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挥泪走山东
这一年，上海造反派一统天下，全市各工矿企业、大专院校纷纷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红色政权一统天下，到处锣鼓喧天，红旗飞舞。在"革命的大好形势"下，我的父母先后从"牛棚"里被解放了出来。由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走资派"摇身一变，又变回了"革命领导干部"。
父亲是在山东沂蒙山革命老区参加的工作，典型的"南下干部"，阶级成分是"下中农"。母亲则是从事城市工人运动的地下党员，阶级成分是"城市贫民"。俩人的政治历史简单清白，被打倒的原因仅仅是造反派想要夺权。
父亲脱下了补丁摞补丁的衣裳，重新换上藏青哔叽中山装，黑色牛皮鞋，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解放"后，看破红尘的父亲不愿被"结合"进原单位的革命委员会，更不甘与那些顺风倒的墙头草们共事。他说：这些人，战争年代一定都是甫志高似的叛徒。你有权的时候，他们就会摇头晃尾巴。没权了，就想着如何整死你，如何去邀功。这些人没有原则，没有立场，谁强就讨好谁。
于是，他向"上海市革委会"申请，与母亲一起毅然去了战事紧张的乌苏里江，在紧挨着苏联边境城市海兰泡的爱辉县江边安营扎寨，与一大批热血沸腾的上海知青武装垦荒戍边，天天与江对面的"老毛子"对峙。
父亲此去差点回不来了，他带领一个连的建设兵团战士在大兴安岭扑救森林大火时迷了路，三天三夜，又冻又饿与外界失去了联系。若不是惊动了中央，周总理亲自动用空军大范围搜寻，恐怕这一百来号饥寒交迫连路都走不动了的上海知青们将全部葬身于莽茫林海雪原。
那年冬天的一个黄昏，夜幕降临的时候，我提着个帆布旅行袋，扛着一床单薄的被褥将要离开上海，离开我所熟悉的环境，去山东投奔姑妈。当年，我应当是16岁，生不逢时，否则我会毫不犹豫地去山东梁山泊找宋江入伙。而那时，我只能去投奔姑妈。
我凄凉地离开东昌中学的学生宿舍楼时，形单影只，步履匆匆，有一种急切离去的焦躁。我在学校大门口稍稍驻足，透过教学楼黑洞洞的窗口，凝视那个曾经给我带来过欢欣和哀伤的教室。我要走了，估计此一去即便还能回转，这儿早已物是人非了。我的心便如这朦胧昏暮，一片灰暗。其实，我真的舍不得离开老师和同学们。全班只我一个人住校，我离开的时候，满地飘落的枯叶，校园内空荡荡的没有人影。
晚饭，是在蒋建楠家里吃的，他是一个清瘦文弱，脸上总带着微笑的同学，眼神不太好。他原是我们班的红卫兵排长，工人子弟，几个月前随家人搬到了浦西，转学了。他家就在上海北站广场旁边的一座简陋的老式二层小楼内，踩着"吱咯"作响的木制楼梯上去，他家窗前有一张吃饭的方桌，窗下便是熙熙攘攘的大街。记得蒋建楠拿出了家中最好的"虾油卤浸肉"招待我，这是过年才能吃到的好东西。
那是一个极其愚昧的，靠"精神原子弹"生活的年代。喊口号，读"宝书"，念"万寿无疆"，比吃饭更重要。最时尚，最具代表性的说法是：饿了，"想想红军二万五"。渴了，"想想血战上甘岭"。累了，"想想铁人王进喜"。这些，都可以当饭吃。可怜，我还是个孩子，政治觉悟远未达到神仙般炉火纯青的境界，肚子里的油水严重匮乏，那顿饭自然是埋头苦干，风卷残云了。没有兴趣再去想别的。
那一夜，没有星星，我将独自远行，到千里之外的山东去，心情是极其复杂的。我曾想过，终有一天，我将会象当年成吉思汗铁骑横扫欧亚大陆一般地杀回上海，将那些曾经祸害欺压过我们的混帐王八蛋们的脑壳一个个踩进黄浦江的淤泥里去。上海，这座让我留下爱与恨的城市，我将离开。平生第一次，我独自远行。
天很冷，从浦东匆匆赶来送行的有数学老师胡振华，男同学朱文方和张群勇，他们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胡老师说，还有两位女同学－－孙国珠和张明雯也想来送，大概是顾忌"男女授受不亲"，最终没能来。我有些失望，这两位女生，在我的初中时代给了我最珍贵的同情与照顾，让我在严寒中感受春风般的温馨。
车站广场上，我们跺着冻僵了的脚，彼此都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分别的时间到了，师生挥泪拥别。在列车汽笛的长鸣声中，彼此的友谊，铸成人生重大的记忆被永久地保留下来。爱与恨，一样的刻骨。
去山东的路上还算顺当。我带了只“枕头面包”，饿了就啃两口，用搪瓷茶缸接点开水喝。列车走走停停，到济南用了二十多个小时。在济南转车时，我进了家饭庄，买了碗鸡蛋汤面。那面是用大锅事先烧好的，没有热气，面是胀的，所谓鸡蛋也就是飘了些蛋花，味道不咸不淡。那面没有韧劲，不用使筷子吃，只须端起碗来喝就行。正吃着，就见有手提麻袋，衣衫褴褛的人进来。那人“呸”地一口浓痰吐人面碗里，吃面的人赶紧走开，那人竟然坐下来接着吃。我看着呕心，起身便走。那人笑着，将我的碗也挪到了自己的跟前。在上海，我还从未没见过这种事。我留意了一下，在饭店和吃食摊，都有这种人在转悠。他们将别人吃剩的窝头和残羹剩饭倒麻袋里，见有人在吃饭，便伸手讨要，人不理便动手抢，也没人管。
一路上，到处是成群结队，拖儿带女，操着安徽口音的淮北饥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