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周的革命由政治革命扩展为社会革命，将部落制社会改变为宗主制基础上的诸侯制社会，“父死子继”顺理成章地出现了
由夏启到成汤，远古社会漫长的政治革命将部落联盟改变成为了王朝，依靠聪明睿智、勤劳为公执政的圣王（部落联盟首长）们终于被手持大斧的武王们取代了。但这只是一场政治革命而不是社会革命，社会还是部落社会，不过是由“万国”而变成了“三千诸侯”。当然，部落数量的变化无疑又表明社会已经在变化，是一个在变化中的部落社会。
革命这个概念近代以来被升华、神化了，一般都是在社会制度变革的意义上理解。最初的革命远没有后来那般神圣，其领导人们，像夏启、商汤、周武都未见得意识到是要进行一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制度变革。例如周武王，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找商纣王报仇。所谓制度变革只是后人论史，他们当时只是解决面临的、必须解决的问题而已。理论化、格式化的解读历史，极有可能不知不觉地远离了历史、不知不觉地靠近了理论和格式，然后就会越来越多地感觉历史不对劲，似乎是历史错了。
周武王的革命最多只是一场政治革命，并没有改变部落制的社会制度：
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乃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事，作武成。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襃封神农之後於焦，黄帝之後於祝，帝尧之後於蓟，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於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鲁。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鲜於管，弟叔度於蔡。余各以次受封。
翻成白话是：
将遗留下来的殷人封给商纣的儿子禄父。武王因为殷刚平定尚未稳定下来，就命他的弟弟管叔鲜、蔡叔度辅佐禄父治殷……而后罢兵西归。一路巡行诸国，记录政事，做了一篇《武成》。分封诸侯，并分赐宗庙的彝器，作了《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圣先王，于是褒扬并封神农的后人于焦，封黄帝的后人于祝，封帝尧的后人于蓟，封帝舜的后人与陈，逢大禹的后人于杞。然后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的功劳最大，得到最高的封赐。封师尚父于营丘，国号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国号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封弟叔度于蔡。其他的各依次受封。
专攻商周史的徐喜辰教授认为，《史记》的这一段记载有误。他综合分析相关史料后提出，这里的大多数都是武王死后、周公平定叛乱之后分封的。例如营丘原来的部落首长曾经参加了反对周王朝的叛乱，姜子牙封于营丘也就只可能是平定叛乱之后的事情。
无论如何，武王此时的分封，都仍然是在部落制范围内的分封，是文王时代就已经开始的、在扩张过程中的分封。显著的标志有二：一是将“殷之余民”仍然封给了商纣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们实际权力可能很大，史称“三监”，但制度位置只是“相”；二是武王完事以后 “罢兵西归”，仍然回到了自己部落的土地上。概括而言，武王伐纣并没有破坏传统的部落所有制。
或是有意或是无意，在秦始皇之前第一次破坏了传统的部落所有制、将华夏民族社会推进到诸侯制阶段的是周公。推动他这样做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王位继承这个老难题。
在周部落范围内，这个老难题在古公亶父的时候就比较明显了。
古公亶父是周部落的早期领导人（部落首长、王），周文王的爷爷：
古公亶父复脩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於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翻成白话是：
古公亶父继续后稷、公刘的事业，做了许多好事，部落的人都拥戴他。薰育、戎、狄族人来进攻，为得是获得财物，就给了他们。过后又来进攻，想要获得土地和人民。人民都很愤怒，要武装对抗。古公说：“人民拥立君主，是让君主为他们谋利益。现在戎狄来进攻，是为了得到土地和人民；人民属于我和属于他们，有什么区别呢？让人民为了我而去打仗，那等于是杀了他们的父子以做他们的领袖，我不忍心那样做。”于是就和自己亲近的部属离开豳地，渡过漆、沮二水，越过梁山，定居于岐山下。豳部落所有的人扶老携幼，全数又都归附古公于岐山下。其他部落的人风闻古公仁爱，也多来归附。这时，古公扬弃狄戎的习俗，营建城池宫殿房屋，将人民分邑落居住。人民都歌颂它，颂扬他的德业。
古公亶父认为，“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
这个古公亶父，并不把民看作自己的附属品，能够承认民的独立性，这样的胸怀真是不得了。在我国漫长的古代历史上，这样的君王似乎绝无仅有，大多数都是把民看作自己家的财产，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严格管理、一个也不许跑掉。后人可以在几乎所有君王的言行当中或多或少、或轻或重、或长或短的看到民的位置和作用。但那是以民为本，是以属于我的民、依附于我的民为本，和以人为本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价值体系。古公亶父的观念中，或就潜藏着中华文明最珍贵的基因，或就是以人为本的最基本的渊源。
古公亶父虽然胸怀宽广，继承问题对他也仍然是难题。他有三个儿子，说是小儿子有种种成为圣王的迹象，或也可能是像所有的父母一样喜欢小儿子也未可知。总之，他很明确的表示出了传位给小儿子的愿望。史书上说，他有两个愿意委屈自己而成全父亲的好儿子，跑到蛮荒之地的南方“纹身断发”作了“野人”，等于把王位让给了弟弟。可是，在三千多年前的社会条件下，一口气从陕西跑到江浙一带，且再也未回来，是礼让还是逃亡呢？实在难说啊！
周武王伐纣胜利之后很快就去世，继承成为周公面临的主要难题。他尽管没有敢直接当王而只是摄政、辅助成王，但还是立即遭到了弟兄们的强烈反对。
文王的另外三个儿子、武王和周公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他们与两位远走蛮荒之地的伯父不同，他们不仅有血缘上的权力，更有政治上的权力。武王对三人的安排表明，他们又一定是在伐纣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将领。打江山时的功劳，这是坐江山时最重要的政治资本。所以，他们不仅没有向两位伯父那样礼让或是逃亡，而是毫无禁忌、不惜和商纣王的后裔武庚、禄父以及东方诸部落联合起来兴兵造反、发动叛乱，要讨个公道。
于是，武王的弟弟们打起来了。以周公、召公为代表的统治者为一方，以管叔、蔡叔、霍叔为代表的造反者为一方。传说中文王的儿子很多，其余的儿子们应该也分拨参战了，只是没有留下名字而已。
这是一场比推翻商王朝还要惨烈的战争。时间长：一打就是三年；伤亡大：《诗经?破斧》篇有概括的记载。这是内战，不像伐纣战争其实就是牧野鹰扬、一战定天下，更不像伐纣战争那样“纣师皆倒兵以战”、“盖杀者非周人，皆殷人也”，也不像伐纣战争那样、周人居然“无立功受赏者”。
内战，对社会的破坏从来就是最深刻、最广泛的。三年战争无疑较为彻底地破坏了部落制度。尤其是中原、东方地区的部落首长们跟着造反，下场无非是或死、或降、或亡。战后这些地方的土地和人民在统治者看来，就如同多尔衮进关后认定明朝皇亲、官宦们原来的土地那样，都是“无主荒田”。这样一来，这场内战就较为彻底地颠覆了远古自然形成的部落所有制度，也就为周公解决“兄终弟及”的难题提供了条件，从而形成了对后来中原社会影响深远的宗主制基础上的诸侯制。
周公大获全胜后的分封本质上是论功行赏，但又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大锅饭，否则还会有人觉得不公道带头闹事。这一次分封后形成的较大的诸侯国，大概有50——70个的样子。原来周部落的成员，全部成了贵族——天子、不同等级的诸侯、大夫，包括那些手持长矛在战车上冲锋陷阵的战士，也成为了最低一等的贵族——有自己的土地和人民的士。这样全族的鸡犬升天，除了三千年后的满族进关每个八旗兵丁都获得了一份土地外，再也没有过。
通过这样包括所有人在内的论功行赏、大规模分封，周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终于稳定下来了。
周公，在无意之间完成了一次颇为彻底的社会革命。传统的部落所有制被新兴的诸侯所有制取代了，土地和人民由原来的部落所有变成了天子、诸侯、大夫、士的贵族所有。如果用现代政治经济理论解读，就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私有化。
周部落的贵族们纷纷驾着战车趾高气扬、威风凛凛、得意洋洋地到了自己的封地都才明白，等待着他们的是那些被征服的部落成员、已经属于他们的子民们普遍的“不服周”。是啊，自己祖祖辈辈开田而耕的土地突然改名换姓了，自己也突然成了别人的子民，搁谁能服呢？“不服周”，是当时社会底层的普遍情绪，不会只是在荆楚一代，只是叫法不同罢了。中原民间话语中的不服气，焉知原本不是“不服齐”？！
《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了姜子牙在自己的封国所遭遇的长期“不服齐”的困难：
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於齐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
太公至国，脩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都营丘。
翻过来是：
武王已灭商而君临天下，封国师姜太公于齐国营丘。太公东行就国，慢慢地走，途中宿于旅店，迟迟而行。旅店的人说：“我听说时机难得而易失，你客居途中又很安心，实在不像是赴国上任的人。”太公听了就半夜穿衣上路，天将亮的时候到了封国。正好遇上莱侯率队伍来攻打，要与太公争夺营丘。营丘和莱国相邻，莱人是夷族，恰逢纣王的乱行和周初定天下，未能和集远方，所以来和太公争夺。
太公到了齐国，修治政务，依照当地风俗简化礼仪，开放商工各行业，加上鱼盐的利益，人民多归向齐，齐的地方逐渐扩大了。周成王即位时年纪小，管叔、蔡叔作乱，淮夷叛乱，乃使召康公命令太公说：“东到海，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关，北到无棣，在此范围内的五等诸侯、九州方伯，若有罪，你都可以征讨他们。”齐国从此获得了代天子征讨的权力，成为大国，建都在营丘。
便是不考虑姜子牙受封的时间问题，通过这一段记载，我们仍然可以获取这样一些信息：
姜子牙最初的封地仅仅是营丘而不是后来的齐国，或者说最初的齐国仅仅是营丘而没有后来那样大的地盘；
他进入齐国很像后来的日本鬼子进村，是“悄悄的”进去的，还多亏店家提醒；
进去之后立即遭到了当地土著民的主动反抗、争夺；
经过周王朝内战后的大规模分封，他的封地才扩大为后来的齐国；
周王朝内战后，齐国内部又经过“征伐”才稳定下来。
从营丘一地到后来广大的齐国，该有多少土地和人民改名换姓？人们又如何能够服“齐”呢？
声名远播、实力强大的姜太公在齐国尚且如此，其他诸侯贵族们在自己的领地就可以想见了。
徐喜辰教授有一段话说得很透彻，有助于我们认识当时社会：
周初的分封是一种武装驻防事业，其目的主要在于作为王室的助手，以监视被征服的各族人民，实际上它具有武装部落殖民的性质……所有新建的封国大都是以少数周族奴隶主贵族统治多数被征服族人，其土既非周人所有，其民也与周人不类，这些新来统治者的地位，如果没有坚强的武力作其后盾是支持不住的。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
在这样的时候，对于周部落的成员们、对于这些刚刚成为贵族、对于这些突然有了自己的土地和人民的幸运儿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呢？
父死子继。
只有这种办法才能把自己的权力在法律上确认下来，把受封的土地和人民一代一代传下去，世世代代坐享富贵。
父死子继，看起来解决的是继承问题，是政治制度，其实解决的是所有制问题，是经济制度。
这一点，和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诏令全国“使黔首自实田”颇为相似，且都导致了全社会的制度变革。但是，其动力不是民族、国家利益仅仅是本部落（封国）的利益，不是为变革制度而变革制度，仅仅是当时政治的需要。
于是，“父死子继”作为普遍适用——从周天子家到从战车上下来的士家一律通用——的继承办法，被全社会接受了。普遍的“父死子继”又维护了周天子的 “父死子继”。如果仅仅适用于天子一家，这办法大概不可能成为制度。
但是，且不要把周公当作一个只知武装殖民、暴力镇压的鲁莽汉子。真要是那样，他也不过就是一个早期的秦始皇、隋炀帝那样的独夫民贼，根本不会有后来那样崇高的历史地位。周公不仅考虑了周部落成员的利益，也考虑了各地土著居民的利益，最有代表性的办法是：在以商族后裔为主的鲁、卫两国“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在以夏族后裔为主的晋国“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所谓“商政”、“夏政”，应该是指这些土著居民习惯了的旧的社会管理办法；所谓“周索”、“戎索”，自然是指这些土著居民长期使用的丈量土地的方法。周公显然没有像秦始皇那样统一度量衡，而是实行了原始的一国多制。
诸侯制+原始的一国多制，这应该是周王朝能够长期稳定下来的深层原因。古话说，姜子牙兴周八百年，恐是不甚准确。真正兴周八百年的是周公，是这一套能够使所有人都各得其所的办法。
周公为人似乎也不矫情，该自己得的他也不客气。他虽然是低于周天子的执政，但有自己的封国；虽然是和弟兄子侄一样的诸侯，但又是高于他们所有人的王朝执政者，且世世代代如此——和大家一样“父死子继”。
别的贵族当然也能“父死子继”。例如，秦的首领在自己的土地和人民中间是诸侯，在周王朝的职务就只是赶马车的——那时也是比较重要的职务；楚的首领虽然扬言不在乎中原的那一套，其实还是对于自己在周王朝执戟卫士这样的职务不满意。
这种安排能够实现，主要的可能并不是周公的心计，还是缘于他的功劳最大，且又提出了“父死子继”的继承制度——使所有周部落成员都能世世代代坐享富贵——真正功德无量啊。
周公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好名声，应该是从这时开始而延续下来的。所不同的是，当时的人们赞扬周公是为了实惠，后来的人们则是为了理想或只是人云亦云。
对“父死子继”的如此解读，是笔者研读古代史的重要心得之一。希望能够听到不同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