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我的母亲
绝不是耸人听闻，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每天都有熬不过肉体和精神摧残的意志薄弱者疯掉或者自杀身亡。上吊、跳楼、卧轨、服毒、割腕的人天天都有。摆渡的时候，我多次在延安路码头看见黄浦江边的汽艇后面用绳索拴着一串串的浮尸。这个码头连接外滩与陆家咀，是浦东、浦西往来的主要通道，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从这儿经过，川流不息，却很少有人驻足观看。凡是自杀的人一律被戴上了"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大帽子，尸首臭在黄浊的江水里无人敢认领。
在极度恐惧的绝望中，许多人被迫出卖良心，疯狗般地对自己的亲人落井下石，与有问题的父母亲友决裂，宣布断绝关系。为了表示忠诚，他们不惜造谣诬陷，每天都有新的反戈一击的揭发材料和宣言公布出来，每天都有新的埋藏得更深的阶级敌人被挖出来示众。愈是"狠狠地触及灵魂"，愈是无情地"斗私批修"就显得愈革命，人们习惯于将假设，猜测，道听途说，甚至幻觉作为证据揭发出来，很多人为此屈打成招。人最脆弱，最受不了的打击莫过于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了。于是，一部分人变成了无耻的畜生，而另一部分人则绝望地选择死亡。
有人做我的工作，找我谈话，父亲单位来过，母亲的单位也有人来过。有段时期我去杭州外婆家避祸，他们便找到杭州来，有些人我认识，过去他们对我的父母亲毕恭毕敬的，而此时已是咸鱼翻身，情形彻底逆转了。外婆是个没文化的家庭妇女，见有人来便抹眼泪，巴巴地告诉人家：女儿、女婿都是好人。
外婆的证明是没有用的，虽然我已经远离了是非之地，依然是惶恐不安的，对父母的事儿心中一点点底都没有。他们找我谈，态度严肃诚恳，希望作为有觉悟、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能够看清形势，站稳立场，积极揭发父母亲的反革命罪行，争取以实际行动站到革命队伍一边来。他们告诉我：虽然出身不能选择，但阶级立场是可以选择的，革命还是反革命？就看自己的政治表现了。我一度动摇过，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整夜整夜地作恶梦，我希望和同学们在一起，希望参加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我受不了象老鼠一般躲在洞穴里担惊受怕的日子，受不了被社会抛弃。可是，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自己的父母究竟做过哪些坏事，总不能闭着眼睛胡说八道吧。
从小，我的家教很严，父母是吃教育饭的，工作繁忙，他们除了偶尔给我上上"政治课"外，很少有时间陪我玩耍闲聊。我们之间的交流，基本上仅限于生活与学习上必须要交代清楚的范围，而这些交流大多只在母亲和我之间进行，和父亲说话很少。
母亲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她的动笔欲很强。每天早晨，她在上班前便写好了纸条子，然后压在饭桌上。即使我就在她的身边。她也会写上一张，怕我忘记了。最典型的内容就是：
小民：今天是星期六，你爸爸晚上要回来吃饭，你放学后把煤炉打开，烧点开水，把饭烧好。菜已经买好了，你帮我洗掉，青菜的黄叶子要摘干净，鱼剖好洗净挂起来，我回来烧。桌子上的钱，你给爸爸去打半斤“桂花酒”。把地板拖一下，别忘了做作业。
妈妈 即日
母亲是个细心的人，诸如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可以用什么不可以用，可能要下雨别忘了收衣裳，出门别忘记锁门，去买点什么东西等等，家里的事大多都会在纸条上交代的清清楚楚。除此，父母对我说过最多的话就是忠于领袖，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要做个诚实上进的人。他们给我取的名字，便来自于"四忠于"，让我铭记在心，记一辈子。经历过特定年代的磨砺，父母已经从普通的工人、农民完完全全改造锤炼成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他们的思想意识已经完全的机械化。这样的唠叨，常常令我烦不胜烦。这样的父母又怎么可能会是反革命呢？怎么可能背叛自己的组织和同志呢？打死我都不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