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上面从纯军事角度对形势作出的很肤浅的分析，也表明当时的形势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也给双方的实际步骤造成了明显的矛盾。
实际上，1969年春夏，美中最高领导人对业已形成的政治军事形势的估计，显然在下面一点上是一致的:在最近的将来，潜在的敌人在客观上没有能力发动全面的进攻行动。这种估计，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提供了一种保证。即局部冲突不一定能导致冲突的迅速升级。因此，双方在达曼斯基岛事件后，仍容许武装冲突几乎沿边界全线发生，以试验对方的反应，捍卫自己在边界争论中的权利，追求更广泛的全球目标。另一方面，两国领导人都有真正的理由，担心双方采取可能造成很严重后果的、为始料所不及的行动。莫斯科最怕中国首都的争权斗争突然发生转折，可能促使中国领导人使用武力。北京也真的怕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这种不确定的因素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在双方肆无忌惮地互授绰号和当地居民到驻北京或驻莫斯科使馆举行抗议游行的背景下，两国领导同时都采取一些旨在制止冲突进一步升级的措施，力求不堵死政治对话渠道。
在上面指出的发展趋势中，第一个给局部冲突造成一定条件的发展趋势，表现在1969年4月23日在卡利诺夫卡居民点附近的阿穆尔河，6月10日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州的塔斯特河地区和7月8日在阿穆尔河中的戈尔金斯基岛发生的冲突上，以及8月11日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州扎兰阿什居民点附近进行的特别激烈的战斗上。1969年夏季形势的可悲特点是，流血事件扩展到西部边界地段，从而覆盖了整个边界线，这无疑给双方都不希望和不准备进行的大规模冲突的突然爆发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也存在限制冲突规模和支持独特对话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在1969年3月即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刻表现出来了。
埃利扎韦京在回忆录中指出，3月15日达曼斯基岛冲突发生后，苏联外交官真的担心可能爆发新一轮实际上围着使馆进行的群众性示威游行。然而，这种情况并未发生，传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毛泽东的第一接班人林彪元帅视察了边界，在了解情况后，作出决定:“不必再试验俄国人的忍耐力”。此后好象毛泽东作出了不再进行示威游行的决定。
1969年3月21日，柯西金用交频通讯机给使馆打电话，他同埃利扎韦京交谈时说:“我奉苏共中央政治局之命，要亲自同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谈判。我试图用交频通讯机同他们联系，但在北京电话局坐着一个无耻之徒，他回答粗鲁，拒绝给我接线，使馆能帮我想什么办法吗？”由于谈话是公开进行的，自然中国人录了音，把谈话内容上报领导。同一天夜里，苏联驻华使馆得到通知，23点45分苏欧代司长李连庆要召见埃利扎韦京。中国外交官肯定已经了解柯西金的电话内容，他声称，根本不能进行电话交谈，一切通报均需通过外交渠道转达。
埃利扎韦京通过电话做汇报时，知道中国人在偷听。他强调说，在中国，人们对苏中关系现状的态度是不负责任的。他着重强调并请求向使馆集体转告以下内容:“莫斯科密切注视着使馆周围发生的事情，我们不会让你们受欺负，我们有办法保护你们，……”据埃利扎韦京认为，这个声明肯定中方知道，对使馆周围情况的正常化起了一定的作用。
3月20日，莫斯科给使馆发来指示，要把所有妇女和儿童撤回国内。我们的外交官商量后得出结论，这个时候应表现出克制和忍耐，暂时不要急于撤退。同时以防万一，使馆要求中国外交部发给妇女和儿童出境签证。埃利扎韦京注意到，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人明显对我们采取这一步骤感到不安，冥思苦想苏联外交官家属撤离北京后可能发生的事情。几天后，使馆收到莫斯科发来由葛罗米柯签署的“建议”撤退的电报。使馆回电说:不要急于这样做。最后，中央赞成这个方针。1969年5月，葛罗米柯发来电报，以命令形式宣布，部长感谢使馆一些工作人员“模范地履行工作职责和在中国的复杂工作条件下表现出英勇和克制精神”。
双方的这些谈话和行动，实质上是把自己不愿意使冲突发展到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想法通知给对方的间接渠道。此外，还有通过外交渠道提出的调解局势的直接倡议。
如3月21日通过电话谈判的尝试失败后，苏联政府于1969年3月29日就达曼斯基岛事件发表正式声明。这个语气强硬的文件，详细阐述了苏联在边界领土问题上的立场，并建议“在最近”恢复1964年8月中断的边界谈判。其中有一句话意味深长，这就是:苏联“坚决拒绝任何人对苏联的土地要求，试图用武器的语言同苏联、同苏联人民讲话，必将受到坚决的反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