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细究兰陵王不被疼爱、不被重视的缘故，除却母亲身份低下外，我想也与他的相貌有关。史载他长得“貌柔心壮”，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个皮肤白皙，眉清目秀，颇有“中性”之美的“花样美男”。可无论是与“目有精光，长头高颧，齿白如玉”的祖父高欢相比，还是与“神情俊爽”的父亲高澄相比，兰陵王的长相都缺乏一种必要的“英武之气”。在这个崇军尚武的皇族家庭里，他这样既不魁伟，又不雄毅的“小白脸”，肯定不符合皇室的审美情趣。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他二叔偏偏喜欢“坐则仰，偃则伏”的超级大胖子高延宗了。
兰陵王低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能还与他童年时遭遇父亲横死的变故有关。作为把持东魏命脉的大丞相高欢的长子，他的父亲高澄从小就得到政务上的历练，16岁时便任京畿大都督，入辅朝政，加上其“器识不凡，机略严明”的才华，很短时间内就使得“朝野振肃”。29岁时，他更是以大将军身份兼相国，封齐王，并加殊礼，即“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可谓登至人臣的最高位置了。可年少得志、野心勃勃的高澄并不满足，把控军政大权的他早有取而代之的想法，也因此根本不把东魏的孝静皇帝放在眼里。有一次，他不怀好意地拿了一大杯酒，强行给孝静皇帝劝酒。孝静不高兴地说：“自古无不亡之国，朕亦何用如此生！”高澄一听便大怒，大声喝道：“什么朕！朕！狗脚朕！”骂完竟还让身边的侍臣崔季舒打了皇帝三拳，然后“奋衣而出”。这还不算完，事后高澄让崔季舒“ 入谢”，孝静觉得惹不起，只好忍气吞声赐其彩帛。那么赐多少呢？崔季舒还得请示高澄，高澄说那就取一段吧。孝静给了400匹，可高澄还说：“亦一段耳。” 由此观之，高澄是那种“得势不饶人”、飞扬跋扈的主儿。
这种太过“高调”的自负性格，也让高澄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日，他与几位心腹在城北东柏堂里密谋如何受禅当皇帝时，一个叫兰京的厨子奉命进食，高澄也不知为何看他不顺眼，就顺口对身边人说道：“昨夜梦此奴斫我，宜杀却。”兰京可不是一般的奴才，他是梁国将军兰钦的儿子，因战争为东魏所虏。兰钦想用钱财赎之，可高澄不许。可能在他看来，他要的就是一种胜利者的骄傲感，想看的也是失败者的屈辱相。因此兰京求请好多次，高澄都不准许，后来还打了兰京一顿，并威胁他“更诉当杀尔”。此次高澄的命令，使得绝望的兰京不得不铤而走险，他集合六名同党闯进堂里，将高澄刺杀。对于这一蹊跷的刺杀事件，因为太多的巧合而令后人一直存疑。譬如在事发前几日，城里就有童谣四处流传：“百尺高竿竿折，水底燃灯灯灭（澄字的拆解会意）。”另外，还有侍臣崔季舒在诸大臣于北宫门外等候上朝时，竟无缘无故哭诵鲍明远诗句：“将军既下世，部曲亦罕存。”因此，高澄的死，最大的可能是缘于一场蓄谋已久、计划缜密的政治谋杀。那些看似迷信的谣言，恐怕只是政敌精心筹划的心理战罢了。
父亲的横死，对兰陵王的性格形成和处世态度的影响是深远和巨大的。无论做人，还是处事，若太过张扬、太过高调、太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时，都有可能让自己随时陷入“绝地”。由于身份特殊，估计也尝尽世态冷暖炎凉，所以兰陵王很懂得体谅别人，正因如此他将军做得不像将军，王子也当得不像王子。史载他“为将躬勤细事，每得甘美，虽一瓜数果，必与将士共之”。这说明他是那种能与将士同甘共苦的“亲民型”皇家干部，并且兰陵王的宽厚仁义，绝非只是摆摆样子。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他对“政敌”的态度。当初他在瀛州（今河北河间）时，行参军阳士深上表告发他贪赃枉法，他也因此被免官。等到他东山再起，引兵进攻定阳时，阳士深刚好在他的军营中，因此很害怕兰陵王会借机杀了自己。但兰陵王却为此安慰他说：“吾本无此意。”可阳士深心里还是不踏实，央求惩罚，兰陵王只好找了一个小过失，打了阳士深20板子，好让他安下心来。
《北齐书》还记载了一个关于兰陵王很“平民化”的动人细节。说是有一次他上朝时，跟随他的“仆从尽散，唯有一人，长恭独还”，事后兰陵王竟不以为意，“无所谴罚”。由此观之，他平常对待下人，也一定是非常宽厚仁慈的；要不，奴仆是不会有这么大的胆，敢把他这样的王子不放在眼里。在君臣有别、等级森严的封建王朝，特别是北齐那样“不把人当人”、动辄砍头的疯狂时代，兰陵王温情和宽容的一面，焕发出温暖的“人性”光辉，更显得难能可贵。
雄奇的将军
当然，低调只是兰陵王以求自保和安定的一种人生态度。
在看似柔弱面貌的背后，他还拥有一颗“奔腾”的心。毕竟，他所处的时代，他所在的位置，都不允许他柔弱，否则人生的格局太过狭小，成功的机会也太过渺茫。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北齐政权所处的客观大环境使然。除却在中原地区，与南陈、北周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外，北部库莫奚、东北契丹、西部山胡、西北部柔然等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也都是虎视眈眈，不时骚扰其边界。这就使得层出不穷的战事成为北齐政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何况这个靠军功起家的家族集团，更是以骁勇善战著称，并一直野心勃勃，希望通过战争来不断扩充实力和地盘。另一方面，身为崇尚武力的高氏皇族的后代，兰陵王要想在众多的族室兄弟中脱颖而出，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军功。
实际上，北齐王朝的建立者是兰陵王的二叔高洋。兰陵王祖父高欢、父亲高澄的皇帝称号都是后来追认的。虽说高洋从东魏皇帝手里夺得皇位，也只是顺势摘取了其父亲和兄长苦心多年经营的胜利果实，但这位“鳞身重踝”、长相奇特的二叔，却颇有治军本领和领兵才干。在他即位后，先是向北方蛮族用兵，连破山胡、契丹、柔然、突厥；接着登碣石山，观临沧海，颇有昔日雄主曹孟德的英雄风范。他行军时露头袒身，打仗时亲冒弓矢,“屡犯艰危，常致克捷”，后又率劲旅向梁，兵锋直抵建康石头城下，可谓“征伐四克，威振戎夏”，军威盛极一时。然而，不知是文宣皇帝太过强势，还是兰陵王年龄太小，或是别的什么原因，文宣皇帝在位的十年（550年至559年）间，兰陵王一直都不被重视，军事才华也就不为人知。耐人寻味的是，高洋在东魏孝静帝武定八年（550年）五月受禅即位后，七月份就分别诏封兰陵王的两位兄长孝琬（嫡出）为河间王，孝瑜为河南王。而兰陵王直到560年，才被堂弟高殷（废帝）封为广陵王，和他一起受封的，还有老二广宁王高孝珩。而且他的这次受封，并非受军功赏，而是新皇帝即位后的按例行赏罢了。
好在是，真正英雄的人物，从不缺少展现锋芒的机会。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564年）冬十一月，北周联合突厥，举兵20万，大举攻齐，先是围困洛阳，久攻不克，后又分兵直犯晋阳（今太原）。晋阳是北齐的军事重镇，皇帝每年总有一半的时间在这里驻留办公，其战略地位之重要可见一斑。因此，晋阳告急时，当时北齐的武成皇帝高湛亲自率军，从邺都出发，“倍道兼行赴救”。那么，时为并州刺史的兰陵王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北齐书》上记载不详，只是略述道：“周军与突厥寇晋阳，（兰陵王）尽力击之。”但我们不能因此推论这场战役是他初次上阵，或者以为他在这场战役中发挥的作用并不重要。
理由有二：一来由于这场战役是他的皇叔御驾亲征，所以其他将领的重要作用只能一笔带过，“尽力击之”可理解为身为执掌地方军政大权的他不但非常配合皇叔的“英明领导”，而且这场战役也肯定打得漂亮、打得痛快，事实正是如此：“大破之，敌前锋尽殪，无复孑遗，自余通宵奔遁。”二是晋阳反击战成功后，武成皇帝立马诏令段韶、斛律光、兰陵王为帅，领精骑1000，解洛阳之围。段韶和斛律光都是北齐最杰出的重臣名将，功勋卓著，战绩赫赫，年轻的兰陵王能与他们相提并论，一起统率三军，其军事才华自然非同小可。在军事配置上，段韶率200骑为左军，斛律光领300骑为右军，兰陵王独统500骑为中军。在古代的排兵布阵上，中军是主将统率的部队，也是军队的主力，两位老将如此“抬举”兰陵王，除却他皇室王侯的身份外，想来肯定也与他在军中以“低调”姿态积累起来的 “声望”和实力有关。
那么，这1000精骑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呢？如此数量的部队，又怎么能与十几万的北周军抗衡呢?根据合理的猜测，这支军队应是一支“甲骑具装”的重装骑兵。虽说就远袭而言，轻骑部队有着更好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可这支部队的目的不是搞偷袭，而是和大军团作战。特别要注意的一点是，当时的北周军是以轻甲步兵为主，因此，与这样的兵团作战，人披两当铠、马披具装铠全副武装的北齐军重骑兵（我们今天还可以通过湾漳村高洋墓里出土的骑兵俑，探知北齐军的细节、风采），犹如“钢铁猛兽”的“古代坦克”一般，就更具威慑力和杀伤力。骑士的组成，也应该是北齐最有战斗力的“百保鲜卑武士”，他们个个都政治合格（鲜卑人）、军事过硬（以一当百）、作风顽强、纪律严明，自然是一支不怕苦、不怕死、撼不动、打不散的精锐劲旅。
以兰陵王为首的北齐大将率1000精锐铁骑，日夜兼驰，五天后南渡黄河（从太原到洛阳，也不过千里，按此行军速度推算，也不应是轻骑兵），直抵洛阳，并在芒山（又名邙山）驻扎下来。芒山为黄土丘陵地，海拔250米左右，东西绵亘190余公里，是洛阳北面的一道天然屏障。北齐军熟悉地势，马上抢占了山坡，居高临下，养精蓄锐，“结阵以待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