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资料很客观的告诉我们，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在1931年以后几乎是全程提速，这是和日本对华侵略分不开的。国民政府以
及蒋都看见了日本对华威胁，加紧了国防建设。当然现在大家可以指责国民政府在国防建设中的失误，但是综合当时的国情，实在
没有指责国民政府卖国的理由。
不但在军事上改革，在经济上中国也是在31年后加速完成了“废两改元”、“统一货币”、建立中央银行等改革的。虽然宋子
文经济政策错误很多，但是对于中国经济现代化改革他也是做了贡献的。
可以说31年9.18事变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转变，对于国民政府以及蒋本人来说刺激更大。国民政府以后一
系列政策都是围绕在“如何不亡国灭种”这一基础上的。
至于遭受广泛质疑的“黄金10年”，我个人还是认为这10年对中国能坚持与日本周旋8年之久起了很大的作用。
“拿破仑曾经说过：“决定战争成败的三大要素，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没有现代化稳健的财政基础，要想进
行现代化的战争，以抵御外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没有粮饷的军队，不但不会保家卫国，甚至会造反劫掠。因此国民政府面对日
本自从一九二八年的济南惨案的挑衅，一直忍辱负重的原因之一，就是要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精神来理财练兵，国家才能
达到足食足兵的境界。
这段时期的国民政府，在理财上，可以说是从无到有，建立了现代化的财政制度。北洋政府时代的国家财政，可以说是一笔烂
帐的无底洞，国民政府北伐之后，被迫接下这个财政的烂摊子。当时国民政府必须应付内战不断的军费开支，债台高筑的外债，整
军经武军队现代化的经费，以及投资在教育、工业与农业上的费用，而负担这项改革任务的主要领导人是宋子文与孔祥熙。
国民政府在宋子文的努力之下，直到一九三年才开始引进政府的预算制度，同年也才收回中国关税自主的权利；在次年，又正
式废止清朝中叶以来各省分立的厘金制度，这一系列的大变革，都是在内有阻拦，外有压力之下完成的。接着国民政府整理与废除
从清朝留下，经过各个军阀“发明”的各种落伍与强加之税捐项目（名目高达一千七百多种），这样中国的财政才能进入一个利于
工商投资，并让人民休养生息的新时代。 当时中国政府的预算支出，一九三年为四亿三千万元1，到一九三七年增加到十一亿六千
万元，而政府的岁入在一九三年为三亿三千万元，一九三七年为八亿七千万元，政府的岁入成长相当的稳健，但是政府的支出的幅
度更是惊人（政府预算的赤字在七年里，由一亿多元，增加到三亿多元）。政府预算的主要支出是军费与偿还债务，约占预算支出
的三分之二以上，沉重的军费负担是因为中国的内战不断，以及准备抗日的建军，而债务是加上必须偿还自从清朝以来，中国所积
欠的各种外债与内偿，因此国民政府的预算，一直是就在透支的状况，幸而中国有极高的民间储蓄率，才能长期挹注这个财政上的
缺口。
而宋子文设法将多如牛毛的各种内外债务加以整理，制定偿债的计划，因此大幅减轻了政府利息负担，从而建立政府的债信。
国民政府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之间，政府总共所借的债务高达三十五亿六千万元，而偿还的债务的总金额为三十一亿元，这
些庞大的预算赤字全靠国民储蓄以及外资流入来挹注。由于宋子文的财政运作手法高明，国民政府的债信评等不断的提升，不但银
行乐于借钱给政府购买公债，国民政府所发行的外债评等，在国际市场中，竟然比日本的债卷还要高。
在教育方面，国民政府仍然设法在不足的总预算中，投入教育、文化以及建设的经费，一九三四年的教育文化预算金额为一千
三百万元，建设经费为七百万元，到了一九三七年，国民政府的教育文化预算增为四千二百万元，建设经费为五千四百万元。另外
公营事业资金，也从零提高为二千九百万元，这些经费的支出，若是和军费与偿债支出相比，虽然不成比例，但是已经产生了不少
的成效。例如国民义务教育的入学比例，从一九三一年的十七％，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四七％，中国开始大幅减少文盲的人数。另
外大学以上的高等教育，也维持量与质的增加，特别是实用的理、工学系发展很快，从一九三二年起，国民政府对于教育经费，一
直维持正常拨发，中外教育合作基金，也对高等教育的研究，产生相当具体的奖励作用。
民国建立以来，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处在落后的农业时代，除了几个对外通商的大都会，有些比较现代化的银行之外，其余
全是钱庄与票号，很难发挥现代化工商社会的资金调度功能，而宋子文首先在一九一六年的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中央银行，开始负
责政府金融政策的运作，以及各种政府收支的金融调度。由于宋的掌控得宜，才使北伐所需的军事费用，得到源源的融通，成为国
民政府北伐胜利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国民政府北伐成功之后，当时中国境内的货币流通，仍然是以银元为主、银两为辅的状态。由于各省又有自己所发行的货币
，而流通最广的银元，因为不同时期政府的发行，其含银的成色不一，而货币币值更是没有合理的汇、兑标准，因此造成货币流通
与兑换的困难，这对投资发展与工商交易，都非常的不便。要想在这种混乱与落后的金融环境下，发展现代化的工商业，几乎是不
可能的事情，因此国民政府首先在一九三一年铸造新的银元，宣布“废银两改银元”的政策，中国内部一切的财政税收与经济交易
活动，都以政府新铸的银元标准。这样货币有了统一的标准，不但税收运作方便，也使得工商投资与经贸活动可以便利的运作。
但是废两改元政策，随即遭到一九三三年全球银价波动的冲击，在国际银价高涨的吸引下，中国白银大量的外流，引起金融市
场货币流通不足的危机。因此宋子文决定推行以外汇准备为基础的“法币政策”，以建立现代化国家的货币制度。宋子文到英美等
国政府游说，希望他们支持中国即将实施的法币政策，因为中国实施现代化的法币政策，会有利于这些国家在华的经贸与投资。不
过日本则是强烈的反对，因为国民政府一旦拥有现代化国家调度财政的能力，就更能因应对抗日本的战争的财政需要；各地的割据
势力也拒绝合作，因为他们担心中央政府有了通行全国的发钞权力，那么中国在经济上，就完成了统一，国民政府将成为名副其实
的中央政府。 不过宋子文仍然设法克服各种的困难，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宋又争取到上海、江浙等的银行团支持，终于在一九
三五年十一月排除万难，在国民政府正式实施法币政策。法币的发行数量，是以中央银行所掌握的外汇数额，作为发行的担保，由
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印制的钞票作为法币（后来又增加农民银行的发钞权），以取代过去的银元。法币的发行，非常顺利地
受到整个社会的接受，因为工商业者早就期待中国应有现代化货币的流通与兑换，社会大众也对国民政府稳定的权力基础产生了信
心，这是中国财政与经济现代化革命性的成功。这代表中国国民开始认同国民政府的统治威信，也代表了国民政府有了足够的国内
外信用，来维持货币币值的运作，这样中国才能面对未来对日作战的财政与金融运作。
中国法币改革的顺利，对日本而言是极大的震惊，因为这代表中国已经有了一个人民支持与信任的中央政府，同时中国有了自
主的财政与发展现代化经济的基础，中国终于开始进入现代化的发展时代了。”
“民国以来，中国的农业仍然处在传统的架构之中。由于人口众多，农民平均的耕地严重不足，农业生产根本不足以养活农家
，因此农民收入有限，农村经济凋敝。在沉重的农村借贷利息压力之下，农业现代化的投资几乎不存在，而农村过多的劳动力，成
为军阀部队以及地方性叛乱的主要根源所在，直到一九三年代，国民政府才能开始有能力针对农业问题，进行实际的投资与改革。
国民政府先后成立农业复兴委员会以及农本局，以推广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技术，协助建立产销体系，并且鼓励普遍设立减轻农
民借贷负担的农业合作社，合作社的数目从一九三三年的五千三百三十五个，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四万六千九百八十二个，相当改
善了农民沉重的金融负担，与增进了农业的生产。虽然中国主要的粮食与衣服等原料，仍然需要进口，但是到了一九三六年以后，
进口数量已经明显地减少，中国的农产品开始接近自给自足的目标。
清朝以来，中国的工业发展，只是局限于沿海通商的港口，以及内地几个交通要地而已，在中国五亿多人口之中，真正的劳工
人口，只有一千多万。当时中国工业结构的主体，主要是劳力密集的轻工业，就连多数的民生工业产品，都要依赖进口，连自给自
足的条件都不存在，至于与国防有关的重工业，更是只有零星的发展而已。因为要发展现代化的工商业，主要条件是需要安定与统
一的政治环境、币值稳定的货币、受过基本教育的劳工，以及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这在当时的中国，不是刚刚开始具备条件，就
是还在形成条件之中。缺乏工业化的生产力，中国就无法在与日本的正面作战中，取得战争与后勤的供应。
国民政府在一九三年代，大力的推展交通建设，随着国民政府的军政力量，开始进入西南地区之后，中国主要的交通干线以及
通讯设备，才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国际列强也才开始愿意在中国进行大量的投资。中国直到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才
终于达成粗略的交通干道，勉强地完成连接中国主要的战略要地。国民政府基于未来战略设计的需要，因此将交通建设的重点，放
在拓展西南与西北的交通路线，以及连结华南与华东的铁路运输，并且打通中国与苏联以及缅甸的陆路交通，成为抗日战争中，最
为重要的对外联络生命线。
总之，中国从一九三六年以后，才由国民政府解决了多年内战的问题，中国有了较为稳定的中央政府之后，理财练兵与教育建
设，才有全面的规划及复兴的活力，这样的国民政府才有了一个中央政府的架构，中国各地也才逐渐地在实质上与精神上，形成一
个国家整体的连系与运作。中国这时才能勉强拼凑出与日本进行民族战争的架式。但是中国这个统一与现代化的发展，实际只推展
了二年左右，中日关系就走到了最后关头。
七七事变的爆发，使得中国根本在还没有完成准备的状况下，被迫与日本进行历史决战。假如再给中国五到八年的时间发展，
让中国的农业能够改造，工业能够建立基础，社会能够产生更大的国家共识，现代化的军队能够整编完成，那么中日战争应该就会
出现极大不同的发展。当然日本更为了解这一点，因此先发制人，提早引爆中、日全面战争，以摧毁中国刚刚开始的凝聚力，也就
成为日本在战略上的政策了。”
而在国际上31年时我们能获得像37年那样世界各国的支持吗？答案是否定的。从27年—33年西方爆发的经济危机使得世界各个
强国把注意力转移到恢复国内经济上。而不是关注日本在远东的扩张。事实上日本在31年对中国的侵略实际上也没有侵犯各国在中
国的利益。
而真正能在远东对我们有实质性支持的苏联（苏联在东北也有特殊利益）也因为中东路事件与国民政府、东北军交恶加上苏联
国内肃反，没有精力也没有意愿对31年时的中国提供支持。况且日本人聪明的没有触犯苏联在东北“特殊利益”。
而以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为代表的西方在华军事人员普遍认为中日开战，中国最多能坚持3个月。因此没有必要对华援助，因为
这些援助最后只能便宜日本。 而日本的“三月亡华”论也不是村夫狂言，而是有按照西方流行的军事观点科学理性的分析而得出的
结论。这和中国军事专家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中屡次预言美国将遭受重大损失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不知道，在民族与国家到了真
正危机存亡的紧要关头一切理性、科学都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关键是这个民族有没有不屈的精神！
最后说说中国*，的确中共是中国无可争议的第一个公开提出抗日口号的政治势力，但是值得玩味的是中共抗日口号的变
化。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兴旺时，口号是：抗日必先反蒋；而当国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实力发生变化时，口号就变成：逼蒋抗日；
而当中共军事势力大大受损，已经到了危急关头时，口号又变成：联蒋抗日。 口号的变化，其中奥秘颇为引人联想。
要是国共双方能在31年就展开“第二次国共合作”那么中国也许不会在抗日战争中损失那么大。可惜，历史就是历史，是没有
也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