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湖北仙桃李小双体操学校的队员们在进行基本功训练，动作名为“小燕飞”，锻炼腰腹力量。
目前，湖北仙桃正斥资3亿多元，筹建“中国体操之乡体育运动中心”。仙桃被誉为中国的“体操之乡”，是因为杨威等四位奥运冠军，均毕业于当地的李小双体操学校。
而该校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从1992年到2008年，历届奥运会中都有毕业于该校的运动员。但国家体操队此次备战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队员中，则不见该校的身影。
许多家长仍因有冠军梦或无暇照顾孩子，将儿女送去学体操，但有9/10的孩子无法进入省队、成为职业运动员。那些被“淘汰”的孩子则有可能无法再适应普通小学的正常生活。
2月15日，上午9点，李小双体操学校的孩子们开始在训练房的软垫上光着脚四处奔跑，冬天还没有结束，训练馆两旁的窗户已经打开，一丝寒气钻了进来。
李小双体操学校，成就了湖北仙桃的辉煌。它让这个人口不过30万的县级市，涌现了四位体操世界冠军：李大双、李小双、郑李辉和杨威。
仙桃亦被誉为中国的“体操之乡”，目前，当地正在筹建“中国体操之乡体育运动中心”，占地397亩，并给李小双体操学校预留了地方。
训练房内，那些4-7岁的孩子，日复一日的训练着跑步、压腿、倒立、弹跳、平衡……孩童时期丰富多样的人生，在这里，被简化为几个单调乏味的肢体动作。而反复训练这些动作，又是实现冠军梦的唯一法门。
众多孩子被前赴后继的送来，不少父母都替儿女怀抱着拿金牌的梦想，而实现梦想的却永远是极少数。
在明白冠军之路比想象的还要艰难之前，孩子们的人生就已被程式化的动作训练改变了。
“被动”入校
杨仁平因为跑黑的无暇照顾孩子，先后将儿女送入体校，体校学生的父母80%是商人
杨可一直倒立着，腮帮子凸起，肚皮露了出来，脚尖绷直贴着墙面。教练郑顺生站在离他3米远的地方，手里拿着一块电子表，大拇指飞快地按动着———他在计时。
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对师徒像周围矗立的器材一样，站在阳光的阴影里，不发出一点声响。
寒假正式结束，停训将近两个星期后，杨可发胖了。这对一个学体操的孩子来说是糟糕的消息，郑顺生正考虑着如何通过加强训练，让杨可的体重回到寒假前。
1000平米的体育馆里，上百个孩子的喧闹声此起彼伏。
一个新生的哭闹声并没有打扰到杨可，他依旧维持着倒立的动作，脸上没有太多表情。
在郑顺生看来，这个6岁男孩是自己的队伍里最有潜质的队员之一。
三年前，杨可还只是个不到四岁的孩子，父亲杨仁平领着他来到李小双体操学校，找教练郑顺生。
郑顺生拉起小男孩的手，四处摸摸、捏捏。
首先是胳膊，直线一样的胳膊，没有一点儿弯曲的关节，然后是宽肩、厚胸、窄臀、长腿、小脚丫子、直愣愣的眼神……他在这个孩子的眼神里看到了一些似曾相识的东西。
几年前，杨仁平曾带着一个女孩来找郑顺生，女孩眼神同杨可一样倔强。
女孩名叫杨飘，杨仁平的大女儿。
杨仁平本没想过让女儿从事体操训练。多年前，他偶然和在李小双体操学校食堂工作的一位熟人聊天，对方称，这个体校诞生了好几位奥运冠军，这个信息让夫妇萌生了送杨飘去学体操的念头。
第一眼见到杨飘，郑顺生的评语并不好听：“身材不好，灵活度不够，基本姿态不美。”
但杨仁平和妻子还是坚持让杨飘入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夫妻二人因为家庭困难，购买了一辆面包车跑黑的，无暇照管杨飘。
和杨飘父母面临同样处境的还有张世杰的父母。远在贵州从事煤炭生意的他们，也是因为没有精力看管孩子，才将张世杰从贵州送进李小双体操学校。
体操学校招生办公室的孔老师，介绍学校里孩子们的家庭背景：“140多个小孩，80%的父母都是做生意的，自己太忙，没时间照顾孩子。”
让杨仁平欣喜的是，教练郑顺生先后收下了他的女儿和儿子。
除了动作还是动作
为减除孩子们假期囤积的脂肪，学校将训练时间由半天调整为1天，3个小时几乎没休息
2月16日，下午3点，又一轮训练开始———为了减除孩子们假期囤积的脂肪和惰性，原本半天的训练调整为一天。
“150个阶梯跳，开始。”郑顺生给自己的弟子下了命令。
然后是单腿跳、纵跳、矮子步、青蛙跳、前空翻、引体向上……郑顺生几乎不用下任何指令，数十个弟子们便一项接一项的完成各种动作。
“脚尖并拢，肩膀拉开。”郑顺生反复强调着。
3个小时的训练，几乎没有休息，喝水、上厕所，需要打报告。只有在倒立和压腿时，才能够享受片刻宁静。
已经出汗的杨可脱得只剩下秋衣秋裤。
“即使是一个成年人，刚开始进行这样的训练，也没法坚持下来。”郑顺生说。
杨可和伙伴们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才适应郑顺生的训练模式和流程，代价是手掌覆盖起一层厚实的老茧，腰腹用力时能看见小型的六块肌。
在问及“苦不苦、累不累”的问题时，孩子们的回答几乎一致：不累，好玩。
但体操运动本身的辛苦，决定了兴趣往往是有限的。
训练馆内，教练杨玉林指着一位9岁的男孩说：“你该问问他，他肯定不会这么回答。”
那名男孩正双手扶着鞍马，两脚伸进一个被绳索吊起旋转的塑胶桶里，一次坚持10分钟左右。他正在寻找做托马斯全旋的感觉。
普通人做这个动作，可能当塑胶桶才旋转了两三圈，双手就无法支撑了。
如果他朝着专业训练的方向走下去，若干年后，可以完美地完成一系列类似的动作，从而在赛场上拿到一个较高的得分。
尽管杨可还有一段时间才能够具备在鞍马上做全旋的力量，但他已经开始爬上这个庞然大物，做一些练习上肢力量的基本动作。
他用双手牢牢抓住鞍马中部的环，双臂支撑起身体，腿并拢，从鞍马的一端抬起，越过马身，到达另一端，周而复始。
鞍马动作的关键，在于除双手之外的身体任何一个部位都不能触及到马身。
杨可已经有了这种意识，他的双腿尽量抬高，脚尖和脚跟形成一个新月般的弧度，这得到了教练郑顺生的赞赏，“哎，不错，继续保持，果然是大队长。”
郑顺生通常用任命大队长的方式来落实他的赞赏。
每隔一段时间，他会进行大队长“换届选举”，依据孩子们的训练表现来确定管理者的人选，表现最好的队员自然是大队长。
担任大队长，意味着一直排在训练队伍的头一个，以及在教练缺席时可以带领队伍进行程式化的训练。
杨可显然很愿意担任大队长。得到郑顺生的表扬后，他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这意味着教练对自己动作的肯定。在没有比赛的情况下，这是杨可被肯定的唯一方式。
两本课本：语文数学
体校的孩子从未接触过音乐、美术或者其他副科，训练的时间挤占了这些课程
杨可被送进体操学校已近三年，母亲朱月琼仍记着其当时入校的情景，好像是三分钟以前发生的事。
进入体校，意味着不到4岁的儿子开始寄宿生活，几乎一两个月，杨可才能回家一次。
刚入校时的杨可留给保育员周奶奶的印象是，耷拉着鞋带，哭得满脸泪痕，穿衣服、刷牙洗脸，每一样都要从头教起；房间里要备一些简单的药水，以便处理他因为训练造成的皮外伤。
在体校，除了半天的训练，还有半天的文化课。文化课除了语文、数学，剩下就是思想品德与写字了。杨可比其他非体校孩子“幸福”的是，书包里只会有两本课本：语文和数学。
体校里，众多的孩子和杨可一样，从未接触过音乐、美术或者其他副科。训练的时间挤占了这些课程。相比起同龄的其他孩子，他们的娱乐生活少得可怜，仅有的娱乐方式是看卡通片，最近他们比较迷恋的是《果宝特攻》。
3年训练下来，与娴熟的体操动作相比，杨可的吃饭动作则显得孩子气。
晚餐时，他坐在食堂五彩斑斓的椅子上，不太熟练地用汤匙往嘴里扒着饭，然后突然伸出手，抓起一片萝卜送进嘴里。
杨仁平似乎并不太在意这些，他更多的希望是儿女能得冠军、世界冠军。
他常会欣喜地跟别人说，在李小双名声大噪的时代，杨飘进入体校；杨威获得北京奥运冠军后，杨可又沿着他姐姐的路走了下去。
和杨仁平怀抱同样期望的家长并非少数。
每逢新学期开学，就有一些家长带着三四岁的孩子，千里迢迢从全国各地专程赶往仙桃的李小双体操学校，每年交上近万元的学费，要求让他们的孩子进校学习。也有不少家长会反复跟教练诉说，他们的孩子有学习体操的潜质，值得培养。
体校负责招生工作的孔老师介绍，所有的学生中，绝大部分是家长慕名而来。现在140多个学生里，80%来自外地，其中还有一名来自爱尔兰的小女孩玛莎。
“很多孩子已经十几岁了，明显过了打基础的年龄，可家长还是硬把他们送过来。”孔老师说，当然通过训练，他们也能锻炼意志和品质。
2月16日，训练进行到一半，郑顺生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果，在始终耍赖不肯训练的严家勇面前晃了晃说：“快，压腿，做好了就给你糖吃。”
4岁的严家勇乖乖地坐下去，伸开了双腿，不到1分钟，他又扬起脸哀求道：“郑教练，好累啊。”
学校总教练颜永平也正好在场，开始用自己编写的儿歌哄他：“男子汉，铁打的汉，不好哭，做好汉，这样老师才喜欢；学小双，要流汗，将来做个英雄汉；拿金牌，夺冠军，美名天下传。”
冠军路，独木桥
李小双体操学校约1/10学生能进入省队，一些被“淘汰”的孩子已不能适应普通小学
颜永平从事体操教练20年，奥运冠军杨威的体操启蒙就是从颜永平处受益的。
但颜永平也知道，现实中的夺冠，远没有儿歌里的逻辑那么简单，也许“流了汗”，依然无法“拿金牌，夺冠军”。
颜永平已经没法计算自己带过多少学生。
但他能够记得的数字是，他参与培养输送的人数：一级运动员10人，国家级健将8人，洲际冠军7人，世界冠军6人，奥运冠军3人。
级别越高，数字越少，递减的人数中透出一种残酷。
这已经是辉煌的成绩了，更多的教练，也许一辈子，带不出一个奥运冠军来，参与者的庞大基数和竞技体育的残酷性注定了这样的结局。
抛开拿金牌，如果杨可要成长为一名专业的体操运动员，必须要通过现有的三级体制：体校、省队和国家队。
孩子一般在三四岁被送进体校，经过五年训练，表现出色的孩子能被选入省队。但大多数孩子会被退回到普通小学就读。
李小双体操学校的140多名学生，在接受极其严格的训练后，通过层层选拔、过滤，最后能进入省队的仅有10-20名。
大多数孩子，在行程还没过半时，便从通往冠军之路的独木桥上跌落，开始另外一种生活。
一个星期前，许迪（化名）便从这座独木桥上跌落。他离开了专业体操领域。
6岁才进入李小双体操学校学习的许迪，和其他孩子相比，底子稍显薄弱。但因为天生好动，身体灵活，在体校学习两年半后，许迪还是被推荐进入武汉体院的一家附属学校。如果表现好，许迪就能被送入省队，或代表学校参加比赛。
许迪母亲回忆说，自己每个月去探望儿子时，总会泪眼汪汪地离开。“比起在体校时，体院附属学校的训练强度不知大了多少倍，擦伤碰伤再所难免。”
春节前，在武汉体院附属学校才训练了半年，许迪被要求回家。许母在教练处获得的反馈是，许迪学习体操的时间太晚，基础较差，不适宜继续练下去。
随后，几岁的许迪进入了仙桃当地一所普通小学就读。从入学起，许母对许迪的担忧就从没消散过。
“毕竟已经离开普通学校三年了，当年的成绩虽然好，但落下的课程太多，补起来很困难，而且他早就不适应学校的生活了。”许母说。
许母还记得，当初把孩子送去李小双体操学校时，学校的老师和教练曾一度劝慰她说，“虽然体校文化课的水准无法与普通小学相比，但孩子一旦离开这里，课程还是很容易追赶上来。”
许母开始四处托人，设法将本该读三年级的许迪降了一级，并且在寒假里请了家庭教师给许迪补习。
但让她觉得头痛的是，许迪新学校的老师数次跟她反映，孩子在课堂上坐不住，好动得很。
“体校的学习氛围相对散漫。几小时的训练下来，累得够呛。孩子们一般是很难再集中精力学习的。”郑顺生说。
许母的困惑是，不知要用多久时间，才能够让许迪远离过去体校生活的轨迹。
母亲的犹疑
因为训练过于辛苦，母亲朱月琼已开始犹豫是否应该继续让儿子杨可从事体操
相比之下，杨飘的“运气”要好一些。郑顺生通过私人关系，将她推荐给了山西省省队。
杨飘被接收了，并在几场国内赛事中获得不错的名次。但很快，矛盾开始凸显。
一进入省队，杨飘的手机和零用钱都被教练没收，理由是影响训练。她开始罢练。
即便是远在仙桃的郑顺生，仍然会隔三差五的打电话劝说杨飘，让她调整心态，继续训练。
这种不稳定的状态直接影响了朱月琼。本来对于两姐弟是否继续从事专业体操训练，她就一直是犹豫的。
今年春节，朱月琼去山西陪杨飘过春节。因为省队担心队员发胖，杨飘和队友们都不能回家过年。
这种训练的强度常常让朱月琼感到揪心，但如果就此放弃，已经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又让她觉得可惜：“已经练了这么多年，现在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朱月琼还觉察到儿子杨可一些微妙的变化：入学后的第一年春节，杨可回家过年，亲戚朋友起哄要求表演一下，他“腾”地就在场子里翻起了筋斗。
但今年无论大家怎么起哄要求，杨可坚决不肯再表演；尽管姐弟俩都是练体操的，一旦碰面，两人都默契地不提关于体操的任何事情。
朱月琼把这种变化理解为一种兴趣减淡后的疲乏。
而杨仁平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孩子的兴趣和意愿似乎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年龄尚小的杨飘、杨可姐弟是无法抉择更好的未来，而在“体操之乡”练体操，不失为一条好出路。
母亲朱月琼则一直在焦躁不安中犹豫着，几乎每次开学，朱月琼都会跟教练郑顺生提出接回杨可的想法，但经过郑顺生的一番劝说，她又会暂时放下心中的疑虑。就这样，周而复始。
退出，这是郑顺生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他希望杨可能留在自己队里继续训练，他有信心培养出一个准冠军来。
“要送妈妈4块金牌。”
学校里6岁学员杨可还不知道“冠军”背后的压力，他还渴望着将来为母亲赢得金牌
“谁能保证这里的孩子一定能成为冠军呢？”训练场上教练杨玉林感慨地说，投入大量的物力、人力、财力，最后能不能培养出一个真正的冠军，其实大家心里都没底。
李小双体操学校副校长彭友平也觉得现在压力很大。
国家体操队备战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名单已经出炉，里面没有一个队员是从李小双体操学校毕业的。
彭友平的压力来自于，从1992年的巴塞罗那到2008年的北京，历届奥运会总有来自仙桃的运动员的身影。
“4位奥运冠军诞生地”，“中国仙桃体操之乡”等名号，更是让彭友平有着难以摆脱的压力。
彭友平说，即使是在最艰苦的年代，他也没有过现在这种压力。
上世纪70年代，仙桃就有体操训练基地，“当时没有器械，师傅（丁霞鹏）自己做，保护的海绵垫都没有，师傅就在河边地上铺厚厚的稻草，盖上沙，再搭上帆布。”彭友平回忆说。
1996年，仙桃体操训练中心才有第一个室内训练场。彭友平还记得，墙壁上用白石灰写着“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冲出沔阳，走向湖北”的标语。
随着大小双成名，仙桃体操训练中心也于2001年，改名为“李小双体操学校”，学校开始走向辉煌。
学校的总教练颜永平并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他只是把这种状况称之为“正常的低谷期”。
颜永平说，“一届奥运会缺失，意味着学校重新从0开始。”
杨可还不懂这些，他现在只是对金牌充满着一种天然的渴望。这种渴望来自于训练、来自于环境，来自于耳濡目染。
春节回家，他曾对母亲朱月琼说：“妈妈，我要送4块金牌给你。”
“他不知道，拿一块金牌是多么难。”杨仁平叹息道。
杨可还看不到自己有着怎样的人生，十几岁可能就要面临大赛重压、退役后出路较窄、为团体赛牺牲个人等境遇，杨可对此都还没有概念。
晚上7:00左右，训练已经结束，这是一天里最清闲的时候。
10多个6、7岁的男孩子围坐在电视机前，大声讨论着。有人问：“杨可，你见过金牌长什么样吗？”
他抬起头，想了想说：“像个杯子一样。”
杨可还分不清金牌和奖杯的区别，但他曾经在体校的展览室见过，那些金色的奖杯陈列在玻璃橱窗里，闪闪发光。本报记者 朱柳笛 湖北仙桃报道
(本文来源：新京报 作者：朱柳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