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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一个县委书记的自我限权 [打印本页]

作者: ~叶子~ 时间: 2010-7-8 10:02 标题: 一个县委书记的自我限权

在知天命之年，王晓桦成了河北省大名县的风头人物。他是一个性格复杂的官员，一个不断尝试着改革而又稍有顾虑的人；他做过党校教师，文章写得头头是道，却不喜欢被称作“学者型官员”；性情温和，却无法容忍下属的错误，曾把人骂得狗血淋头；他有主见，做事雷厉风行，不喜欢废话，厌恶应酬，甚至有点“不合群”，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简单来说，他是一个有魅力的改革者，一个执著地改变这个贫困县城官场习气的县委书记。
但当靠在一张宽大的真皮沙发上，他会宣称自己做的只是一个县委书记最起码的本分。
上任一年多，他给这座位于河北东南角的县城带来了很多肉眼看得见的变化。他拓宽了一些街道，正在恢复“大名府”的古城墙。不过，一些街道两旁仍然破敝，交通仍然混乱，人们的钱包并没比以前鼓多少，甚至连那座已经用了50年的县委机关办公楼，楼梯还是嘎吱嘎吱响。王晓桦还雄心勃勃，力图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这座县城乃至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东西。他改变的是官场生态。
他处理有问题的官员；他把官员的电话号码贴在单位的门口；他甚至要求官员们每周二早晨到街上打扫一次卫生，除极端天气外，雷打不动。
最关键的改革是官员任命制度。2009年春节前上任后，这名新任县委书记用两个月时间，连续起草了10份文件变更干部任用制度。从此，起码在形式上，想在这座县城里成为一名官员的人，除了要获得组织部和县委常委（委员）的认可外，还要赢得同事和普通百姓的投票。
这些举措招来议论纷纷。有人觉得，这是对官场“潜规则”的恣意挑衅，必然阻力重重；也有人说，这项改革，实质上是“县委书记对自己权力的限制”；有人则把这一切与“民主”联系在一起。
王晓桦则用他惯有的干练语气表示：“我也是在保护自己。”
县委书记问一句“有意见吗”，大家就不好说什么了
与所有嫌权力不够大的官员不同，王晓桦主动“捆住”了自己的手，而且是以一种急不可耐的方式。
大名县县委组织部部长庞耀洲回忆说，在改革刚开始推行的那段时间，每过几天，县委书记王晓桦就会拿着一个文件的草稿要他修改，有时候甚至是在夜里。时间很紧张，两三天内就要给出修改意见。修改完毕后，王晓桦就立刻召开常委讨论会，通过后就正式发文件，“时间通常都很短”。
这些打印出来的文件草稿，内容十分广泛，既包括县委书记的用人行为规范等原则性文件，又包括设立封闭写票台等操作性文件。同时还有一些打印好的表格。
“每一个流程规定得都很细，一看就能明白，操作性非常强。”庞耀洲如此评价。
只用了两个月，大名县就抛弃了已经在这里存在多年的旧的干部任用制度。2009年6月，新制度第一次运行，一名副科级干部升为正科级。
当了7年县委书记，王晓桦对旧制度非常熟悉。他刚到大名上任不久就与这种制度进行了正面接触：一些老同事前来拜访新任县委书记，其间就有人提出，希望他“照顾一下某某”。
从政之前，他在邯郸地委党校当过8年半教师，教经济管理史，还写过一些制度分析的文章。做官以后，他认真分析过干部任用制度。
结果他发现，在干部任用上，“民主与集中脱节了”。
在王晓桦看来，任命官员时一把手权力过度集中，“几乎不受任何有效制约”。这种现象在某些地方愈演愈烈，衍生出了一些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
庞耀洲对这种现象同样感触颇深。他去年才到大名县任职，之前的10多年时间内，一直在邯郸市市委组织部工作。那期间，他耳闻目睹了不少怪现状。
“有个地方明码标价，镇长5万元，镇党委书记七八万元，有的职位甚至开出了50万元的价格。”庞耀洲说。
按照之前的规定，领导提出任用干部的建议后，组织部就去派人考察，最后将考察结果呈报给县委常委会，由常委会决定。
“县委书记主持会议，先由组织部讲考察报告，接着县委书记就开始征求意见。”庞耀洲说，“表决通常是投票表决或者口头表决。县委书记问一句‘有意见吗’，大家就不好说什么了。有一半以上的常委会委员通过即可，个别有意见的也不影响结果。”
另一种形式则是“大会民主推荐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所有具备晋升资格的人都可能成为被推荐对象。谁的选票多，谁就能升官。
这种方式，王晓桦称之为“放任式民主”。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原本用来消除一把手用人权力过度集中之弊的制度安排，因其简单化而引发出拉票贿选及朋党政治的新问题。”
成安县职教中心副校长李永彬坦言自己是这种制度的“牺牲品”。2006年，李永彬与同事竞选副局长一职。因自己“没有拉票”，结果第二轮以一票之差落选。
“这就看自己活动不活动。要是连个电话都不打，别人就以为自己不参与竞选了。在这样的竞选中，老实人吃亏。”李永彬说。
为解决新出现的问题，近年来又提出了“既看票又不唯票”的原则。大会民主推荐依旧进行，但是得票最多的人未必就能升迁。“票决成了走过场。”一名干部如此评价。
王晓桦觉得，这种制度很难解决拉票与贿选的问题，并且为一把手用人的私下交易提供了便利。这些问题，他早烂熟于心，就开始想办法。
到大名履新之前，王晓桦在大名县以西的成安县工作过8年，前两年零三个月任县长，其后一直任县委书记。在成安时，他以改革著称，先是推广“社会旁听制”，在人事任免和重大问题决策的常委会和全委会上，邀请社会各界现场列席旁听；2008年，他又主持推行了干部任用制度改革，并用新办法成功地任用了4名干部。
仅仅一年后，他带着这套制度来到了大名，并发起了“县委书记限制自己的权力”的改革。
通过民主投票的考验，选出来的人一定不会太差
根据新的干部任免制度，要在大名县当一个副科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首先，有空缺名额的单位领导以及县一级的官员，可以以集体或个人名义，对合适的人选进行书面的“预提名”，并填写好“预提名责任书”，一并提交给被提名人单位的党委。被提名人单位党委投票产生正式的预提名人选。
这个人选，除了要经过公开、上报、县委组织部和纪委等部门的资格审查等程序，还要在本单位进行民主测评和民主推荐。经过3轮民主推荐后胜出的人选，将进入组织部考察程序，最后交由县委常委会票决。
在初始预提名、正式预提名、公开预提名人选、资格审查和民主推荐这5个步骤中，权利每行使一次，都伴有相应的责任。
比如预提名权，单位及县级领导班子每一个人都有。但一旦发现被提拔的人提拔前存在严重问题等情况，县委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追究预提名责任人（以集体名义预提名的，单位主要领导为预提名责任人）的责任。
“不能让当官的乱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哪个环节的责任人就要负责。”王晓桦说。
有了连带责任，推荐干部就变得谨慎了。县里曾有一个机关的领导，以个人名义推荐了一个人。组织部在考察时，发现被推荐人以前有过违纪现象，但在预提名责任书中没有体现。为此，这个被推荐人被取消了资格。
“推荐人没有受处罚。机关里面的人和我们都知道他推荐的人没通过，他一定也会感到不好意思的。”大名县委组织部一名干部说。
王晓桦非常看重预提名这一个环节。在他看来，这个环节是“集中”的有力表现，体现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单位的领导班子、党委班子，就是要发现优秀人才。这些人再通过民主投票的考验，选出来的人一定不会太差。”
他很清楚，这样做必然会触动一些人的利益，但还是坚决地推行。
这名县委书记做起事情来有股能坚持的狠劲儿。他抽过很多年的烟，一天将近两包。但4年前，他和别人打赌，硬是将烟戒掉了。至今，他仍放不下烟，经常会拿一支烟在手里，实在想抽了，就吃一点烟丝，甚至吃掉过整支烟。但为了遵守那个赌约，一口也不抽。
大名县的一些老干部，对王晓桦推行的新制度连声称赞。一名老干部说：“只要把工作干好，就有上升空间。不要溜须拍马了，不要跑官要官了，成本和风险都小了。我想除了那些本身没有多少能力、不求上进的人，没有人会反对。时间长了，当官的也会理解。谁也不想犯错误。”
这套新制度推行以后，王晓桦也省心了。“别人找过来，我就告诉他，按制度走吧。时间长了，大家就不找我了。”
以前连推荐的是谁都不知道，神秘兮兮的，现在全部公开了
随着县委书记王晓桦来到大名的，还有往日并不常见的投票场面。
这个场面与人们熟悉的不同，并不是在某个礼堂里正襟危坐地举手。每逢有这样的“选举”，所在机关的会议室常坐满人，凳子都不够用，有的人甚至要站着。
其中一次，大名县政府办公室有4名副科级干部将角逐两个正科级职位，办公室50名工作人员中，有44人到场。
4人中，两人是本单位预提名的，另两人是本单位“具有同等条件者”。根据新制度，这些“具有同等条件者”，也就是符合提拔要求而没有被预提名的人，都会列为被推荐对象。
此前，单位预提名的两人已经经过了一轮筛选，政府办领导班子对符合条件的人进行了投票表决，以决定政府办集体预提名人选。这一轮胜出者，还要接受另一场考验，即由县委常委会进行投票。
第一轮是不记名投票。在场的县政府办公室44名成员，每人都发了一张事先打印好的表格。这张表格上，单位预提名人选与单位具有同等条件者的姓名一一列出，投票人只需在意见一栏中画钩与否。投票人写好选票后，依次投入选票箱。组织部的工作人员统计选票。单位人数超过一半后，投票方才有效。
在这一轮及其后的所有投票中，如果候选人得票未能过2／3，将不被列为组织部的考察对象。
紧接着，单位中层以上干部逐个记名投票。
记名投票结束后，会议室又多出了16人。这些多出来的人，来自与办公室有紧密业务联系的单位或下属机构。这60人，又进行了一轮不记名投票。
经过3轮投票后，胜出者在单位门口张榜公示，直到组织部考察结束。榜上留有举报电话和举报地址。
大名县政府信息中心副主任赵现杰是具有同等条件者之一。在第一轮的投票中，他就被淘汰出局。对此结果，他表示“毫无怨言”。
“以前连推荐的是谁都不知道，神秘兮兮的，现在全部公开了。自己没被大家选上，说明自己做得有不到位的地方。以前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现在全变了。机会就在自己的表现上。”赵现杰说。
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科员孙怀民也有同感：“现在不要说后门，连后窗户都关上了。就是找到县委书记也没用。他一个人说了不算。”

组织部考察结束后，副科级干部将由县委常委会投票表决，科级干部则由县委全委会投票表决，一人一票。
县委常委会或全委会的投票，是在封闭写票台内进行的。这个封闭写票台由一块屏风折叠而成。将屏风折成直角，摆放在县委会议室的一个角落。在这个空间内，摆一张桌子，供投票人填写选票。投票箱则摆在屏风外。投票结束后，组织部工作人员当场唱票。
就算是顺利通过了4轮投票，这个官位也未必牢固：每个新任命的官员有一年试用期。在试用期结束后，还要经群众认可度测评，“群众认可度在三分之二以下的，经考察确属不称职的，免去试用期职务”。
即使正式任命的干部，每年年度考核时，也要群众参与测评，群众认可度在三分之二以下者，将列为淘汰对象。经考察确属不称职者，改任非领导职务或待岗。
“背后有无数只眼睛盯着，干得不好，随时可能下台。你能不好好干？现在不能玩一点虚的。”大名县一名官员说。
不仅仅是县直机关，乡镇干部的任用也采用了这套制度。
万堤镇正科级组织员贾素英，在其晋升到现在这个职位前的民主推荐阶段，有辖区内41名村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参与了票决，同时参与的还有20名群众代表。这些代表都是贾素英包片村庄的村民代表。
万南村的村民程金明就是20名群众代表中的一个。他活到45岁，还是第一次参与投票决定一个乡镇干部的命运。一天，村支书召集村民代表，说了要参与投票的事，在场的村支两委成员及村民代表推选程金明去投票。
“我种了几十年地，没想到还参与了政治”，程金明说，“以后的乡镇干部，干得好就选，干得不好就不选。”
他甚至“没有听到过不同意见”
王晓桦身材高大。与这副形象相符的，是他做事的方式同样强硬。
这看起来像个悖论。大名县的干部任用制度，削弱了县委书记的权力。他甚至出台了《大名县委书记用人行为规范》这样一个文件，在文件中约定自己“不临时提出调整干部动议”。但他又不得不运用县委书记的身份，强硬地推广这一制度。
这分强硬发挥了作用。一年下来，新制度没有受到什么反对，他甚至“没有听到过不同意见”。
一年来，大名县的官员们已经学会“小心谨慎”地应对这位强硬的一把手。
刚开始，一些官员向王晓桦汇报工作时，先是摆出一大堆困难。王晓桦不干了，曾当面斥责：“你不想办法，要你干什么？以后来汇报工作，要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带过来。实在想不出来，再来找我想办法。”
有时候，即使在公开场合，这名县委书记也毫不留情。尽管熟悉他的人认为他非常随和，说话平缓，但他在大会上公开训斥两名官员的事情，一时为他在大名坊间赢得不少认可。
面对有问题的官员，他也绝不手软。
组织部部长庞耀洲说，刚来之时，他和书记收到的举报信就有一尺多高。庞耀洲回忆，王晓桦书记当时就和大家商量，要“先处理几个群众反映不太好的官员，树一树社会正气”。
一年之内，王晓桦惩处了3名正科级官员。
他要求官员将电话号码公示在单位门口。想找他们的人，不需要到处打听了。他还要求铆足劲去招商。
对于那些兢兢业业工作的干部，王晓桦也不吝奖励。他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调整了一些人的岗位和职位。
有些人，他甚至并不认识。比如大名县束馆镇党委书记朱振勇。他刚刚上任，之前是该镇镇长。
束馆镇是大名县最偏远的地方，距县城40公里。朱振勇在那里当镇长期间，自认为“干得很好”，并得了很多锦旗和证书，有群众送的，有组织上奖励的。可他的镇长一当就是6年，而与他同时调整为镇长的人，早在几年前就升任为书记。
“调整我的工作时，我一点都不知情。”朱振勇说。
信访也是王晓桦工作的重点。结果，没到一年，在大名县，即使最敏感的信访局门口，也很难看到有上访者。每周三是河北省规定的县级领导干部在信访局的接待日。6月2日那一个星期三，大名县的上访人也只有两个。
“王书记把信访工作放在与发展同等位置，开信访会至少30次以上。”信访局局长阎洪明说。与这种高强度关注相对应的是，去年一年，大名的信访量与上一年相比下降了18.4％，上三级访下降23.5％。拖了很久的30余个信访老户，问题“全部得到妥善处理”。
“谁也不愿意当官。”阎洪明这样解释。
让王晓桦引以自豪的是，大名县在打造“宋府名城”的过程中，涉及一千多住户的拆迁。但是大规模的拆迁，“没有出现一户上访的”。
王晓桦讲话干练，开会多半都是即兴发言。短的几分钟，长的也不过半个多小时。“所有的问题，我都烂熟于心，不需要提前写好。我不喜欢说废话。”他说。
他讲话简短是出了名的。10多年前，一次会议上，工作布置完后，主持人请他讲话，他只说了“散会”二字。
干这一行，谁不图个政治上进步？
被调任到这样一个偏僻落后的地方任职，王晓桦始料未及。大名县是河北省首批扩权县，县委书记一职官至副厅级。但即便如此，他起先也颇有想法。
不过，对于他的到来，当地人给予很多期望。
大名县的官员说，他们的新书记在成安任职期间，当地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因此他们希望，新书记能让大名焕然一新。
当地人对他寄予厚望还有一个原因，1992年起，他曾在大名县工作过5年。宣传部长和纪委书记各干了两年半，熟悉当地情况。
很多人都能感觉到，大名的官场气氛在变化。
商务局局长杨怀林是通过新制度任用的第一名官员。在晋升到现在这个职位之前，他是当地商业系统内一名副科级干部。干部任用的一系列文件出台后，在商业系统摸爬滚打了30年的杨怀林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决定自荐，让局领导推荐自己作为当时的商业局商业贸易办和物资流通办主任的预提名人选。
2009年6月中旬，他找到了商业局领导，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为此，商业局召开了中层以上干部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时年49岁的杨怀林，详尽陈述了自己的“纲领”。当时，商业局的整体状况不太好，员工只能拿到一半以上工资，上访不断。因此半小时下来，“大部分人都表示赞同”。当时的局领导班子决定，将其作为初始预提名人选。
一个月后，大名县委组织部到单位对杨怀林进行民主推荐和群众满意度测评。经过两轮投票后，杨怀林最终在两名人选中胜出。2009年8月6日，杨怀林被正式任命，试用期一年。其后，他调任商务局局长。
这名新局长上任不久，就烧了3把火。一把火是改善办公环境，将单位的办公地点由原先潮湿狭小的平房搬到楼房；二是将员工工资发到80％；三是积极创收。
“我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干劲十足。”杨怀林说，上任后，他有3个月没过过周末，“我认为干部制度改得好，要不哪有我杨怀林今天？”
“普通员工都变了。以前我们上班发牢骚，现在上班谈工作。我们越干越有劲。干好了，就有机会升职。”员工杨利军说。他今年40岁，曾一度有辞职的打算。
与商务局紧密联系的企业主也能感觉到商务局的这种变化。大名宇通家电服务有限公司经理郭西震说：“现在找人，随时能找到。他们的手机号码都写在门口的牌子上，不需要到处问人，很少有拨通不接的时候。以前，就算是去问，别人也不告诉你。”
大名县一家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武常臣表示，他听公司的总经理讲，总经理的另一个公司，规模和业务比现在的公司要小很多，但在前几年，招待费用每年至少10多万元。而现在这个大公司，一年的招待费用只有五六万元。
“职能部门的人不敢随便吃拿卡要。不然我们就投他们的反对票。”武常臣说。
如今，大名县的政府大院和党委大院里，人们习惯了加班。“效率明显提高了。下午开的会议，晚上就能把材料整理好，第二天一早就能送到领导办公室。以前可能第二天下午才能把材料送出去。现在加班加点很正常。”大名县政府办资料科科长段洪舟说。
资料科还开始主动找活儿干。县里有什么新动向后，资料科的人就会主动出去调研考察，回来后写出调研内参，供县领导决策时参考。截至目前，资料科已经出了10多期调研内参，“有的还得到了领导批示”。
“这些活儿可做可不做。我们都是在给自己做。干这一行，谁不图个政治上进步？”段洪舟说。
王晓桦的办公室在一个幽静的小院子里，门前有不少竹子。大名县正在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就是从这里启动。
虽然王晓桦竭尽全力地推广他的改革，却对宣传这场改革显得有些顾虑，害怕招惹是非。前来采访他的记者想给他拍一张照片，他连连摆手。“我不想在媒体上露面。”
经过一年时间，他的改革措施最终得到了河北省委组织部的认可。
但这并没有让他安心。不经意间，他会流露出一些对自己前途的忧虑：“大名可能是我最后一站了。”偶尔，他也会笑着表示，“压力很大”。
不过很快，他就恢复了风采，看上去仍是那个雷厉风行、活力十足的县委书记。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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