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救任弼时、关向应
营救被捕同志，是杨登瀛的另一项重要使命，经他救援的革命者不胜枚举。1929年9月，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常委任弼时外出开会时，被公共租界密探抓住，关入西牢。敌人将他绑在电椅上受刑，这种电刑可使受刑者处于半昏迷半麻木状态，身心受到极大损伤，致使神经系统混乱而招供。但这种利用现代文明成果制成的野蛮刑具，在意志坚强的*员任弼时身上却完全失效了。随着电压的不断升高，正负电极在任的背部烙出了两个窟窿，他也没吐半个宇。中共上海党组织得到消息后令杨登瀛出面营救，杨即找到兰普逊，称任是他手下的人，巡捕抓错了，又塞上一笔巨款。这样任弼时很快获释。出狱后，任化妆成画师离开上海，去武汉担任了长江局组织部长。
1931年春，公共租界捕房在查封上海工联机关时，逮捕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并在他的居处搜去一大箱文件，文件中又有不少是绝密性质的。中央领导对此极为重视，责令上海地下党务必尽一切力量营救关向应，并将其中手抄和复印的绝密文件取回。这时巡捕房因从关向应身上没有得到有用的东西，也把目光转向了文件；而国民党得悉此案后，似乎也从中嗅出了什么，提出由他们派员来清理这箱文件。兰普逊考虑来考虑去，说此案是租界查获的，只准杨登瀛一人插手。于是，杨即介绍刘鼎以“中共文件专家”的身份到捕房鉴定文件。刘与杨合作，晚上将一些真文件带回家“研究”，次日早晨再将一些精心仿制的假文件交还。一周以后，杨登瀛告诉兰普逊，这些材料均为“学术资料”，被捕者是位“激进的学者”。在狱中，已化名李世珍的关向应参加了陈为人、刘晓等人组成的临时党支部，根据党的指示，他配合杨登瀛的行动，装得庸庸碌碌，悲观消极，从而把敌人敷衍过去。最后租界对关向应这个“激进的学者”从宽判刑，押了几个月即行释放。关出狱后即去香港，旋进入湘鄂西根据地，出任红二军团政委，与贺龙并肩战斗。就这样，杨登瀛用他的机智与勇敢，多次将革命者从死亡线上营救出来，回到党的怀抱。
1931年4月24日，中共地下党驻沪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旋即叛变投敌，供出党中央的所有秘密。由于打入敌特心脏的钱壮飞及时报信，中央和上海党组织及时转移。28日，陈赓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找到杨登瀛，告诉他顾顺章已叛变，要杨尽快去外地躲一躲。杨激动地握着陈赓的手说：“王庸(陈赓的化名)，你真够朋友，危难之时没忘记我。”但杨自恃有张道藩这把“大红伞”，能够对付顾顺章。两天之后，杨被顾顺章出卖而入狱。国民党对他恩威兼施，杨始终未供出*的任何情况，还痛斥顾顺章诬陷好人。由于国民党未抓到任何把柄，再加上已爬上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高位的张道藩的疏通，半年后，杨被保释出狱。1934年，他又担任了南京反省院副院长。
解放初期，杨登瀛在南京摆个小烟摊为生，生活十分困难，“镇反”时他被抓了起来，险些死去。这件事让陈赓知道了，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在周总理的关心下，杨登瀛被放了出来，还是周恩来保护了他。1970年冬天，杨登瀛因病去世，临死前他再三对自己的子女说：“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恩来是知道我的……”
1976年1月，当纷纷扬扬的瑞雪迎来龙年之春的时候，周总理已进入弥留期间。一日，他将罗青长叫到自己身边。罗青长伏在周总理身边，将耳朵紧贴着周总理的嘴巴，静静地听着，不时地点头，眼泪一串串地落了下来……
据说，周总理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杨登瀛，然后周恩来说：“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