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治安战"结束语
结束语
华北治安战的特点是，其作战对象为彼此互有矛盾的中共和重庆两方面，它们既属同一民族，而性格、素质、战术却各不相同。对这样两种势力，我军一方面要维持艰巨的统治，另一方面还要持续不断地进行政治、军事、谋略斗争。从这一战争的现象方面可以看出以下各点:
一、敌人的性质模糊不清
按照战争的目的，对于互有矛盾的重庆和中共两方，究竟以哪一方为真正的敌人模糊不清，难以确定。在战场第一线应该以谁为打击目标，就更难判断了。尤其是中共势力，它和日军在长期训练中作为目标所描绘的敌人，或者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接触过的敌人，无论在形式和本质上都完全不同。
二、没有战线的战场
在传统的正规战中，互相对峙的敌我战线是比较明显的。然而，在治安战期间的华北战场，敌我的势力范围犬牙交错，变化无常。有关敌人准确位置的情报，很不可靠，甚至在我方势力范围内部深处经常潜藏有敌人的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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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长期持续的战争
从芦沟桥事件爆发到战争结束，打了八年有余，如果不是全面停战，这里的战争恐将长期继续下去。这一战争，不是以往的持久战，也不是消耗战，而是一种独特的战争。
四、新型的总体战争
军事力量的优劣、军事行动的成败，并不直接连结于战局的这一事实，说明在军事以外的力量起了很大作用。这种兼有政治、经济工作、社会思潮等非军事力量的战争，有助于敌人的战斗意志和战斗力的发展，但是阻碍了我方战斗力的发挥。
总之，华北的治安战，是一场在战线的形状、战斗力的构成、作战的方法等各方面都复杂多端、千变万化的战争。而且，随着整个形势的变化，华北本身的地位也发生变化，加以其它方面战局的影响，使华北局势更加陷入动乱多变之中。
此外，使治安战的经过和成果受到很大影响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日本方面进行战争的目的或基本方针，随着形势的发展所作的改变。
“确保华北安全”，这是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事变初期为大本营)给与华北方面军始终不变的基本任务。这一任务的目标有二:一个是有助于中国派遣军完成其作战任务，粉碎敌方继续作战的企图。另一个是保障当地政权友好、稳定地成长。前者为军事目标，后者为政治目标，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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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并无矛盾。这就是说，政治的稳定和成长，应该是提高政治潜力，使敌人失去继续作战的借口，削弱其抗战意志。但是，现实情况的进展，却使两者之间产生了矛盾，从而对于治安战的进行造成了困难。这是因为，当地政权的稳定成长使原来的战争目的消失，而降低为一种战争的手段了。这种不得已的转变，自然是由于大东亚战争造成的。
对上述转变过程根据资料稍加说明如下:
根据1938年11月30日的御前会议决定的“日中新关系调整方针”，其根本目的为:“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理想下”，“日满华三国结为友好邻邦，以共同建成东亚和平轴心”。当前的具体目标则为:“一、在华北及蒙疆从国防及经济上(特别是资源的开发利用)设立日华高度结合的地区;二、蒙疆地方除前项外，为了防共，要确立军事和政治上的特殊地位。”总之，扶植和加强当地新政权，就是处理事变的根本目的。这一目的在1940年11月30日签订的“日华新条约”，“日满华共同宣言”条文中也均未改变。然而，由于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及美国强大压力的影响，使战争目的的内容和实施策略有所改变，逐渐成为只顾强调权利的趋势了。
至1941年1月，在“对华长期作战施策要领”中，明确了“中国的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要联系日满两国的情况、彻底开发和获得国防资源。同时，要有助于安定占领地区的民心”。11月5日，在决定进行大东亚战争的御前会议上，在“完成帝国国策要领”的“对华方针”中，明文规定:“肃清英美在华势力”、“诱导并促进占领地区内的华方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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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积极活动”，“在对华经济关系方面，重点在于获取物资”。从字面上看，并未放弃培育新政权和安定民生，但与之并列的开发和获取重要国防资源，则由于整个战局的要求，逐渐被重视起来，并不可避免地上升为战争的根本目的了。换言之，华北治安战的目的，实质上就是把华北、蒙疆当作完成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而予以维持和发展，当地政权的稳定只不过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所不可缺少的一种手段而已。1942年12月21日，御前会议决定的“为完成大东亚战争的对华处理根本方针”，也就是要将上述目的贯彻到底。
为了适应中央根本目的的改变，华北方面军的基本布局当然也要随之变更。华北方面军的主要目标一向是放在培育和加强防共亲日新政权上的，历尽艰辛并付出了重大牺牲的治安战的目的也正在于此。其一切部署都要慎重考虑提高改善民生和安定民心(虽然新中国的政治理想是否出于民意尚属疑问)。然而自从1941年以来，为了加强国防力量，对于经济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随着大东亚战争爆发，直接支援日军全面作战的兵站基地的使命，越发受到了重视。在1942年中，由于有效地支援了整个战局，以及华北对共措施的进展，前述两种要求的矛盾尚未表现出来。从而认为根本目的也是可以完成的。但至同年年底，由于过高估计了国民政府的实力，而实行了新的对华处理根本方针，于是，现地驻军不再过问政治，以致由军、政、会、民综合力量形成的防共基础发生破裂。另一方面，整个战局也出乎意料地迅速变坏。兵站基地的使命骤然加重，为此，确保治安就逐渐变为完成该使命的一种手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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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防共问题，从事变开始即为悬案。起初主要是针对苏联、外蒙等共产势力，计划以蒙疆起到缓冲地带的作用。但是，当逐渐认识到渗透占领地区的中共势力，乃是治安的主要症结时，方考虑到要以对共措施作为治安战的重点。然而，这种认识的转变，实际上为时已晚，而且很不彻底。究其原因，固然由于中国派遣军及中央的基本布局，一贯以重庆势力为主要敌人，粉碎其继续作战企图为目标，致使作战观念不能统一。但是，归根结底，不可忽视的一点，却是多年来存在于整个陆军的“歼灭野战军”的战略教条所起的作用。
此外，华北治安战不能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地政权应有的状态成问题。拥立当地人士组成的国民政府等政权，并使其健全成长，以摧毁重庆政权的基本方针，不能认为是错误的，错误的是政权负责人的选择和扶持的方法。无论华北政务委员会或蒙古联合自治政府，都没有积极主动地展开活动，其领导者都是些保全自己和追求权势的中国旧的政客。这些人缺乏新的政治观念，根本不想真正掌握民心，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看日军的脸色行事。最初，曾指望以其武装团体在日军削减兵力时起到补充兵力的作用，但结果连这一点也都落空了。因此，其政治势力的范围，仅限于日军羽翼下的地区，即主要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狭小的两侧。所谓亲日防共政权实际上只不过徒有其名而已。
作为兵站基地支援了整个战争，开发和获得了大量国防资源送回日本，可以算是华北治安战的一个成果。然而，其中也有单方面的强行榨取，以及陆、海运输力量的掣肘等情况，从日满华一体总动员的立场来看，其成果是不能令人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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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
总之，从全面来看，华北治安战是既未收到预期的成果，也未能达到作战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