫大的侮辱，从而导致以后中苏关系的彻底反目。据说，为了尊严，你苏联人不要的东西我们中国人也不要了，统统倒进了海里，从而提出个口号，勒紧裤腰带，自力更生搞生产。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如果国家粮食库存真的很稀少的话，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毕竟面子问题关乎生存问题的话，还是先留得青山在比较靠谱。事实是领导人有足够的养活人民的办法——哪怕是最低限度——之后才能提出这样的办法。
通过我家长辈的说法，全国人民开源节流，粮食生产上“颗粒归功”一点都不浪费，同时沿袭旧社会的做法挖野菜等等寻找粮食替代品。我母亲家里还养着一头猪，据说长的很旺盛。要是真的饿死人了，猪食养不活的，没等猪饿死，就已经吃了。
全国建设没有停止，发动民夫开展很多工程。民夫出工是有补贴的。民夫出工叫出夫，记工分，但补贴实际上来算比现在的民工高多了。我大姨夫当时是壮劳力，他出夫的所得不仅养了自己家而且还接济了我母亲家里几个未成年的儿童，其中包括身为老小的我母亲。另外我大舅、三舅也出过夫，但比较少，更多的是忙于农业生产，即便如此家里十几口人也都生存下来了。
我父亲兄弟姐妹四人，一个大伯，两个姑姑，我父亲最小。两个姑姑早嫁，我大伯一个人作为主劳力，养活了全家上下五六口人。我爷爷奶奶到我出生后去世都是无疾而终，没听说营养不良。
所以我猜想实际情况是，三年自然灾害，加上苏联逼债的人祸，的确造成了国内物资的匮乏和粮食减产，但是由于全民想办法开源节流，同时国家大搞建设拉动内需提供就业岗位，使得人民挺了过来。那时的建设是实打实的建设，不是搞房地产。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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