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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建设部长的汪光焘，可能再也没有想到，在他担任部长的最后几个月的时间里，竟然会被总理温家宝“点名”，陪同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和东亚峰会，并对新加坡进行正式访问。

　　更可能令他意料不到的是，就在这位部长十七大期间刚刚说过“中国的住房和房地产制度改革是很成功的”，并声称城镇人均住房面积离小康水平只差两三平米，以及不认同现在“房价高到老百姓买不起房”等“高论”不久，温家宝总理就在新加坡当着他的面，直言不讳的说：“近些年来房价上涨较快，人民有很大的意见”，“老百姓总告诉我：不要忘记房价”。同时，还对部长所说的“人均住房面积”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

　　似乎是“特意”对汪光焘的“房改成功论”要给一个“说法”，温家宝在讲话中毫不掩饰自己的“忧患之心”：“如果提起人民生活，我最为关注的是住房问题”。

　　不过，最令这位部长可能“深感不安”的，还是总理点他到新加坡陪访“取经的重点”，竟然就是叫这位建设部长学习新加坡是如何搞他们的“经济适用房”——组屋的。

　　和新加坡向85%的国民提供组屋相比，目前中国城市中“货真价实”的经济适用房，仅仅只占中国城镇住房实际供应总量的百分之几，而且还只“面向”特定的“低收入者”。而把购买经济适用房从普通市民的“权利”异化成只有极少数的低收入者才能享有的“保障房”，正是这位建设部长上任一年多后开始推行的“房改新政”的“最突出的政绩”。

　　在新加坡，温家宝总理所说的 “经济适用房大多数是面向中产阶级的” 一句话，犹如一枚威力无穷的“核爆炸”，使建设部多年“处心积虑”为缩小经济适用房的供应面所构筑的所谓“低收入”的高门槛，顿时“灰飞烟灭”。

　　实际上，就是在不久前出台、也是由建设部起草、并被某些无知媒体称之为“新一轮房改”的24号文件（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中，还有专门的一段对经济适用房的供应对象“严加规范”。

　　按照该文件的说法：“经济适用住房供应对象为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并与廉租住房保障对象衔接。”也就是说，只有住不上廉租房的低收入者，才能有“资格”买经济适用房。该文件还严格规定，经济适用房“建筑面积控制在60平方米左右”。这和温家宝总理在新加坡所说的“经济适用房户均面积９０平方米是比较适当的”，正好形成截然不同的对比。

　　温家宝总理在新加坡对中国住房政策所说的这些“石破天惊”之语，可谓是真正开始吹响了中国住房模式新革命的号角。可以说，这是十七大后，中共在社会民生建设发展上的认知和实践的一个重大突破。

　　不再回避老百姓感受最深的最突出的社会民生问题，忧民之所忧，解民之所难，至少在住房方面的治国理政上，开始出现了扭转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所说的“党的执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对改革发展稳定一些重大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不够深入”的发展趋势。

　　在当今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似乎一直有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几乎年年都要出台一系列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期望解决被民众称之为“民生新三座大山”之首的高房价及买不起房的问题；另一方面，在这年年的房地产调控之中，市民怨声载道的高房价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矛盾愈发尖锐突出，房价疯涨的累积效应，甚至使普通百姓连“房奴”也“做不起”。

　　中国的房改和房地产市场调控，似乎走进了一条“死胡同”。不仅是普通百姓，就是不少官员自己也“相当迷糊”：解决中国城市住房问题的根本之策究竟在哪里。同时，这也不可避免的使人们对政府在住房上的政策和行政“作为”产生怀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温家宝总理在这次的新加坡之行中，打破一些利益集团设定的“条条框框”，旗帜鲜明的提出“经济适用房大多数是面向中产阶级的”，“经济适用房户均面积９０平方米是比较适当的”等住房政策上“革命性”的纲领口号，标志着中国的住房政策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正在出现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转折”：在政府的最高领导层中，正在酝酿住房模式天翻地覆的变革；由开发商主导的垄断暴利开发模式，重新回归到以经济适用房为供应主体的住房模式中来。

　　之所以说是“重新回归”，是因为早在1998年开始实行的“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其中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 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

　　九八年公布实施、被称之为房改纲领性文件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一般简称23号文）就明确规定：“对不同收人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最低收人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 的廉租住房；中低收人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 房。”当时的建设部对全国城镇“最低收入、中低收入和高收入”的家庭的比例，有一个大致的算法，就是城镇居民中，高收入者和最低收入者各为10%左右，其余的80％的家庭都属于“中低收入者”，也就是说，城市中八成左右的家庭，都有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权利。照此推理，在整个住房供应结构中， 80％的居民住房应该是经济适用住房。

　　实际上，国家和政府向绝大多数家庭提供经济适用住房，即是百姓接受这项关系切身利益最大的新的住房改革的基础和条件，也是政府推行城镇房改时对城市居民所作的基本承诺，是房改的“政策底线”。从这方面来说，没有经济适用房，房改就没有“立身之本”。否则，国家要把想数以亿计的城市居民，从过去的住房靠“公家买单”推向到市场自己购买的住房改革，就无从谈起。

　　也正是因为这样，当时还是副总理的温家宝，再三高调力挺经济适用房。早在1998年全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和住房建设工作会议上，温家宝就向与会者特别强调：“建立新的城镇住房供应体系，重点是大力发展经济适用住房。这既是这次房改的重要目的，也是房改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

　　他语重心长的告诉与会者：“中低收入家庭是目前城镇家庭的主体，发展经济适用住房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是实现本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的重要条件。”他要求各级地方政府“要努力提高住房投资中用于经济适用住房投资的比重，加快经济适用住房的开发和供应。”

　　2000年12月13日下午，温家宝在在听取建设部工作汇报后又一次强调：“住房建设，有两点需要明确，一是以经济适用住房为重点的住宅建设的方针、政策不要轻易改变；二是经济适用住房建设也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办。”他告诫建设部的领导，“加快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对改善居民消费结构，扩大住房消费，平抑房价，防止出现新的房地产过热，有重要作用。”政府高层对“经济适用房”的基本立场和“钟爱”，也体现在国家发展的战略大纲上。在国家第十个（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计划纲要中，在提到“重点改善居民居住和出行条件”时，特别强调“加大以经济适用住房为重点的住房建设力度”。

　　但很不幸的是，随着建设部长的“换人”，作为继任者的汪光焘对经济适用房采取的是一条“步步紧缩”的“打压路线”。正是在他当建设部长的这几年时间里，中国众多城市的房价翻了好几番，房地产也成为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最多的、必须进行“严格调控”的重灾区，居民的住房消费，也被高房价压迫到只有正常需求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城镇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甚至比九八房改之初还下降了1个多平方米，城镇居民的住房小康，更是变得遥遥无期。

　　七年前温家宝对建设部告诫中所担心出现的“高房价、低购买、热市场”等问题，不仅在当今的房地产市场“应有尽有”，而且已经疯狂到极致的地步。住房问题，也“一举成为”压迫民生的“新三座大山”之首。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是温家宝一再强调的经济适用房的缺失。

　　由于政治文明建设的滞后，公众缺少对权力和资本的制约能力，使经济适用房这项关系中国数亿市民最大利益的“利民之举”，从一开始就在不少地方、尤其是一些大中城市被“空挂”。对于大多数市民来说，这些来自于中央的最大的“利好政策”，早已被不少地方的官员“贪污”得“无影无踪”。

　　到了2003年8月，由于房地产“铁三角利益集团”的影响，这项“空挂”多年的最大的利民之策——向普通市民提供经济适用房，干脆被建设部起草的18号文件修改“调整”为“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而经济适用房则被重新定义为只是“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被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实际连供房结构中的10%都不到）。

　　而被“房改新政”赶出“经济适用房大门”之外的普通百姓，要想购买住房或改善住房条件，只能成为开发商利益集团的暴利宰割下的“俎上肉”。当普通百姓要实现住房的刚性需求，只能迈上成为开发商垄断暴富“牺牲品”这“一条道”之时，中国的房改和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据了解，就是2003年房价还没有完全暴涨之时，同样的房子，商品房要比经济适用房的价格高出三分之一甚至更多。也就是说，一套100平方米左右的商品住房，如果居民买到手的是经济适用房，那至少比到房地产市场买普通商品住房少花十几万元。这就是巨大的“政策威力”。难怪不少普通的市民对经济适用房的如此“短毛”都心疼得长叹短吟，真可谓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百姓泪满襟”。

　　有人说，廉租房可以使政府在住房保障上大有作为，殊不知它最多也只能“保障”5%的“最低收入者”。而所谓的“普通商品房”，建设部官员的极为乐观的估计就是“30%人买得起”（实际上扣除炒房者和多占者，买得起商品房的家庭20%都不到）。现在的问题是，除了这最富和最穷的30%外，其余70%的城市家庭的究竟到哪儿和怎样才能买得起房，改善住房条件，实现住房小康。

　　所以，温家宝总理的“经济适用房大多数是面向中产阶级的”之语，可谓是把芸芸众生，从开发商的高房价及房地产“铁三角”的垄断暴利市场的“虎口”之中“解救”了出来，使走向“死胡同”的中国房改，重新被拉回归“住房小康”的阳光大道。

　　经济适用房的灵魂就在于，它是现在唯一可以使普通百姓买得起房的住房供应模式。按照政策，经济适用房用地由国家划拨，利润率必须控制在3%以内，各方面的税费也要减免。零地价，微利性和低费税，构成了经济适用房的三大基本属性。和开发商无法无天的房地产暴利和房价高到“不好意思”相比，正宗的经济适用房至少比现在高房价下降一半左右。
试想一下，如果城市八成左右的市民都可以“有资格”买到比现在便宜一半的经济适用房，还有多少人会成为豺狼虎豹般的掠夺公众财富的开发商的“猎物”！普通百姓买不起房的“沸腾民怨”又怎能不“烟消云散”！高房价这座最沉重的“民生新三座大山”，又还能“坚挺”几时！失去了“中产阶级”和普通市民的市场，加上中国先富阶层的住房消费日趋饱和（他们中的大多数早已“住房现代化”），靠垄断暴利发家暴富的开发商模式，离“整体崩盘”还会很远吗！
所以，向中产阶级及普通百姓提供经济适用房，抓住了当今中国城市社会住房的主要矛盾，是解决住房问题的根本之策。