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死卞仲耘校长的是不是红卫兵？
卞案争议的又一焦点，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卞仲耘被打死时，学校里是否已经成立红卫兵？卞校长是不是被红卫兵打死的？这关乎后来宋彬彬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与卞仲耘之死有没有关系。我可以肯定，师大女附中在七月三十一日前就有了红卫兵。
师大女附中因为学生“通天”，文革中事事闻风而动，不会落后。清华附中五月二十九日有了红卫兵后，六月二十四日，七月四日和七月二十七日的三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都一一抄录，在校园张贴。
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支持的信，写于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一日之间。八月一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当天，会议印发了毛的信及清华附中红卫兵所写的两篇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
如果说清华附中红卫兵明确得到毛支持后，师大女附中直到卞仲耘蒙难的八月五日，还没有红卫兵，不是掩人耳目，就是女附中局外人。再看另一方面，现已确认，师大女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七月三十一日已成立。该组织之所以这样命名，是为了区别主流红卫兵。仅以上述顺序论，说八月五日师大女附中还没成立红卫兵，肯定与事实不符。
至于现在想以“八一八”宋彬彬上天安门前还没有现成的红卫兵袖章为理由，证明八月五日师大女附中还没有红卫兵，打死卞仲耘与红卫兵无关，更是牵强到完全站不住脚。当时物质匮乏，买布要布票，布票都在家长手里把着过日子，学生一时半会儿弄不到布毫不奇怪。从事实看，八月四日我们班谁能动手打人，谁该被打，泾渭分明，与袖章毫无关系。
一天之后的八月五日，谁有资格斗黑帮，谁被带到木工房拿桌椅腿，谁被押到操场上看以儆效尤，都有一定之规。一如十三天之后，那五十个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红卫兵代表，既不凭袖章，也绝不会靠抽签或自愿报名而定。
早在六月二日停课之后，最初班文革核心小组成立，全由出身而定。最初的红卫兵就是红五类，红五类是当然的红卫兵，自然不过。到七月底八月初“对联”一夜间贴遍北京城，出身决定一切，不是红五类敢冒充红卫兵的，轻则批斗殴打，重则格杀勿论，与袖章毫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