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叛逆的情绪
1967年１月，凄风苦雨。从北京传来“联动”被“中央文革”宣布为反革命组织的消息，在京“联动”数日之内便被一扫而光，“联动”头目尽数被投入大狱。顿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全国开始取缔清剿“联动”残余，上海夜晚也实行了宵禁，大街上出现了“坚决取缔反革命组织上海别动队”的大幅标语，满载着军人的卡车呼啸而去，荷枪实弹，杀气腾腾，大搜捕开始了。“上海红卫军”被认定为“联动”组织，首当其冲，被一举捣毁。
至此，中国第一代“老红卫兵”悲惨地结束了历史使命，顷刻间土崩瓦解。因为我们曾与“红卫军”有过瓜葛，兔死狐悲。韩金川等人乘夜秘密潜来我家传达了辅导员的指示：停止一切活动，没事不要聚集，静观其变。
变化是不会再有了，之后的局势更为险峻。风云突变，是非黑白逆转。革命的父母成了反革命，革命的“红卫兵”也成了反革命组织，明澈的思想愈发浑浊，让人惶惶不可终日。我后来去杭州躲了几个月。1967年１0月，中共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直到初中录取通知书寄来，我才回到上海。
“联动”全称：“中国*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国务院部委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该组织涉及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军队的干部子弟，是文革第一批响应毛主席号召率先起来造反的红卫兵。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这些“老红卫兵”的父母大多成了“走资派”，干部子弟也成了“狗崽子”，他们的存在已经严重妨碍了伟大领袖发动文革的战略意图，他们为捍卫自己的利益，保卫自己父母，已经公开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对抗冲突了，因此必须彻底翦灭，扫清障碍。那一代老红卫兵们经此劫难，悲观失望，大多沉沦颓废，成了文革典型的政治斗争牺牲品，被利用又被抛弃。
我所居住的“长田新村”以及周边的“公房”楼群，是当时浦东地区规模最为庞大的住宅建筑群了，相对那些形状各异的老式瓦房和破旧不堪的简陋棚屋，那里算是一个比较高尚的居住区域了。正对我们新村的是“田渡新村”，西侧是“长航新村”。“长田新村”只有四幢三层结构的楼房，用钢丝网围起与外界隔开。这四幢房子中的两栋是“海运学院”的家属楼，其它两栋则居住着一些长航局等单位的干部职员以及部分长期在外飘泊的远洋海员。我中学时期的同班同学有三人与我同住一个大院。顾强国是我最要好的同学了。他的父亲是黄浦区卫生局长，母亲是东宁中学的支书，他住在斜对面那栋房子的一楼。正对面二楼住着个女同学张一平，隔壁单元三楼是男生“斜头”的家，我已经记不清他的原名了。“斜”字，上海话读音“掐”，谐音“掐头”。他们俩人的父母都是我父亲学校的教师。
“海运学院”的两栋家属楼是后建造的，相对另两栋楼要新，附属设备也好。1962年，我们全家随父亲从南京调来上海后就一直住在那里。那套房子里铺设着漆成绛红色的木地板，每个房间里都有大壁橱，卫生间内装有浴缸和抽水马桶，配有前后阳台。每单元一梯两户，门对门。底层的人家还拥有一个大约三十来平方米，围护着钢丝网的独立院落。后来都改成了竹篱笆墙，上面爬满了藤蔓，我家就住一楼。这在当时，我们这个小区的居住条件算是相当好的了。新村内的人由于文化素质相对较高，家长都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跟小区外面的野孩子玩。当然，我们院里的孩子也不愿意跟那些说话粗俗，行为野蛮的孩子们厮混。
紧挨着我们的“长航新村”是这一带最乱的地方了，那帮孩子全是港务局码头装卸工人和造船厂工人的子弟，满口的苏北话。文革前，他们就常常翻墙过来为非作歹，甚至还将我们新村的钢丝网围墙剪开一个大洞随意进出。围护被修好了再剪破，剪破了再修好。文革刚开始的时候，那帮孩子还算是老实的，因为有资格戴“红卫兵”袖章，穿旧黄军装和旧呢子中山装，耀武扬威的只有我们大院里的人，他们只有羡慕和崇敬的份。取缔“联动”后，红卫兵的威信大降，紧跟着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高度评价，工人阶级的地位猛然拔高，毛主席不再相信红卫兵，他们便又开始猖狂起来，根本就不把我们院的人看在眼里了。
清晨，天蒙蒙亮，那帮孩子聚在“长航新村”一侧的空地上举杠铃、玩哑铃，倒腾累了便跑到我们新村来偷住户的牛奶喝。说是偷，其实就是明拿，你看见了也没办法。那时的牛奶都是瓶装的，订户自己做一个小木箱子钉在自家大门外的墙壁上，防不胜防。再到后来，他们以“反对特殊化”，“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名义，在大人们的支持下索性将新村的围墙全给拆光了，楼房之间失去了屏障。于是，大家发现，寄来的信大多残缺不全，不是没了邮票，就是少了里面夹带的东西，或者干脆连信都失踪了。从此，大多的住户不再订奶，连寄信的地址也改了。
别看“长航新村”那些陋旧拥挤的房屋内都住着血统很正的工人，其实里面也有不少深藏不露的大人物。上海解放前夕，一些来不及逃跑的国民党军官和流氓帮会头目隐名埋姓地潜伏了下来，混迹在工人中。运动开始不久，“长航新村”紧挨着我家的那栋楼里就揪出个国民党军长来。后面那栋楼还抓到过“青红帮”的大头目。一般批斗大会就在楼前的一个大大的空地上召开，一到晚上，象开晚会似的热闹非凡。场地上竖起几根粗毛竹，接几只高音喇叭，拉条横幅，挂上汽灯，黑压压的人群围着。每到此时，“长航新村”的那帮孩子是最开心，最活跃的了，他们又有新鲜节目可看了。
父亲被打倒，那帮孩子是最先知道的。我独自走过“长航新村”的时候，他们蜂拥而至，向我飞扔石子。他们还常常通过我家厨房阳台上铁栅的空隙往里投扔垃圾、石块，有时还会扔进一些死猫、死老鼠进来。寂静的夜晚，会突然响起踹门砸窗声，待你去看，人早跑没影了。寡不敌众，众怒难犯，我只能忍耐着采取躲避的方法。这些事我不敢告诉父母，怕他们担惊受怕。
对此，我是又恨又怕，也起过血心。在没人的时候，我磨亮了菜刀，准备了铁棍，以备不时之需。他们见我怯弱，更是变本加厉，竟然在大白天呐喊着翻过我家的院墙，当面抢走我心爱的蟋蟀罐以及小鱼缸，这些都是我用来消磨时光的精神寄托了。我红了眼，却敢怒不敢言，担心累及已经受审查的父母。为此，我抹过泪，为自己的无助和无奈伤心。
我终日提心吊胆地生活着，时常怀念过去与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的情形，我们曾经一起乘凉讲故事，一起去郊外捉蛐蛐，一起游泳、踢球，一起上学做作业。我们院子里也曾有一大群孩子，别人也不敢轻易来招惹我们┅┅。美好的少年时代，瞬间的支离破碎，那样的日子给人的感觉便似坠入冰窖，眼前只有绝望与寒冷。一个"牛鬼蛇神"的子女，长大了也只能是一个"牛鬼蛇神"，谁敢与你为伍？谁还愿与你为友？当遭受凌辱的时候，根本就不会有人来同情你，不会有人来帮助你，人心变得冷酷残忍，世界变得毫无希望。
那段时期是最难熬的，同学们之间没有来往，邻家孩子也没有来往，父母亲被隔离了，我关紧门窗，独自待在家里。我不敢到室外去生煤炉点火，那帮小子会过来一脚踹翻的。煤炉基本上都是用完了后用湿煤封上的，偶尔熄火了，便在屋子里生火，弄得乌烟瘴气，呛得人直咳嗽。我很少外出，非得出门不可的时候，先到厨房阳台上透过遮挡物缝隙确定外面没人了才匆匆离去，去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即便有时父母回家，也是让我去买东西，他们不想出门受辱。
我习惯了一个人玩，大多的时间就伏在桌子上画画，画一些打仗的场景。有时，我还会仔细地将这些画用剃须刀在纸上雕成刻纸。或者，坐在阳台上默默地用菜刀削柴禾，做手枪和弹弓，这样一坐就是半天。尽管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极其茫然的，但潜意识让我相信：长大了，这些我想做的东西以及我想象出来的画面将不再会是木头的或者虚拟的。我骨子里不断地积蓄着叛逆的情绪，幻想着种种报复行为的实施。假如文化大革命不是那么早结束，按照我成人后的秉性，一定是会报仇杀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