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汉惠帝刘盈能够依法——嫡长子继承制——办事、正常接班，缘于汉初特殊的政治体制，统治集团内部比较民主；与后世相比的一大不同是，刘邦没有为小皇帝指定辅政大臣
汉惠帝刘盈是汉高祖刘邦和皇后吕雉所生——此为嫡出；吕雉就生了这么一个男孩——自然是嫡长子。所以，刘邦死后，谁来继位毫无争议，迄今为止所有的历史资料上没有任何曾经发生分歧的记载，只能是刘盈继承皇位。这便是君主制度历史上第一个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正常接班的皇帝。
刘邦死后谁来继位无争议，但在刘邦死前还是有争议的。
这个争议就来自刘邦本人。刘邦常年征战，身边的女人并不是吕后而是戚夫人。男儿爱后妇好像是有一定普遍性、且历史悠久，刘邦自然也不例外，就格外宠爱戚夫人所生的儿子刘如意。至于其他后宫嫔妃所生的儿子，例如后来继位并开创了汉朝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的代王刘恒，在刘邦生前的有关记载中几乎没有显示，差不多像没有这个人一样，后来的继位又像是突然冒出来一般。皇帝的女人多、子女也多，某个子女的母亲如果既非皇后、又非宠妃，那就只是比平民百姓家子女物质生活好一些，在其他方面，大概类似单亲家庭子女。后来风云际会，刘恒经统治集团内部民主选举继位为帝后，还经常公开发老爹的牢骚，说自己是被扔在苦寒的北国之地的弃子。
刘邦喜欢刘如意，就想办法要改立太子。吕后获悉如坐针毡。在皇家，子女幼年时子以母贵，子女长大了就是母以子贵。刘盈的太子之位，直接关系到吕后本人后半生的荣华富贵、甚至生死。但她不是找刘邦闹，大概明白不一定有效；也不是马上设法陷害戚夫人，大概明白还不到时候。她最初的反应，基本是一筹莫展。
刘邦试图改立嫡为立宠，事关基本制度，首先遭到的是大臣们的集体反对，但又都没有能够使刘邦回心转意。史载：“大臣争之，皆莫能得”。
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坚定不移捍卫刘盈太子之位的是御史大夫周昌。史载：御史大夫周昌廷态度极为强硬，刘邦让他说，他有口吃的毛病，盛怒之下更说不出来，便留下了这样一段千古佳话。
周昌说：“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
上欣然而笑。
吕后闻之，跪谢昌曰：“微君，太子几废。”不是你，太子几乎就被废了。
吕后此时，真可谓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周昌敢对皇帝“盛怒”，吕皇后居然“跪谢”周昌，这些都绝不是因为他们是老乡，而是由当时的君相关系制度和政治力量结构决定的。后来的君相是同乡的也不少，但彼此间有这种方式交流的越来越少，宋以后几乎绝迹。
周昌借以保护太子的首先是当时的制度赋予他的权力——不奉诏。在当时制度下，实行“宰相所请，弥有不听”的惯例，皇帝有权任命或罢免宰相，但一般不能驳回宰相的意见。宰相不奉诏，皇帝的话就只是一句话、没有办法通过政府成为圣旨、事情还真就办不成。御史大夫是副宰相，周昌等于把刘邦逼到了只有废宰相才能废太子的边缘上，刘邦只得暂时作罢。
再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政治力量结构比较合理。刘邦坐稳江山后杀戮功臣，矛头主要是后来陆续跟随他的韩信、彭越、英布等人，对于最初和他一起扯旗造反的萧何、曹参那一帮老弟兄们，还是比较尊重的。这就使得统治集团内部的力量结构比较合理，大家都也还敢说话。
这也从一个侧面告诉后人，君主制度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无论其可憎的一面还是可爱的一面，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尤其是汉初，秦皇朝推行暴政二世而亡，新崛起的平民君臣几乎是普遍的、清醒而自觉的远离秦朝的那一套，通过自己的探索，开始了君主政治的全面技术进步。这个时候的君主制度，统治集团内部还是比较民主的，皇帝也远不是后来那样一言九鼎。刘邦也远不像后来的某些君主那样，无论换老婆还是换太子，自己想换就换，谁要不同意就把谁骂个狗血喷头、甚至贬官杀头，完全把军国大事当作自己的家事。后来历朝统治集团内部也还比较民主的是唐初贞观时期，皇位传承也颇多相似，随后会说到。
后来刘邦还是想要废嫡立宠。经过战争锻炼的吕后此时表现出了她的过人之处。她像一个满腹韬略的军事家那样迂回进攻。
不过，这个办法不是她想出来的，而出自一个真正的军事家——张良。
张良认为，“此事已经难以口舌争之”——这就是军事家冷静的审时度势，是张良和周昌的不同。他告诉吕后，民间有四个刘邦始终请不来的高年贤人，要吕后以太子的名义、“卑词安车”请来为太子幕僚、并随太子上朝。
刘邦病重的时候，还是想换太子。张良劝说，无效。叔孙通劝说，他便说自己只是开玩笑。有点拿出看家本领来了——耍无赖。
有一次大家在一起吃饭，太子身后跟随着四个“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的老人。刘邦一问，得知是自己长期想要聘请的四位贤人，只得说：“麻烦四位好好教育保护太子。”事后，刘邦对戚夫人说：“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
后人说刘邦有个特点，“无可无不可”。如此看来，还真是有的。在统治集团内部比较民主的条件下，这或也是最高统治者必然会有的表现。也表明刘邦还不是后来那种不惜拿江山社稷为代价、一定要自己说了算的独裁专制君主。
为刘盈保住了太子之位的，并不是吕后而是诸大臣。其中提到名字的，周昌、张良、叔孙通和吕后、和戚夫人都没有什么私交。促使他们共同行动的，是通过春秋战国的长期实践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的嫡长子继承制。曾经担任秦朝博士的叔孙通和刘邦的对话最具代表性：
叔孙通曰：“晋献公以骊姬故，废太子，国乱数十年。秦以不早立扶苏，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必欲废嫡而立少子，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帝曰：“公罢矣，吾直戏耳！”叔孙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乎！”时大臣固争者多；上知群臣心皆不附赵王，乃止不立。
如此说来，真正保护了刘盈太子之位的，是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的嫡长子继承制，是在统治集团内部比较民主的条件下、刘邦没有不惜代价和坚持这一制度的文臣武将们对抗到底。而这一点，对于汉朝政治制度的开明、宽松有重要影响。
刘盈12岁继位，这一段历史在这里悄无声息的显示了和后来历史的不同。这可能是一种一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社会现象——刘邦没有指定辅政大臣。
后来两千年出现幼主继位的时候，老皇帝都会为小皇帝指定一位或若干位辅政大臣。但是，刘邦没有这样做。这应该不是疏忽，而是没有需要。
表面看，好像是有吕后管事。其实，和吕后称制还是不称制没有关系。因为，刘邦传位的同时也没有指定吕后称制。
客观而论，是因为当时的政治体制不需要指定辅政大臣。而是否需要辅政大臣，对制度而言，是一重大不同。
当时的体制，简单程序是皇帝领导宰相——宰相领导政府。西汉中期某宰相认为下面某官员有罪告诉了皇帝，皇帝认为罪不至死，这位宰相后悔莫及，连连说，我真应该先杀了他再告诉皇帝。后世宰相哪里敢这样想？！西汉的宰相敢这样想，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权力。当然，皇帝明确表示不同意之后，就不能再杀了。易中天先生认为西汉体制接近责任内阁制，是有道理的。
在这样的体制下，涉及国计民生的国家大事，都是丞相们在处理，皇帝不过是首肯、与闻就是了。当然，绝对不能没有这个首肯、与闻。至于国家日常行政事务，则完全是宰相们在处理，皇帝连与闻、首肯也不必。真正完全由皇帝说了算的，可能只是皇室内部的大事情；其中封王封侯这样的事情，宰相们也还要参与意见。也就是说，这时宰相们的正常地位、制度地位本就相当于后来的辅政大臣，自然也就不必再行指定。
后来的人们习惯于将两千年君主社会的历史一概而论，更有许多人接受了长期停滞、循环的观点，也就容易忽略这样重要的不同。便是看到了，也只以为是无关宏旨的局部、个别现象，不大当回事情。所谓制度，并不是一句概括性的话，而是一系列具体办法综合而成的一种运作机制。当具体办法不同的时候，看上去还是那样一句话，制度却已经不同了。
这样在类似后世辅政大臣一样的宰相之上当皇帝，自然完全可以由吕后来接替。刘盈16岁举行冠礼，第二年作为成年人正式亲政、坐朝理事，也不过就是像他妈那样说了算。24岁去世，在位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