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夏朝的“家天下”可能并不是后人理解的“家天下”，那时的人们可能也没有认识到从“公天下”到“家天下”需要一整套全新的权力继承办法，在技术上处于新老办法混用的初级阶段
传统文化中，老祖先把“家天下”当作君主制度的基本标志，将夏启看作君主制度的原创，将 “公天下”变为“家天下”看作君主制度的发端。在政治技术层面，这极有道理。
此前的部落社会中，部落联盟的首长并非金口玉牙、一言九鼎，也就没有权力指定继承人，而是由部落联盟会议公推公选，“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实行的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远古民主选举制度——禅让制。世世代代炎黄子孙无限向往的“公天下”、“天下为公”、“大同社会”，应该就来自对这种遥远社会实践的反复解读。
也就是说，我们的老祖先是把最高权力的产生、继承办法作为区分君主社会还是领主（宗主、部落）社会、家天下还是公天下的主要标志。
至于老祖先是不是错了？这种区分办法与单一的所有制区分办法是只能一个有道理，还是两个都有道理？二者是否矛盾？是只能你死我活、你存我灭，还是可以多元共存、和谐共生？是权力决定财产还是财产决定权力？有机会可以另行讨论。
但是，老祖先曾经长期坚持这种从自己的实践中产生的区分办法，而且这种办法不是任何西方理论的产物，也没有和任何西方理论相结合，这一点，应该没有疑问。
何谓家天下呢？
父传子。
《三字经》的概括堪称精炼、准确、明白。但是，这是很久以后才总结出来的，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开始实行家天下的时候只有一个大概的基本主张而没有详尽的具体办法、只有宽泛的概念而没有严格的规范。
大约4200年前，夏启把公有的部落联盟最高政治权力强行留在了自己家里。其原因主要的可能是两点：
一是其父大禹成功治水积累了较高的政治威望。到治水的后期，大禹已经能够杀死开会迟到的诸侯了。因为开会迟到，就把人杀了。这也太厉害了。和大禹之父因治水失败被部落联盟会议处以流放、然后死在流放地相比，显然是从重处理、严厉打击了。这意味着，大禹虽然还是部落联盟首长，但却已经掌握了从重还是从轻、从快还是从缓、从严还是从宽的决定权。他的权力，已经比之前的部落联盟首长尧、舜大得多了。
二是大禹在长期大规模的治水实践中曾经掌握大量公共财产的处置权，能够出以公心，赢得了人们的信任。传说中颇为突出地讲述他“三过家门而不入”、“不治宫室”，即没有把公家的东西拿回自己家里、没有大搞楼堂馆所以借机中饱私囊、没有贪图享受等以权谋私的行迹。在远古洪荒时代，这是民众评价统治者的基本标准。那时还没有什么主义、制度、意识形态，只要不把公家的东西拿回自己家里、不贪图享受就行；如果再能好好干活儿，那自然更好。大禹符合这两条，他就是圣王。大禹不错，他儿子自然也不错。
也就是说，夏启是借助其父“公天下”所积累的政治资源而实行了“家天下”。
一般并不认为夏朝已经是君主社会，笔者也不这样认为，这里也不做展开。但君主社会的皇位继承办法是从这里发源的，需要简单分析一下夏朝的权力继承办法。
解决一个问题的办法，一般是由面临的主要问题决定的。世界上大概没有十全十美的办法，越是自吹为十全十美的办法，潜在的漏洞、后遗症可能就越大。
讨论夏启开始实行的“家天下”制度，或需要明确一个前提：夏启当时可能不一定知道这是一种新的制度，更不可能知道这将是一种传之后世的基本制度。他在部落所有制的环境中出生、成长，不大可能一下子就具备后来那样严格、规范的家天下的观念。
部落联盟的最高权力——部落联盟首长——亦即远古圣王的位子，是在各部落首长会议民主选举基础上的禅让制，是在和平的政治环境中、以一种颇具君子之风的办法进行的，无论下台的上台的，都颇为体面，从来没有人因此打起来。因为没人去抢——最可能的原因是根本不值得一抢、甚至极可能是个苦差事——都是等着别人让，也就打不起来。
夏启是第一个把部落联盟首长的位子强行留在自己家里的——最可能的原因是已经值得强行留下了，甚至极可能已经成为美差、肥缺——事实上可能是第一个动了抢的人，可能是强权政治的创始人。
有动抢的人，就有被抢的人。此人就是大禹的助手、部落联盟早期选举的继承人伯益。
于是，夏启和伯益便率领各自的部落打了起来。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争夺公有政治权力继承权的战争，影响极为深远。
兵者，诡道也。伯益却是个老实人。掘井，这个在远古时代成功扩展了炎黄子孙生活领域的技术，据说就是他发明的。与仰起脖子来等着天上下雨、趴在小溪边喝现成的等技术相比，这显然是个勤劳致富的老实办法。对于老实人，最有利的政治手段惟有事先定好办法、大家照着来，不要打起来；一旦打起来，老实人往往赢不了。
于是，伯益输了，夏启赢了。
据传说，夏启能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部落首长们大都倾向于他。这或可以理解为后期的选举。也就是说，夏启和伯益的矛盾，可能和远古的选举制度不规范、档期拉得太长、形成事实上的一次选举定终身、不能及时反映政治变化有关。
至于这次战争到底是公理战胜还是强权战胜、是人心向背的胜利还是一己私欲的胜利？仅就传说的史料，很难判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从此，公有的政治权力开始走向私有了。
因为是公有的、抢来的，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被人夺走。技术上的办法只能服从这一最高原则，谁有能力把权力稳定在咱家——无论是兄弟、子侄还是同一宗族的兄弟、子侄——谁就继承权力。
夏朝这种权力继承办法的技术特征是：把政治主张直接当作政治技术、当作具体办法，缺乏严格的规范，随意性太大。这个办法对外是好的。有人胆敢来抢，那就是全家男女老少齐上阵，包括整个姒姓宗族的人都会上阵。但对内有问题。兄弟、子侄一大群，谁都有继承权，必然出问题。
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政治技术上的随意性反过来导致政治主张的随意性。谁坐了王位，谁就掌握了政治主张的解释权。某个兄弟坐了王位，便将家天下解释为兄终弟及；某个儿子坐了王位，又解释为父死子继。这样形成的，只能是强权政治。无关的人，只能是做墙头草，哪边风大哪边跑，坐王位的人说什么是家天下大家也跟着说什么是家天下。
所以，夏朝的王位继承并没有后世那样的一定之规，有兄弟、也有子侄，甚至还丢失过一个时期。夏启之后是其子太康继承。太康干得不好，就被有穷氏的后羿取代了。后羿和伯益是同一（部落）宗族，应该算是远房亲戚，其中或许有一个更为古老的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故事也说不定。此后一个时期，部落联盟首长的权力已经不在夏后氏的范围内。夏启的后人们只是他们那个部落的首长，并不是部落联盟的首长。双方之间不断斗争。到少康时，还被迫跑到外祖父的部落去给人家打工，后来娶妻成家，重新发展起来，“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把整个夏后氏部落的力量重新集中起来，才又夺回了部落联盟首长的位子，并传承下去。夏后氏可能是当时最大的部落，只要有一个各部落能够接受的首长，部落联盟的首长就还是得由夏后氏担任。
这一过程表明，夏朝的家天下并不稳定。并非只是大禹的嫡系后人有继承权，甚至也不是只有夏后氏的成员才能继承。由谁来代表各个部落出面担任部落联盟首长，决定权主要的还是在于各个部落的民众。
《夏书?五子之歌》有这样的记载：
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返。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这本书据说是后人杜撰的，杜撰大概也是根据传说，不会一点影子也没有，我们就当传说好了。传说中太康是个玩家，打猎居然能够一口气“十旬弗返”。后来前苏联的最高统治者斯大林都知道不能轻易离开首都，太康居然百余天不回来，自然就回不来了，老爹传下来的权力也被有穷氏夺走了。
有穷氏后来又丢掉政权的原因，《左传?襄公四年》明确认为是：
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
没有人认为《左传》也是杜撰，但这段话应该也是来自传说，我们也应该当作传说。传说中影响夏朝权力继承的诸因素中，最重要的力量仍然是“民”、是“人”。也就是说，这时虽然已经是“家天下”，但远古民主选举制度的影响还是很大，统治者还没有力量完全左右“民”、“人”的意愿。
其原因，主要的应该在于远古部落制的社会结构。部落，是远古人民以血缘为纽带群居、以血缘为纽带共同劳动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基本社会单位。每一部落，都享有自己来自共同血缘的、来自共同劳动的、天然的、已经成为习惯法的政治权力。家天下虽然已经开始剥夺这种权力，但只要这种社会结构不变，这种权力是很难真正拿走的。因为，此时的家天下也建立在这种社会结构之上。
有专家认为，便是在少康之后的继承中，既不是后世那样的父传子，也不是后世那样的兄终弟及， 而是由部落联盟会议在夏后氏有继承权的兄弟、子侄当中推选。也就是说，夏朝的权力继承极可能是“公天下”和“家天下”相结合的办法。部落联盟会议和各部落人民不可能那么痛快地交出自己的权力，夏后氏也不可能已经具备那样绝对、稳定地高踞于各部落人民之上的统治力量。后来之所以被解释成为一起步就很规范的“家天下”，大概是为后世的“家天下”寻找合法性渊源的需要。
有一个推测，不一定对，又觉得有点道理，姑且敲在下边以求教方家：
夏启的“家天下”极可能并非后世那样的“家天下”。因为，直到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所谓的“家”，还只是指诸侯有国、大夫有家的那个大“家”。这一点是有可靠史料的，不是传说。夏启那个时代的家，只可能比这个大，不可能比这个小，应该是指一个氏族、甚至是一个部落，类似20世纪初某些少数民族中还存在的那种“家”。后人概念中的、在内涵上和编户齐民的“户”相重叠的、现代人不言而喻的小家被称之为“家”，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因而，夏启的家天下，应该理解为远古的大家——氏族、部落——的家天下，而不应该理解为后来由直系亲属组成的小家——户——的家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