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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宝岛事件后中国极力向苏联解释 这不是战争

林彪在中共九大上的报告(1969年4月1日)多次号召“同苏联帝国主义作斗争”,并对莫斯科作出了最严厉的批评。但是在这里中国领导人认为有必要指出,他们准备答复苏联3月29日声明。4月11日,苏联外交部给中国同事发去照会,建议4月15日“或对中方方便的另一最近的时间在莫斯科恢复谈判”。第二天,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声明说:“我们要答复你们,请你们放心,不要着急。”
这个答复是以中国政府1969年5月24日声明的形式作出的。这个声明措辞强硬,其中的一个重要新内容是:“中国人建议双方就维持边界现状问题达成协议,说他们不越过实际控制线(他们建议以通航河道的主航道中心线、非通航河道的水流中心线为实际控制线),还说,在任何情况下,边防军都不向另一方开火。中方建议约定将来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并且强调中国人民不会被“核讹诈政策”吓倒。尽管双方用词具有对抗性,但是这些声明是在通向政治对话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中国作者指出,苏联3月29日声明和中国5月24日声明表明,双方都试图不使冲突升级。这些声明是柯西金——周恩来会谈达成一些协议的基础。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对中国这个声明的第一个正式反应,是1969年7月7日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国际*工人党会议上的讲话。苏共总书记尖锐地批评了北京在国际共运中推行的“分裂主义方针”,指责中国领导人实行备战方针。他通报说,苏联收到了中国5月24日声明,苏联领导总的来说是积极对待声明中提出的在边界上停火、避免冲突和进行谈判的建议的。同时他还说,总的来看,中国的这个文件不能说是建设性的,因为它充满“对历史的篡改”和对苏联的领土要求。6月13日,苏联政府对中国5月24日声明作出正式答复,建议“两三个月后”在莫斯科恢复1964年中断的谈判。
对方未立即对苏联的这个建议作出积极的答复,因为这样做,可能显得是中方对在军事实力上占据优势的对手作出了让步。
不过中国人还在5月份就表示同意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译者)举行苏中通航混合委员会第15次会议(6月18日至8月8日)。举行这次会议的建议是5月3日由苏方提出的。如果考虑到1967年的类似会议被中断,1968年中方拒绝参加会议,那么这次同意赴会就显得特别引人注目。正如可以预料到的,会间,中方要求承认其在阿穆尔河上和从上斯罗帕斯料耶和卡扎克维切瓦居民点到哈巴夫斯克的阿穆尔河支流上自由航行的权利,还要求承认中国对大乌苏里岛和哈巴罗夫附近的塔拉巴罗夫岛的主权。尽管在这个问题上以及其他问题上有很尖锐的争论,8月8日,双方终究还能就航行秩序问题达成协议。
所有这些接触,虽然都很重要,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消除军事冲突的问题。如前所述,6至8月间,冲突仍在发生。冲突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次数的日益增多,最终有可能使冲突转入不同质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苏方采取了一些旨在开始政治对话的新步骤,同时力求掌握外交主动权。
7月10日,葛罗米柯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重申了莫斯科恢复边界谈判的建议,还宣布准备同中国讨论国家关系问题。1969年7月26日,苏联部长会议秘密致函中国国务院,建议回到苏方1964、1965和1966年提出的关于举行双方最高级会晤的建议上来。会晤中可以把意识形态分歧放在一边,讨论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
后来,在同柯西金会谈时,周恩来指出:“苏方7月26日致函给我们,建议举行高级会晤的信。这个建议是在我们关系最紧张的时候提出的,我们不能接待你们……”这句话证明,苏方的信不是未被注意到,中方原则上对举行高级会晤是感兴趣的,但在6月底认为,会晤的迫切必要性还不成熟,立即同意苏联的建议,会使中方处于弱谈判对手的地位。1969年夏末秋初,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沿边界全线规模比较小的纯军事方面的流血冲突的继续,显然对中方更有利。在这种战争中,苏联常规武器的优势起不到决定性作用,而中方则可以利用自己的人力优势。此外,边界冲突不会造成很大物质损失,可以有效地用来动员和联合居民,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情况下,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冲突容易策划,需要控制它们的水平、发生时间和地点,使之成为内部斗争和对外策略中的有用工具。
这种局面对苏方是很不利的,为了结束这种局面,苏方打出王牌,以小规模武装冲突的继续会导致动用核武器的全面冲突相威胁。扎兰阿什湖附近发生冲突后不久,苏方通过许多渠道广泛宣布了这个论点,并且随着9月13日的临近,逐步加强了这种宣传。9月13日即是6月13日提出的同中国人开始谈判的三个月最大期限的结束日期。
《真理报》1969年8月28日社论是施加这种压力的一个例子,社论批评了中国对苏联的态度,其中说:“如果战争在目前条件下爆发,使用现有技术、毁灭性武器和现代发射工具,那么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几天后,《消息报》发表扎哈罗夫元帅的一篇文章。扎哈罗夫在对日战争时期任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这篇文篇详细分析了红军在满洲成功作战的经验,结尾是这样一句话:“粉碎关东军的历史经验,令人信服地和明显地证明,任何侵犯苏联远东边界和损害它的盟国——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的企图,无论来自哪一方面,都必定遭到可耻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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