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二十大后，斯大林的崇高而又神圣的地位，一落千丈。这一事变传来后，毛泽东震惊之余，立刻以审慎、敏锐的眼力，点评斯大林的功过是非，透视这一事件的利弊得失，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
斯大林的四次错误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一直有着自己的意见，认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算是个“农民领袖”。抗日战争时期，他从维护本国利益的立场考虑，只相信国民党的力量，不相信*的力量，不愿援助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根据地，甚至担心援助中国*，会引起蒋介石和英美盟国的不满。他还通过王明，要求中国*在全民抗战中，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做到“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其实质是完全服从于国民党。
1945年，美国大使赫尔利赴华履任途经莫斯科，专程拜会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询问苏联是支持国民党，还是支持*？回答是肯定的，苏联支持国民党。随后，斯大林又向赫尔利证实说：“是的，我们支持蒋委员长。”“中国有人自称*，其实不是，就是一批人没有土地，分了土地就完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正是由于斯大林的原因，毛泽东的访苏日程才被一再拖延。早在1947年初，毛泽东便提出访苏的动议，其间由于种种原因，而最重要的是，斯大林对此没有表现出积极的热情，延至1948年7月，毛泽东访苏的各项工作都已准备妥贴，斯大林却发来电报，以“征粮工作已经开始，从8月份起领导同志要分赴各地”为由，又一次推迟毛泽东访苏日程。
显然，这是斯大林的托词，实际上，他还是怀疑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能否胜利。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就表示，毛泽东毕竟是游击战的领导人，尽管访苏是秘密的，但终究是瞒不住的。如果西方知道了，便会大做文章，说毛泽东来苏联请领指示，从而将毛泽东当作莫斯科的代理人，那样就会破坏苏联与国民党的“国家关系”，以致使美国全面卷入，直接危及苏联的国家利益。
这一切，毛泽东早就不以为然，只是顾全两党关系，考虑到中国革命的大局，才求同存异。中国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时，开始在党的高层批评斯大林的错误。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0年对我们压力很大。”
后来，毛泽东多次以激烈的语气批评斯大林：“怀疑我们在赢得革命胜利以后，中国会象南斯拉夫，而我会是第二个铁托。”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斯大林没有准备中国革命胜利。日本投降后，他来了电报，反对我们同蒋介石打仗。说如果中国发生内战，中华民族就会毁灭。就是执行雅尔塔协定，保证中华民国二十年。罗斯福说服蒋介石，斯大林就来说服我们，因此有电报来：不许革命。你让我到重庆去谈，可以！但是不许革命，不干，抗日时期，中国革命一切准备工作——思想准备、组织准备都完成了，时机完全成熟了，在这个时候来泼一瓢冷水，这是个原则错误。
1967年4月，越南总理范文同访问中国，他曾经询问周恩来，斯大林是否建议过解放军不要渡过长江时，周恩来回答说：“对于一九四九年我们能不能渡过长江，斯大林是有怀疑的。他们还认为，蒋介石顶不住时，美国会出兵。但美国知道蒋介石是扶不起来了，而长江又挡不住解放军。如果美国出兵，就要负战争的责任。美国不会这样做的。”
毛泽东还在不同的场合对外国客人说：中国党曾经四次吃过斯大林的亏，第一次是王明左倾路线；第二次是王明右倾路线；第三次是战后斯大林支持蒋介石，不让中国革命；第四次是怀疑我是半个铁托。他还说，斯大林与列宁不同，喜欢“站在别人头上发号施令”。所以，“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
老虎口里的肉
新中国初建，百废待兴，首先想到的便是寻求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苏联的支持。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当日，斯大林会见毛泽东，举行第一次会谈。毛泽东虽然受到高规格的接待，但是，在谈到实质性的问题，诸如重新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斯大林则总是以种种理由予以搪塞，后来甚至采取拖延、回避的办法。
第一次会谈后，斯大林竟然不理不睬毛泽东。毛泽东恼火了，因为，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态度，而是关系到如何评价中国党，如何对待新中国的原则问题。毛泽东对苏方人员说：“你们还要保持跟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我现在的任务是三个：吃饭、拉屎、睡觉。”
毛泽东清楚这次访苏的艰难性，所以，当塔斯社记者询问他将待多长时间时，他回答说：“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中苏两国要解决如此重要的问题，斯大林却将毛泽东置之别墅，不闻不问，使中苏会谈一开始便冷了场。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据随访的伍修权（时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回忆：
当时新中国成立才两个多月，苏联对我国的情况特别是某些方针政策是持怀疑态度的，例如，过去我们不听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主意，斯大林就怀疑我国走“南斯拉夫的道路”。我国的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了政府，苏联就怀疑我们会不会执行亲英美的路线等等。因此，苏联在另一方面对我们的态度又是冷漠和怀疑的。只是在此后，苏联方面才谈到双方签订友好条约的事。
两个社会主义大国领袖的“冷场”，引起西方媒体的种种猜测，英国通讯社放风说，毛泽东已经被软禁在莫斯科。这时，斯大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放弃往昔的成见，带着莫洛托夫前来拜望毛泽东，表示重新会谈的诚意。他们之间的会谈呈现融洽、友好的气氛。毛泽东在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坚定不移，从不让步。由于毛泽东的一再坚持，斯大林才不得不改变观点，同意签订新条约和其他新协定。斯大林诚恳地说：“我们必须对涉及中苏关系的现有的条约和协定进行修改，尽管我们曾经认为还是保留好。这些条约和协定之所以必须修改，是因为条约的基础是反对日本的战争。既然战争已经结束，日本已经打败，形势发生了变化，因此这个条约就成为过时的东西了。”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历程，毛泽东对此感受极深，体会到涉及重大原则问题时，只要你据理力争，斯大林也不是不可商量的。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斯大林还是可以跟人家妥协的。我们跟他就有不同意见，我们要订中苏条约，他不要订。等到他答应订了，我们要中长铁路，他就不给。但是老虎口里的肉还是可以拿出来的。”
这是一次难以忘怀的、不愉快的远足之旅。毛泽东对此记忆犹新，常常旧事重提：
我在莫斯科和斯大林谈到中苏条约问题，中长铁路、合股公司、国境等问题时，我的态度是：第一，你提出，我不同意的要争；第二，如果你一定要坚持，我可以接受，但保留意见。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
喜惧参半以苏为鉴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三年后，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作报告，批评个人崇拜，全面否定斯大林。于是，斯大林生前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竟然顷刻间被颠覆，这无疑在全世界产生巨大的轰动效应。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确实有勇气，敢于去碰斯大林，尽管采取的方法不对，可却揭了盖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
毛泽东很快便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后来，他在党的一些会议上，又多次提出斯大林的错误，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
赫鲁晓夫报告传出后不久，毛泽东曾对胡乔木说：“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亚于历史上最专制暴虐的统治。”他还表示，中国应该走出一条比苏联更好的道路。其实，早在1955年底，他就提出“以苏为鉴”的问题，警示自己不走或少走斯大林的弯路。1956年4月2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这个讲话便是《论十大关系》。5月2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作《论十大关系》，内容又充实了许多。1977年3月，《论十大关系》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其中涉及批评斯大林，以苏为鉴的论述，都没有收入。现根据薄一波的回忆录中所记，略举如下：
我们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我国宪
法规定，地方没有立法权……这一条也是学苏联的。
我们恨美国那个帝国主义……但它搞成一个发展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
斯大林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抓到一个杀一个，结果犯了大错误。其实，托洛茨基是可以不赶走的，季诺维也夫也可以不杀的。至少可以让他们当个政协委员吧！
斯大林说反革命越搞越多，这个道理是不对的，反革命是越搞越少，不是越搞越多。
当时，东西方两个阵营，仍在持续不断地冷战。毛泽东认为，在东西对峙的战略格局中，斯大林作为象征，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旗帜，尽管他有着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是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的错误，都只能是善意的，只能是*内部的批评，而不应将这种批评变成恶意攻击，因为，“斯大林问题牵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国都牵涉了。”可谓牵一发动全身。他对南斯拉夫批评斯大林的一些做法，很不满意，说：“你们不断地攻击斯大林，我们不攻击他。我可以告诉你们，斯大林给我们造成的危害比给你们造成的危害大得多。但今天，他在世界上是说明一点东西的偶像。你们又何必使这样一个偶像同自己作对呢？”
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说：
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斯大林到底有哪些具体的错误呢？中国*又应该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启迪呢？毛泽东在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明确指出：斯大林在晚年特别“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不可避免地犯了一些重大错误，如：肃反扩大化；反法西斯战争前缺乏必要的警惕；对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等等。他说：
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突出个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三分错误七分成绩
毛泽东不赞成把斯大林说的一无是处，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该力求客观公允、实事求是，他说：“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他认为，斯大林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所以，“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
毛泽东在批评斯大林的晚年错误时，并非采取全盘否定的偏激态度，比如他就很欣赏斯大林的破除迷信的风格，说，学习马列主义，没有势如破竹的风格，那多危险。斯大林后期有这点风格，也可称势如破竹，只是破得不好，有些破烂了。他写的列宁主义基础、语言学、经济学，有很多正确部分，但也有错误，有些问题值得研究。
1958年，全国刮“共产风”，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被否定。这时，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提议全党读两本书，其中的一本便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61年6月，他再次建议读一读斯大林的这本书。他说：这本书只有极少数个别问题有毛病，我最近又看了三遍。他讲客观规律，把社会科学的这种客观真理，同自然科学的客观真理并提，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
斯大林问题的出现，其中最带根本性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毛泽东思考后得出结论，斯大林生前没有真正地培养出自己的接班人，接班人没有确立，身后便根基不稳，后院起火。1961年5月，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科夫，也没有写遗嘱。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1953年斯大林呜乎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乎只好来个‘三驾马车’。其实，不是‘三驾马车’，是‘三马驾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拉缰绳，不乱才怪。赫鲁晓夫利用机会，阴谋篡权，此人的问题不在于用皮鞋敲桌子，他是两面派：斯大林活着时候，他歌功颂德；死了，不能讲话了，他做秘密报告，把斯大林说得一塌糊涂，帮助帝国主义掀起十二级台风，全世界*摇摇欲坠。”
毛泽东认为斯大林除却在选定接班人的问题上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外，理论上也有明显的缺陷。他说：
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础矛盾。
遗憾的是毛泽东晚年并没有坚持这一点，而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至酿成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错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对此有过极为中肯的论断：“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