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我打了最要好的同学
文革运动刚刚开始时，极左思潮泛滥，根据学校领导的要求，要清理阶级队伍。一天，在课堂上，当年只有二十出头的年轻班主任王玉瑶老师宣布："是"红五类"的请举手。"父母是革命干部，我迅速地举起了手，那份自豪，骄傲和得意写在脸上。大约有五分之一的同学没有举手，他们显得灰头灰脑，尴尬地低垂着头，他们被无情地划归到"一小撮"里面去了。记得有同学举手被人喝止了，那位同学的爸爸曾经是个摆小摊的，无疑就是"小业主"了，也是靠剥削吃饭的。“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打倒剥削阶级！”同学们振臂怒吼着。那个年代没有同情，有的只是鄙视和嘲笑，有胆小的女生哭了，再不敢到学校里来。
学校与社会保持着高度的一致，阶级队伍被清清楚楚地划分开来，人被贴上了政治标签，分成了三六九等：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属"黑五类子女"，是最下等的人，同样也要受到监视管制和教育改造，凡是学校里出了什么事，首先就得审查他们。后来，下等人的队伍扩大了，又增加了走资派，叛徒，特务，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没改造好的知识分子等等。"黑九类"中，知识分子被称作"臭老九"。这些人的政治地位等于零，他们就象法西斯独裁统治下的犹太人，整天缩着脖子，穿着打着补丁的旧衣裳，任人呼来唤去，随意奴役和虐待。不过，也有相当多的普通家庭选择了沉默，他们约束自己的孩子不准参加任何活动，他们成了"逍遥派"，落后分子，革命的团结对象。
父亲出事后，我被迫沉默，与孤独作伴，我不可能背叛自己的父母，更不可能去编造谎言陷害他们。然而，孤独的滋味是极其难受的。昔日的小伙伴们大多已对我另眼相看，许多人翻脸无情，常常会无端地对我们这一类人进行辱骂和挑衅，特别无法忍受的是女同学射过来的尖刻、幸灾乐祸的目光。
我也仇恨“地、富、反、坏、右”，也不屑与他们的子女为伍，只能独自待在家里面，默默地熬着屈辱与无望的时光。令我伤心的是，小学时期曾经跟我形影不离、彼此最要好的同学刘福盈也与我分道扬镳了。
他没有父亲，妈妈是个医生，他家住在学校斜对面的"地段医院"楼上，他家的房子是类似外国教堂般的建筑，宽大高深，门窗都是用黑色厚重的木料做的，给人一种浓厚的神秘感，他母亲不允许他带任何同学回家，惟独对我算是破例。
我曾经问过他：你爸呢？
他说：我妈说他在搞地下工作。
解放了，还搞什么地下工作呢？我笑了。说给其它同学听，他们也笑：什么地下工作，就是死了，埋地下了。
他妈妈工作很忙，刘福盈一个人在家耐不过寂寞了，便会跑来找我玩，我母亲挺喜欢这个胖乎乎的同学。回想我们断交的那件事，我一直很内疚，完全是我的错。父亲被揪斗后，我的心情极其糟糕，刘福盈对我是同情的，他依然默默地陪伴着我。
不久，医院也开始搞运动了，出现了针对他母亲的大字报，他便不再带我上家去玩了，我们总是在医院门口分手。那天从学校出来，他陪着我一起回家，在"地段医院"门口，他突然问我：你爸爸是反革命？
你爸才是反革命！我狠狠地回了一句。我们就这样吵了起来，然后挥拳相向。我打过去的那一拳用了很大的劲，砸裂了他的眉角，肿了，出血了。在相互扭打的时候，衣服也被撕破了。他打架没有我那么狠，他是哭着回家的。
我的脾气向来倔犟，明知理亏，却不肯主动认错，从此我们便不再来往。长大了，懂事了，参加工作了，我曾经多方打听过他，一直杳无音讯。二十多年后，小学同学胡宝根意外地联系上我，他已是一个民主党派上海市委的处级干部。他先打电话给上海海运学院，通过学校打听到了我父亲的联系方法，然后通过父亲找到了我在杭州的电话号码。据他说，刘福盈早已离开了上海，好像是去了澳大利亚或是加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