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兼并之风无处不及，豪强之家无所不在，所以，单靠一些酷吏，势必不能彻底剪除豪强势力。这是因为，兼并风起、豪强势兴，其根本原因即在于封建制度本身，封建所有制和封建特权，正是其产生的根源。根本既存，枝叶必茂。任用酷吏抑制豪强，实际上是汉朝最高统治集团用自己的刀，割除自身的腐肉，最终只能是适可而止。因此，在汉武帝以后，豪强肆行不法的记录，仍然是史不绝书。例如，汉武帝死后，大将军霍光秉政，在平阳的霍氏家族，其奴客持刀入市而吏不敢禁，其家奴至市买肉竟砍伤屠户，霍光之子霍禹则胆敢在家中违法私自酿酒。但是，无论如何，西汉任用酷吏惩治豪强，在某些时候确实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对于将豪强势力抑制在社会可容忍的限度之内，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从东汉末年开始，直到三国、魏、晋、南北朝，封建豪族一直是左右国家政局、决定各个短命王朝命运的主要政治势力。其间，中原逐鹿、裂土称王者和持操权柄改朝换代者，无一不是出身于豪强之家。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全都打上了门阀政治的深刻烙印，以致世风竞以门阀世族相夸尚。透视这四百余年的历史，实际就是封建豪强的发展史。在此期间，封建豪强势力获得了除春秋战国时期之外的又一次辉煌。在那种门阀政治统治一切的历史条件下，抑制豪强是不可能成为最高统治者想要认真对待的政治课题的。所以，在记载这段历史的典籍中，关于抑制豪强的记述是不多见的。既然对于豪强不加抑制，而百姓自然就只能是饱受欺凌。因此，自三国至南北朝，将近四百年的时间，对于劳苦大众来说，可以说是最黑暗的历史时期。
降及隋、唐，上承前代门阀政治的遗风，官修氏族之典，家藏谱录之书，取士选官尤重家世，家之婚姻更讲阀阅，目的是要“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甚至还用法律规定来确保“主”对“奴、仆”和“部曲”的压迫权。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不独旧族会继续恃势作威，而且新贵也往往肆行不法。所以，“权倖之暴，亡人之家，赤人之族，为害甚于虎狼”，在唐朝初年，就已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祸患。
但是，在唐朝重新实现了全国统一的政治格局之下，如果想要保证长治久安，就必须抑制豪强，否则不仅百姓遭殃，而且势必还会危及唐王朝的统治和国家的统一。然而，出身于世家、依仗关陇豪族力量夺得天下的唐朝最高统治者，是不可能自觉地悟出这个道理的。
例如，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的第三子蜀王李恪有个姓杨的妃子，此妃子的父亲杨誉，自恃是皇亲国戚，在京城滥施淫威，争夺官婢，触犯国法。当时，担任刑部都官郎中的薛仁方，依法将杨誉拘留并进行审讯。按司法权限，刑部的都官司完全可以审理争夺奴婢之类的案件。但是，当杨誉的身为“千牛”（即唐太宗的侍卫官）的儿子在殿廷之上陈诉说：五品以上的官，如不是犯谋反叛逆之罪，就不得拘留。并反诬薛仁方，是以杨誉为“国戚之故，横生枝节”。唐太宗一听，即刻勃然大怒，他恨恨地说：“知是我亲戚，故作如此艰难！”当即下令：“杖薛仁方一百，解所任官。”可以说，这是唐太宗作为唐朝新贵总首领的一种本能的反应。
当时，魏征挺身而出，为薛仁方进行辩护。他上奏说：“仁方既是职司，能为国家守法，岂可枉加刑罚，以成外戚之私乎！”并怒斥那些“旧号难治”的世家贵戚，简直是一伙危害社稷的“城狐社鼠”。若不严加防范，无异“自毁堤防”。同时，他举述汉、晋以来，不能禁御世家豪强的历史，痛陈唐高祖武德中（618年——626年），世家贵戚“率多骄纵”的现实，谏言唐太宗不要姑息养奸。否则，“此源一开，万端争起。后必悔之，将无所及”。而且，魏征还顺着唐太宗好大喜功的心思，乘势给唐太宗戴上了一顶高帽子：“自古能禁断此事者，惟陛下一人也。”由于魏征能如此巧妙地晓之以利害得失，唐太宗终于接受了魏征的建议。他对魏征说：“诚如公言，向者不思。”承认自己原来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而取消了对薛仁方撤职的命令。
四年之后，即贞观十一年，颁行《唐律》时，唐太宗又将魏征建议的“按举不法，震肃权豪”，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制定了一些约束豪强恣意横行的刑律。其中如：“因官人之威，挟持形势，及乡闾首望豪右之人，乞索财物者，累倍所乞之财，坐赃论减一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正是因为有了这类的法律规定，并鼓励严格执法，贞观时期，才出现了“制驭王公、妃子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的政治局面。
虽然经唐太宗将“按举不法，震肃权豪”定为唐朝的一项国策，但是认真实行这一国策的，也诚如魏征所言，惟唐太宗一人而已。通观唐代历史，权倖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诛，比比皆是。虽有一些廉能之吏冒死严格执法，亦未能扭转权豪逐渐坐大的趋势。最终，唐朝因对权豪扰法擅权，“制之不得其术，故其终困以此”；对藩镇割据，控驭不得其法，“至于唐亡，其患以此”。
自唐朝灭亡以后，在五代五十余年间，其余毒愈演愈烈，方镇、权豪上下肆虐，致于天下分裂，世道大坏，社会动荡。宋代欧阳修考究唐朝败亡之由说：“其祸乱之来有渐积，其渐积岂一朝一夕哉！”及其大患已成，“大势已去，虽有智勇，有不能为者矣，可谓真不幸也”。其更不幸者，则是黎民百姓。五代之时，藩帅劫财成风，甚于盗贼，强夺枉杀，无复人理。藩镇视人命如草芥，动辄以族诛为事，滥刑之害，荼毒四海，殃及万方。清朝雍正时期的史学家赵翼读《五代史》一书时，曾经哀叹：“民之生于是时，不知如何措手足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