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主席的红小兵
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象“阿芙乐尔”巡洋舰上疾射而出的轰天炮响，鸣响了向资产阶级全面进攻的战斗号角。热血沸腾了，我和所有的青少年一样，庆幸自己已经投身于一场伟大的革命时代中，庆幸自己也可以象父辈们那样去战斗，去流血，去拯救天下的劳苦大众，去勇猛悲壮地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了。
狗日的美帝国主义头目杜勒斯曾经扬言:“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建国以后，帝国主义一直没有停止过颠覆新中国的活动，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他们妄图重蹈覆辙，让老百姓再"吃两遍苦，遭两茬罪"。毛主席高瞻远瞩，我们坚信他老人指出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勾结帝、修、反，正企图将中国拖向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反动派办不到的事情，他们想办到，其恶毒用心是可忍，孰不可忍。亿万有着高度阶级觉悟的中国人民是不会答应的。紧跟着毛主席的大字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党和领袖向全国下达的战斗命令，我们将严阵以待，不折不扣地去执行，去砸烂一切敢于与人民为敌的阶级敌人的狗头，让他们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
1966年，我还是个小学生，但这并不妨碍我成为运动初期学校为数不多的造反积极分子之一。我的父母是革命的领导干部，我自然就不会是孬种。我们的活动是在原 “少先队辅导员”的带领下进行的，他是从部队复员转业到学校当员工的。他身穿一套发白了的黄军装，很受学生们的敬重。工人家庭出身的原少先队大队长胡宝根，中队长韩金川理所当然地成了我们的头，我作为少先队小队长以及他俩的好朋友，岂能袖手旁观。
从“破四旧、立新风”开始，我便是积极响应者。我参与过的活动包括：剪小裤脚，剪烫卷发，剪“大包头”和砍尖头皮鞋。这样的事情是全市性同时展开的，从社会到学校，彻底根除资产阶级的作风与思想。干这事，父母是支持的，他们是工农出身的干部，也看不惯封资修的那一套，更看不惯上海“小K”、阿飞们的作派。那个阶段，马路上很多人被革命的群众和红卫兵小将们强行栏下，许多爱漂亮的女人被剃成了阴阳头；更多人的裤管被剪到腰部，走起路来两边开岔明晃晃地露出了两条大腿，还有不少人被斧头剁去了半截皮鞋。劳动人民一般的穿着都是土布、卡其布，滑爽的丝绸、薄纱面料也成了资产阶级的东西。劳动妇女是不戴胸罩，不擦口红，不挂饰件的，凡是与工农格格不入的东西，都得干净、彻底，坚决地消灭掉。
当年的“破四旧、立新风”还有许多显著的标志：街道、学校、店铺、电影院、公园、大厦纷纷改成革命化的新名称；公安派出所也大开方便之门，任意由人修改姓名；社会上一切符合封资修的古董、古迹、艺术品都被砸了，上海外滩著名的万国建筑群上精美的雕塑全部被砸得千疮百孔。文革，是将旧的习俗、旧的习惯、旧的文化一刀两断。
那天，我们几个学生在教学楼内开了个碰头会，临回家时，我从老师的办公室带走了一块少先队队旗。晚上九点后，父母的房间已熄了灯，我悄悄地打开台灯，用报纸挡着光，使铅笔在硬纸板上描字。硬纸板是鞋盒的盖子，我描摹的是报纸上毛主席亲笔手书的“红卫兵”三个大字。我小心翼翼地用双面刀片镂空了字体，将队旗剪成七长条，使棉花球蘸着黄色的宣传色将字印在布上。等干了后缝成袖章。第二日，我将红袖章分放给同学们，大伙异常兴奋。小学生没有钱，只能采用土办法。可惜那些袖章上的字干燥后，黄色的粉未一点点地剥落掉了，没几天就啥也看不清楚了。
去街上的礼品店定制袖章是要凭介绍信的，我们逼着校长和总务老师以学校的名义开了证明，大伙凑了点吃早点省下的钱。礼品店看我们是小学生，不收我们的钱，但死活不肯做“红卫兵”袖章，我们只能使用“红小兵”的标志。没有办法，也只能如此。不过，我们做了一面“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战斗队”的大旗，远看还是挺威风的。
我们戴着“红小兵”袖章，手持练习刺杀用的枪形体操棒和其它学校的学生一起冲击过设在外滩的上海市政府，强烈要求市长表态支持革命行动，强烈要求停课闹革命。
那天，学校几乎所有的老师都被我们押在一间搬空了的教室里席地而坐，他们饿着肚子，不准喝水，不准吃饭，不准交谈，不准乱动。一部分同学去了浦西，声援在市政府请愿的其它学校的学生。一部分留守在学校里，要求老师表态支持革命行动，揭发隐藏在教师内部的反革命分子。直至后半夜，当又累又饥渴的同学们得知上海市长表态支持学生“停课闹革命”的消息后，我们彻夜为首战告捷而欢呼雀跃。老师见大势已去，也纷纷表示支持我们，我们第一次品尝到了斗争的其乐无穷。
停课后，学校就剩下我们这一群造反学生了。思想落后的同学，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都不到学校里来了，我们成了学校的主人。我们成群结队冲到校长和一些出身不好，平时与学生积怨的老师家里去贴大字报，开批斗会，把他们一个个揪到学校里监禁起来，让昔日耀武扬威的老师们老老实实地低头认罪，让他们交代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镇压革命学生的反革命滔天罪行。我们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奔赴城市的大街小巷，去“唤起工农千百万”。
工人阶级支持学生造反，“宣传队”乘坐公交车是免费的，我们一队几个人挤上车去，唱几首毛主席语录歌，朗诵几段“最高”指示，车就到终点站了。然后，我们换乘另外的公交线路，从头依旧乘到尾。我们第一次知道了上海究竟有多大。
辅导员是上海“红卫军”的成员，他领着我们这伙满腔热情，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小兵们从学校杀上了社会。“红卫军”的总部位于浦西“南昌大厦”八楼。我们几个骨干随辅导员上楼的时候，看见一些被扫地出门的资本家正被抄家，楼梯过道上堆满了钢琴、沙发和贵重的家俱。在总部，我们佩上了新发的“红卫军”袖章，领命分成几个小组，冒着被对立派抓捕殴打的危险，忍受着刺骨的寒风，在市区主要街道上张贴“红卫军宣言”。
我们的革命行动，从校内延伸至校外，联络其它学校的红卫兵组织结成了地区联防，一旦有事，互相支援。有一次一伙街道工厂的工人们组成的造反队想占据我们的教学楼，被蜂拥而至的学生们赶了出去。那些大人们眼瞅着无数面迎风飘扬的战斗红旗和学生们的棍棒，灰溜溜地走了。
我们占领了浦东东昌路一家饭店，将二楼作为我们的战斗司令部，我负责刻写钢板，同学们则用油印机印刷出来。我们将学校里的高音喇叭架在屋檐下，反复播放革命歌曲，宣讲文化大革命取得的辉煌成果，从敞开的窗户向过路的群众散发革命的传单┅┅。
那段时期，街道上突然出现了大批身穿黄军装，腰扎宽皮带的首都红卫兵，他们比我们大，都是初中以上的学生，个个英姿勃勃，能言善辩。上海街头到处都有他们的京腔呐喊：“不想革命的，滚它妈的蛋！”
宣传喇叭里终日响彻着这样的歌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他们带来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带来了革命的狂热。让我们真正地体验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战斗豪情。全国的“革命大串联”开始了，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开始免费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组织，教室成了公共旅店，食宿全免，还免费发放军大衣。大街小巷，到处是黄灿灿结队而行的红卫兵战士，大革命的高潮已经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