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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50年前抓捕武汉特务大案解密 [打印本页]

作者: 涵冰 时间: 2011-2-23 17:10 标题: 50年前抓捕武汉特务大案解密

“万能情报员”落网记
　　简历：苏福良，1925年出生，陕西省商县人，1936年参加红军。1945年加入中国*。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曾任红15军团、八路军总政治部、晋察冀军区勤务员、通讯员、警卫员，热河省平泉县公安局侦查科科长等职。1949年南下，历任武汉市公安总局汉口第九分局政保股股长、武汉市公安局治安处处长、公安局副局长、党组成员。1981年，任武汉市民政局局长。1983年，任武汉市公安局顾问。
　　沧桑弹指岁月，耄耋依旧春风。去年10月中旬，当记者在武汉市公安局政治部宣传处干部的陪同下，前去采访苏福良老先生时，一路上还有点忐忑不安：今年已82岁高龄的苏老现在仍然担任着几所学校的辅导员，时间上安排得也很紧，身体撑得住吗？然而一见面，记者的担心就一扫而光：站在面前的是一位精神矍铄、容光焕发的老人！
　　在一杯清茶的绵香中，苏老启开了记忆的闸门。
　　武汉号称九省通衢，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解放初期，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派遣了很多特务潜入武汉，制造恐怖和破坏事件，打探情报，反特形势十分严峻。
　　1955年，苏福良到武汉市公安局一处担任副处长，主要负责反特工作。1956年，警方得到消息，称“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派遣了一个名叫焦志彬的特务以探亲的名义自台湾到香港潜回武汉。焦志彬是国民党的“万能情报员”，此行的目的是打探我军军事情报。
　　解放前，美国帮助国民党培训了一批特务人员，使他们精通一至两国的语言。这些潜特分子通常是一个人执行任务，独自搜集情报，操作电台，解读密码，并与保密局秘密联系。特务机关称他们为“万能情报员”，妄想凭借其所谓短小精悍的谍报电台，长期隐蔽，进行罪恶活动。
　　接到这一情报后，苏福良和其他同志摩拳擦掌，决心破获这起重大特务案。
　　在对焦志彬实施的秘密跟踪中，苏福良发现，焦的形迹的确十分可疑。焦志彬刚到武汉就找了个女朋友，两人频频约会，但是约会的地点总是选在机场、军区等地附近。很明显，他是在窥视我军的军事装备和防御能力。苏福良和同事们还几次截获了他对外发送的电报，其中的内容均是涉及我军军事防御等方面的情报。
苏福良及时将这一情况向时任武汉市公安局局长的谢滋群做了汇报，并请示对焦志彬实施抓捕。谢局长也非常重视，当即将这一情况汇报到了公安部。公安部的批示很快就下来了：立即抓捕焦志彬。但同时，公安部又派下来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在抓捕焦志彬时，必须将全部过程拍摄下来，制作一部纪实题材的电影在全国放映。
　　原来，就在武汉向公安部汇报焦志彬案件的同时，北京也破获了一起特大特务案件。该特务被北京公安机关抓获后，弃暗投明，不但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罪行，还有立功表现，最终得到了宽大处理。公安部认为北京的特务案件和焦志彬案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决定和文化部一起拍摄一部名为《两条道路》的电影，以北京这起案件和焦志彬案件为素材，指明国民党特务在国内的一切特务活动都是徒劳的，号召他们弃暗投明。
　　接到公安部批示的第二天，文化部派来的导演、摄影师就到了武汉。在谢滋群局长的办公室里，导演提出两点要求：第一，为了让这部电影更加真实，具有震撼力，经过公安部批准，电影将对抓捕工作进行全程实景跟踪拍摄；第二，挑选一名民警当男主角。
　　谢局长一听这话，马上对苏福良笑着说：“我看那个男主角就是苏福良了，非他莫属！”就这样，苏福良便忙着拍起了电影。
　　然而，当时要实现全程实景跟踪拍摄有很大的难度。首先，抓捕的时间必须非常精准，而且必须“拿贼要拿赃”———既要现场查获焦志彬发送电报的证据，又不能让他发出去一个电码。导演则提出要求，最好能拍摄到焦志彬正戴着耳机对外发送电报的情景；其次，国民党的“万能情报员”均受过特殊训练，被俘后很可能会自杀。焦志彬的身上可能就携带了毒药，随时准备服毒自杀。
　　为了这几点，警方绞尽脑汁，终于制定出了一个周全的抓捕和拍摄计划。
　　根据焦志彬平时的活动规律，警方断定，再过两天就是他发送情报的日子。这天上午，焦志彬和女友到了汉口民众乐园的一家剧院里看戏。在剧院里，侦查员时刻注视着焦志彬的一举一动。在观察中发现，焦志彬虽然眼睛盯着看台上的表演，脸上却没有任何表情，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估计他是在惦记着中午发情报的事情。他不知道，苏福良正是趁这个时间，进入了他的住所，展开了技术侦查工作。
　　苏福良和同事们采取技术手段对电报进行拦截，这样一旦焦志彬开始对外发送电报，苏福良马上就能知道，并且同时采取抓捕行动。
　　焦志彬住的地方是老式结构的房子，他住在二楼，地板都是木质的，踩在上面就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如果同时有十几人冲上楼，那动静可能会很大。苏福良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找来了解放牌的板鞋，让大家全部换上。
　　焦志彬发报的时间一般都是在中午12点。中午11点多钟，焦志彬回到了住处。他十分谨慎，上楼时仔细观察了四周的情况，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情况。
　　苏福良在焦志彬住宅对面的楼上安排了侦查员随时观察他房间内的动向，其他人员则在距他房间很近的一间房间里隐藏下来，冲进去只需要几秒钟。12时整，“滴滴滴”的电报声准时传出来了。“行动！”苏福良下达命令后，同志们都随苏福良冲向焦志彬的房间，踹开房门，整个过程干净利落。
　　“不许动！”苏福良第一个冲进去吼了一嗓子。只见焦志彬正坐在床上，耳朵上戴着耳机正在发报，他显然还没反应过来。听到吼声后，他愣住了。苏福良冲上去一把将焦志彬牢牢按住，从他的身上搜查出一包用来自杀的毒药。整个抓捕过程非常成功，导演后来对苏福良说，拍摄过程也非常成功，在苏福良将焦志彬抓住的一瞬间，摄像机及时准确完整地录下了整个过程。
　　这个抓捕的过程后来在电影中足足有15分钟的镜头，并在全国公映。
　　揭开“海外赤子”的画皮
　　简历：施裕文，武汉市新洲人。1934年6月2日出生，1950年参加革命。1952年加入中国*，长期从事公安、检察及教育工作，历任民警、干事、所长、指导员、党办主任、政委、党委书记等职。曾先后立特等功、二等功各一次。
　　1951年的一天，武汉市公安局收到一份情报：我国公安机关分别在上海、武汉破获了两起蒋帮特务案件。据落网的特务分子胡能群和潘金玉交代：有一个叫张炳芹的特务，受台湾“大陆行动委员会”派遣，潜入了大陆，但去向不明。上级公安机关经过分析研究决定由武汉市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施裕文就是专案组成员。
　　1951年5月，武汉方面给广州市公安局发去了一个线索通告。
　　广州市公安局立即着手调查。不久，他们在中山大学法律系发现了一个名叫张尚勤的学生，与上级公安部门通知中的对象有相似之处。学校有关同志介绍：张尚勤是1951年第一批回国升学的港、澳学生，中等身材，眼睛略微近视，常戴眼镜，颧骨较宽，下巴突出，说一口广东普通话，举止斯文，生活朴素，学习勤奋，群众关系较好，是班里的积极分子。
　　张尚勤是不是通告中的张炳芹呢？这需要作进一步的查证。于是，专案组派人去张炳芹的老家福建永定县进行调查。据当地群众反映：有个叫张炳芹的人，相貌特征和中山大学法律系学生张尚勤基本一致。同时，当地群众还提供了张炳芹历史上一些重要情况。张炳芹本人1944年高中毕业，参加了蒋介石嫡系部队伪青年军，到过[/url][url=http://www.chinaiiss.com/military/view/138]缅甸，从抗战胜利到解放前夕，一直呆在伪青年军二○五师，当过班长、排副，临解放时，随蒋介石军队逃往台湾。
　　调查结果让施裕文感到，中山大学法律系学生张尚勤，很有可能就是上级公安机关要找的蒋帮派遣特务张炳芹。经领导批准，该案正式立案侦查。
　　不久，施裕文又从另一方面获得材料，发现张尚勤向敌特机关报告了广州市政建设和黄埔港设施等情报，这个所谓“海外赤子”的真实面目终于被揭开。
　　1952年底，全国大专院校院系调整，中山大学法律系与湖南大学、广西大学法律系合并到武汉中南政法学院。根据广州市公安局有关同志介绍，张尚勤在来汉之前，曾利用寒假探亲的机会，申请去港看望经商的伯父，广州市公安局批准了他的申请。张去港后，向敌特机关汇报了潜入大陆和即将去武汉学习的情况。敌特机关对张要到武汉学习很感兴趣，指示张到武汉后，“一定要站稳脚跟，大胆、谨慎地开展工作”。同时，敌特机关对张在中山大学伪装积极，博得周围群众的信任和赞扬表示满意，但对他长期不能架设电台，工作没有多大发展提出了批评。张尚勤这次回港还领取了一笔活动经费，行前，敌特机关将译电用的密本《古文观止》上册交给张尚勤，交代了使用方法，要他到武汉后，尽快创造建台条件，架台通报情报……
　　张尚勤来到武汉中南政法学院，已经是法律系民法专业三年级的学生。他继续伪装上进，学习勤奋，各科学业成绩都是优秀。不仅如此，他还关心政治，小组讨论积极发言，流行的政治术语背得滚瓜烂熟，平时的言行也很有分寸，既不给人一种“左”的感觉，也从不说不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话，给人一种乐观、坦荡的印象。课余、饭后或者假日，张尚勤也和同学一起外出游逛，经常接触的人，都是政治上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张尚勤的这一套伪装，确实迷惑了不少群众，许多人都对他抱有好感，加上他学习成绩在班里又很冒尖，所以，还一度当上了班干部。1954年下半年毕业后，经过系里推荐，张尚勤留在学校攻读研究生。
　　张尚勤自以为凭他那一套乔装打扮，已取得了组织和周围群众的信任。于是，他把“触角”伸向了武汉的各个部门。
　　张尚勤经常单独外出，有时搭乘公共汽车，有时骑自行车往来于武汉三镇和市郊。他警惕性颇高，常常在途中伪装观看商品，其实是透过窗玻璃偷看周围有无“可疑”的人；有时他正骑着车子，突然来个大拐弯，猛一下又折回来，其实是看有没有人盯他的梢。
　　从1953年底开始，敌特机关多次催促张尚勤尽快创造架设电台的条件，把电台运进来。张尚勤虽然一再强调困难，但他毕竟是敌特训练出来的情报员，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张尚勤在武汉没有可靠的社会关系，本人又住在学校的集体宿舍，在他自己身边，是没有建台条件的。于是，张尚勤经过反复琢磨，终于想出一条“妙计”：用谈恋爱的手段，选择一个家住武汉、单门独户、家中人口不多的妇女来为他服务。
　　1954年的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尚勤认识了本校专修科的调干学生陈某。陈某27岁，住在离学校不远的紫阳湖畔一栋单门独院的平房内。张尚勤每次到陈某家里，都不忘给陈某母亲买点心，陪着老人天南地北闲聊。张尚勤的举动不仅博得了陈母的好感，也使陈很满意。
　　警方掌握到这一情况后，为更好地开展侦查工作，便以组织名义和陈某谈话，要求陈某积极配合公安机关。陈某深明大义，十分乐意协助公安机关开展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张尚勤多次甜言蜜语地向陈提出结婚的要求。由于陈某已经心中有数，均以接触时间不长、需要进一步了解等理由搪塞了。为了避免张尚勤狗急跳墙，陈某还尽量不单独同他接触。
　　敌人当然不是傻瓜，这种关系上的倒退，也引起张尚勤的怀疑。敌特机关据此正式提醒他，他可能已经被怀疑，要他设法摆脱困境，割断与陈某的联系，暂时停止活动。
　　1955年4月初的一天，张尚勤接受了去北京的任务，学校给他买好了车票。这时，施裕文和同事们也根据“经营”的情况，决定对其收网。根据事先的安排，学校领导林山同志去汉口开会，要张尚勤坐他的车子一道过江。在武昌中华路专轮码头上船后，张尚勤被诱进了警方事先安排好的车辆内。
　　上了岸，车辆直接开进了汉口宝丰路84号监狱。在监狱二楼，当时的武汉市公安局胥群副局长和七处处长已等候在那里，招呼张尚勤坐下。刚刚介绍完毕，张尚勤就马上站起来，以立正的姿势，毕恭毕敬地回答道：“报告首长，我对不起政府，我是台湾派来的特务。”
　　接着，警方向张尚勤宣读了逮捕令，让他按了手印。之后，张尚勤由武装民警押送到监室。不久，根据张尚勤的罪行，法院判其有期徒刑20年。
来源：楚天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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